将近四分之一的参与问卷调查的生物医学专家承认，他们长期受到动物权益保护主义分子的骚扰，《自然》杂志的一项问卷调查解读了由此产生的影响
动物实验面对的是一个特殊的伦理挑战，上述的这些动物是实验室的“常客”
事件回顾
在以往的五年内，动物权益保护主义者犯下了一连串的暴力袭击事件。2008年2月，加利福尼亚圣克鲁兹一位身患乳腺癌的生物学家的丈夫在自家大门前遭到殴打；同一个月，比利时哈瑟尔特大学的生物医学研究所遭到焚烧；2009年夏，前任诺华制药公司首席执行官魏思乐的家族墓地被一群过激分子毁坏，他的度假屋也被付之一炬。
根据这次参与《自然》杂志问卷调查的近1000位生物医学工作者的调查结果，显示了动物保护主义激进分子的影响具有广泛性。虽然极端案例不多，而且在过去几年中其发生率也不见增长。然而，将近1/4的被调查者认为他们或是他们所熟悉的人一直受到动物保护主义者的骚扰。
90%以上的被调查者认为，在研究中使用实验动物是必不可少的，但从中也突显了他们在此事上的一种复杂情感。其中16%的动物研究人员对此有恐惧心理，尽管大多数的研究人员感到将这些忧虑与同事聊聊并没什么，但在公众场合就没这么轻松了。70%以上的人认为，由于在看待动物上的观点不同，使得他们即使有什么好的主意也难以启齿。但几乎1/4的被调查者认为，他们所在的研究机构应该给他们提供相应的培训，包括对动物研究的重要性进行必要沟通。
措施严厉
在以往十年中，美英两国都制定了严厉的法律以应对动物保护激进分子施行的暴力手段。2005年，英国制定了《严重组织犯罪和警察法案》，允许对与动物试验实验机构有签约关系的公司或个人进行暴力恐吓行为的人判以重罪。此后，对发生于英国剑桥郡亨廷顿生命科学公司的一起恐怖活动，一些激进分子被判犯有恐吓勒索罪。2008年美国颁布了一项《动物企业恐怖主义法案》，这一法案被用来为科研人员及其家人受到威胁或财产破坏提供法律保护，因为威胁已使他们产生了对死亡或伤害的“有理由的恐惧”，然而法庭对是否应该执行这一法案至今一直争论不休。
上述这些法案的颁布看来并没有因此减少暴力事件的发生。从位于华盛顿特区的赞成动物研究的生物医学研究基金会和位于佛罗里达州西棕榈滩的反对动物研究的《Bite Back》杂志各自提出的数据显示，在过去的五年多时间内，全球范围有关针对动物权益保护暴力事件的发生率一直较为稳定，只是个别地区有所变化。自从亨廷顿骚扰事件被平息以来，英国的暴力活动已有所减少，包括类似针对牛津大学生物医学大楼的抗议规模也相应缩减，该大楼珍藏包括灵长目动物在内的实验动物并于2008年开放。
虽然《自然》杂志的这次调查并非在考量动物保护主义者的影响范围有多大，但这一调查给出了一个类似的描述：45%的答卷者认为，除了各地区有所不同外，他们并没有感到过激的暴力活动在过去五年内有所增加。虽然美国的科学家认为此类活动有所增加，但英国的许多科学家却感到已有所减少。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莎莉·罗基（Sally Rockey）认为，这些反应也许反映的不是暴力事件的实际增加，而是公众对于重大事件的关注程度。他说：“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一直是存在的，比如纵火和炸弹威胁。我们已经看到的事情之一,就是有些答卷者始终是被骚扰袭击的对象。”
在这次参与问卷调查的人员中,有人叙述了动物保护主义者以“解放”动物名义实施的匿名威胁、实验室外抗议,直至受蒙面暴徒或真假爆炸物恶意侵犯等人身袭击事件的经过,包括一位从事基因组学研究的科学家如实列举出他的“房屋被损坏、幼童遭恐吓以及受到死亡威胁”的经过。
其中26位受到动物保护主义骚扰的人表示，最终他们不是改变了研究方向就是改变了研究工作中的具体做法。在遭遇暴力抗议后，一位美国学者“不太愿意从事任何与非人类灵长目动物的研究，尽管这些灵长目动物对于神经保护研究来说绝对有重要的关联性。”
