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经济的成功关键在于发明和创新，问题是如何有效地推动它。发达国家已经制定出了缜密的法律，赋予发明者对其发明和由此产生的利益享有独家专利权。

 

　　然而，代价是什么？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管理知识产权的这套体系出现了问题。让他们担心的是，富庶企业对利润的关注就等于是对最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宣判死刑，所以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去促进发明和创新呢？

 

　　知识产权不同于其它产权，后者是专为促进经济资源的有效利用而设计的。而专利赋予专利权人对其发明的垄断以及利润的独家享有，由此产生激励和创新动力。近年来专利权不断强化，比如，专利授予的范围不断扩大，发展中国家也迫于压力制订和执行专利法。特别在制药业、娱乐业以及软件产业，很多变革得以推动，因为有人呼吁变革将会提升创新力。

 

　　垄断可以抬高价格并减少产量，当垄断权被滥用之时，生产成本便会增加，环顾全球，在微软案例中无处不见法院的影子。而且，被强化的发明创新的预期利润不会总能顺利实现。

 

　　为什么会这样呢？首先，最重要的研究投入是知识，而专利权有时候使知识变得可望而不可及。当专利把原先存在于公众领域内的东西拿走并将其私有化时（即专利律师所说的新圈地运动），情况更是如此。授予印度香米（印度人认为他们早在数百年前就知道了这种米）和姜黄的治疗功能的专利权就是很好的例子。

 

　　其次，相互矛盾的专利诉求使有利可图的创新发明变得难以企及。一个世纪前，发生在莱特兄弟及其对手航空先锋格伦·柯蒂斯（Glenn Curtis）之间的一场关于专利的冲突严重地阻碍了飞机的发展，以致于美国政府不得不出面干涉，解决争端。

 

　　发展中国家对强加给它们的专利制度另有一番抱怨，专利制度是作为国际贸易的一个部分强加给这些国家的，这就是有名的1994年乌拉圭回合贸易协定。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贫穷不仅仅是因为资源缺乏，更是因为知识差距，因此这就是获取知识之所以重要的理由。然而，发达国家通过强制手段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乌拉圭协议关于知识产权的条款（即TRIPS）为发展中国家获取知识设置了重重障碍。TRIPS所强加的这一制度不是为先进的工业国家设计的，倒是对付贫穷国家的拙劣手段。乌拉圭回合结束之时，笔者在克林顿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里任职，我们和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都反对TRIPS。我们认为，对于美国的科学、世界的科学以及发展中国家而言，TRIPS是有百弊而无一利。

 

　　全球知识产权体制都拒绝让贫穷国家获取低廉的救命药品，甚至当艾滋病蹂躏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时也是如此。尽管制药企业获取了数十亿镑的利润，但它们却几乎不拿出一分钱为医治贫穷国家的疾病购买药物和疫苗。这些企业花在广告上钱远比花在科研上的钱多，它们宁愿花更多的钱去研制旨在提高生活质量而非治疗疾病的药品上。理由很简单：因为贫穷国家拿不出更多的钱购买药品。在那些关心发展中国家健康问题的人看来，知识产权体制根本不起作用。

 

　　专利并非是激励发明的唯一途径，设立医学研究奖励基金将可能成为一个选择。由先进工业化国家出钱，该项基金有可能动用一大笔奖金为医治危害数百万人生命的疾病如艾滋病和疟疾购买药品和疫苗。那些作用不如现有药品的高档药品将最多得到一小笔奖金。这样一来，药品就有可能以成本价提供市场。

 

　　在任何一种制度下，都有人必须为研究工作付出代价。在目前的体制下，那些不幸患病的人无论贫富都不得不花钱买药，这就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最穷之人被判处了死刑。

 

　　奖励基金作为一种选择将会提高效率，也更为公正合理。它将给研究工作带去更大的激励，有助于消除因垄断而伴生的零效率。这不是什么新主张，比如在英国，皇家艺术协会早就倡导利用奖金这一做法。也许现在是到了提出这一主张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