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0～22日期间，全球青年学会――由来自40多个国家的杰出青年科学家组成的团体――在柏林召开会议，庆祝它成立一周年。
《自然》杂志采访了该学会的一位联席主席，32岁的泰国化学工程师妮塔萨拉·卡鲁努赛思瑞（Nitsara Karoonuthaisiri，上图）。妮塔萨拉提到，学会将付出更大的努力，帮助发展中国家的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后重新融入自己的家乡。
《自然》：为什么科学界需要一个全球青年学会？
妮塔萨拉：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完善的、将科学家们汇集到一起的传统。但我认为各地的青年学会并不多。青年学会的先驱在德国（成立了十多年的德国青年学会）和荷兰（荷兰青年学会）。
35岁左右的青年科学家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他们的创造力还没有受到限制，也没有被塑造成某种固定的形式。他们精力充沛，敢于打破常规。而且，如果你在年轻的时候学会相互合作，它会成为伴随你成长的文化――我们希望在这样一个存在众多跨学科问题的时代，这种文化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自然》：全球青年学会是怎么建立的？
妮塔萨拉：2008年，世界经济论坛（WEF）会议在中国举行，此次会议首次由跨学科委员会和世界经济论坛联合邀请了包括我在内的约40名青年科学家。我们这些年轻人一致认为，我们有能力，也有激情来一同努力做些事情。2010年，我们的全球青年学会终于成立了。
《自然》：全球青年学会做些什么？
妮塔萨拉：我们拥有四个工作小组：科学教育，科学与社会、早期职业发展以及区域与全球性问题的跨学科研究。目前我们正在运作的一个项目是将研究者给本科生授课的过程录制下来，然后将这些教学视频发送至一些发展中国家（从巴基斯坦开始）。我们也在全球范围内努力促成更多国家青年学会的建立：在我们的帮助下，尼日利亚青年学会和泰国青年科学家学会已经成立，还有许多国家也在研究这样做。上个月，我们从德国大众汽车基金会获得了超过20万欧元（约合28万美元）的资助，这是我们开展此类活动的启动资金。
《自然》：您是泰国遗传工程和生物技术国家中心芯片实验室的创始人。学会工作是否需要占用您很多时间？
妮塔萨拉：因为年会的原因，这段时间我非常忙：每天花8到10小时在研究上，此外，还要花3-5小时在学会相关事务上，日日充实又漫长。
《自然》：您在美国完成您的大学教育，又获得了斯坦福大学的博士学位。是什么让您决定回到泰国？
妮塔萨拉：我去美国学习是因为我获得了泰国的国家奖学金，申请这个奖学金的竞争非常激烈，只资助全国排名前二十左右的学生出国学习。获得此奖学金的义务是学成之后回国服务，否则，就必须偿还政府的资助金。
《自然》：回国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妮塔萨拉：对我而言，这是一个文化冲击。我在１６岁时离开，在２６岁时回来，我花了１０年时间在祖国以外的地方成长。我不愿意回来，因为美国曾是我的家，我有朋友和一些家人在那儿。
甚至连语言都成了困难的一部分。当然，我的泰语说得很流利，但是在美国并没有任何用泰语写东西的必要。因而，正式语言对我来说有点难。此外，我学会了所有的术语的英文表达。虽然母语会很快恢复，但是同时可能会有损英语水平。
《自然》：在泰国做研究和在美国有什么不同吗？
妮塔萨拉：在我刚回来的时候，所有的事情都比较慢。有些在美国第二天就能获得的化学用品，在这儿需要45天才能拿到。美国有相当多的经费资助，金额巨大，你可以做许多基础研究。而在泰国，资助经费的数量和规模都很有限，而且需要用它们来进行一些实用性、相关性的研究。我现在所研究的黑虎虾就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我很幸运，因为我工作机构里高管们很照顾员工。我也看到，在过去的六年中泰国有了很大的进步。
《自然》：青年学会在青年学者回国后的调整这个问题上可以发挥什么积极作用吗？
妮塔萨拉：哦，是的。发展中国家确实需要这个，因为他们的一些年轻科学家在英国或者美国接受了非常优质的教育，但回国后却面对许多的困难。他们需要进行互相帮助，走出困境。
另外，在许多国家，年轻人想要发声或者改变现状是会面对阻力的。而在西方国家，年轻人表达自己的意见被认为是理所应当的。
《自然》：您的下一步计划是什么？
妮塔萨拉：我获得了一份居里夫人奖学金，将于八月启程，前往英国贝尔法斯特的女王大学工作两年。我希望能成为欧盟和泰国间的桥梁。
《自然》：全球青年学会2011年的目标是什么？
妮塔萨拉：建立更多的国家青年学会。目前我们已拥有近150名会员，今年秋天我们还将开放新一轮的会员申请。我们并不希望会员数量过多：200左右比较合适。当然，还有我们的第一次年度会议。我们之前已经制定了一个美好的计划――在埃及召开会议。但是由于那儿的形势，我们不得不将会议地点改为柏林，还得重新制定会议计划。上个月我们忙疯了，不过，这就是年轻人可以做的事。
资料来源Nature
责任编辑 彦 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