伦理挑战
只有38位从事与非人类灵长目动物研究的科学家直接回应了《自然》杂志的提问，他们强烈赞成这样的一个观点，即动物保护主义确实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华盛顿特区生物医学研究基金主席弗朗姬·特鲁尔（Frankie Trull）表示，相对于其他从事动物研究工作的人而言，灵长目动物研究人员更有可能成为攻击的目标。虽然更多的灵长目动物的研究是在美国进行的，但这项研究在欧洲一直受到挑战。2009年，在对科研人员“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进行调查后，欧盟就曾考虑立法，对非人类灵长目动物的研究加以限制。
英国斯特灵大学动物福利研究学者汉纳·B·史密斯（Hannah B.Smith）说：“灵长目动物实验室研究人员发现，他们很难向公众证明他们所进行的研究的合理性。”史密斯拒绝从事任何引起痛苦、折磨或永久伤害的动物研究，并认为在灵长目动物身上进行的基础研究将面对一个特殊的伦理挑战，以及主张为动物实验寻找其他的置换物。她说：“置换是最终的目标，我们正朝着将某些动物取而代之的方向前进。我希望在我的有生之年能看到在灵长目动物研究上实现这一目标。”
位于哥丁根的德国灵长目动物中心主任斯蒂芬·特罗伊厄（Stefan Treue）则从另一个角度看待灵长目动物的研究。他说，一些外行人士在参观了他的实验室并看到他们的工作后，“大约有98%的人表示理解，认为生物医学研究是一项重要且不可替换的工作，这项工作正是为了达到一个最高的伦理标准而进行的。”他不同意在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划出一条伦理界线。“这样的说法是不合逻辑的，因为你不可能要这一个而不要那一个。但我必须承认，科学界应该受到部分的责备，他们没有经常在公众之中把道理说得更清楚些。”
公众沟通
从这次调查的一些结果中可以看出，加强与公众之间的沟通，一些不和谐因素有望得到改善。55%的动物研究者表示，他们所在的研究机构鼓励进行这样的沟通，只有7%的人对此表示气馁。2006年《自然》杂志专就这一主题搞了一次民意调查，当时只有29%的人表示其所在机构鼓励他们与公众开展这方面讨论，而11%的人对此并不抱有奢望。
动物权益保护组织在集会抗议
罗基认为，尽管还有很多的事要做，但这是一个好的迹象。那些表示被鼓励开展工作讨论的人同时指出，他们所在机构没有就如何沟通的问题向他们提供援助或是培训。洛奇说：“重要的是，研究机构必须制订相关服务计划，以使公众有可能参与或听取有关此类研究重要性的说明中来。”
对动物研究的类型进行说明可能是一件极富挑战性的事情。调查显示，关于动物在研究中的地位问题，33%的答卷者存在“伦理忧虑”。他们认为，当务之急是减轻痛苦、减少所用动物的数量以及对其工作对象表现出应有的尊重；16%的人对他们所进行的工作“心存忧虑”，其中半数（54位研究人员）表示，最终他们或者改变研究方向或者改进工作中的具体做法。他们认为，相比个人的考虑和动物保护主义者的过激行为，前者或许是让他们选择改变的一个更重要因素。其中的一位美国神经科学家写道：“事实上我每天都在思考这些问题，如果有一天不再思考它，这就是我洗手不干的那一天。我知道几乎没有哪位科学家没有类似的想法。”
特鲁尔希望，科学工作者尤其是从事动物研究的科学家，应该对涉及动物的工作问题进行深入思考。令她高兴的是，93%的研究人员感到他们可以无拘无束地与同事讨论有关的伦理问题。她说：“在科研圈子里，尽管这样的讨论和争论很多，但使用动物模型开展研究工作是一份特殊的职业，科学工作者必须认真地看待这一问题，我相信他们是这样做的。
资料来源Nature
责任编辑 则 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