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0年入选的诸多启明星人选中，张新鹏（上图）引起我的注意是因为他所从事的多媒体信息安全方面的工作，另外他年仅33岁就获聘上海大学教授，这也显示他一定有过人之处。见面交谈之后，我对他有了较多的了解，觉得他从一名大学生攻读完硕士博士学位后较快成长为某一领域专家的经历、他的不断进取的状态很值得更多的正在求学或正在寻觅自己发展方向的年轻人了解和借鉴。

　　张新鹏是在黑龙江密山的一处军垦农场出生长大的。1958年，其祖父响应国家开发北大荒、建设大西北的号召，从青岛携全家老小去了北大荒的军垦农场。农场环境有点特殊，人员来自五湖四海，而且转业军人居多，张新鹏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蛮感激那时农场的环境：“虽是小地方，但由于人员来自各方，视野比较开阔，人也比较豪爽，这里少了点城市人的浮躁，但又少有偏远地区人的蒙昧，对我日后的成长很有帮助”。

　　张新鹏中学时数学成绩好，拿到过全国数学高中联考获奖证书，高三时得了全省数学竞赛第四名。那时东三省最好的大学吉林大学就向竞赛尖子发信邀请其报考，张新鹏因此在1991年进了吉林大学数学系，四年的本科训练虽然比较正常和平淡，但是给了他扎实的数理根底。毕业后他留校进了高校研究所做了近两年的编辑。后来又到了LG工业电机部门呆了一年多，这两段时间加起来有三年。张新鹏说，现在回想起来那一段岁月是走了点弯路，尽管这段工作经验对自己很有帮助，使他了解了高校。这段经历也让他觉得自己还是比较适合做科研，遂决定考研。1998年他如愿考进上海大学，攻读通信专业的硕士学位，一年半后当时有项政策可提前攻博，这样他得以提前一年在2004年博士毕业并获留校任教。此后，好运一直相伴他。2006年，博士毕业仅两年后，他就破格获聘副教授，2008年，他再度被学校学术委员会破格聘为教授。2010年1月起他到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做了一年的访问学者。下个月他还要到德国做为期一年的洪堡学者。

　　在张新鹏以上的介绍中，实际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生转折点，就是他在接触了社会、尝试了不同的工作以后，觉得自己还是比较适合做科研，并义无反顾地转向了科研，并由此开始了他的学者生涯。为什么选择科研？这是当时的张新鹏面对的问题，也是今天和今后许多面临类似选择的青年学子要做出的回答。张新鹏在做出这样的选择时更多的是从自身的条件和能力出发的：

　　“我在大学里念书有一个特点，上课时不大喜欢总听老师讲，我总在猜老师下一步会讲什么，这个题目下一步怎么解。这一点，或者说这种主动思考的习惯对我影响很大。对我来说，这已是一种习惯。小时候我读了一些科学家传记，读书时主动见贤思齐，养成了一些学习的好习惯。一个是预习，另一个我觉得值得一说是 对知识要有一种大局观，一门课程学了以后能在自己的脑海里出现一个架构脉络，包括这门课程与其他相关课程的关系等。因为学问很多，很多具体知识学了后就会忘掉，但骨架有了很重要，骨架是浸透在知识的血液里的。另外独立思考也很重要。这些学习方法比具体知识要重要得多！”（请读者注意以上黑体字部分，这是一个“读通”书的人的感悟，对正在挑灯苦读迎接高考、中考的人们或许是一种有益的提示）。

　　“有时我也和学生讲，不要怕问傻问题，也许一门学科成熟后有一些固定的范式，但有时往往问一些傻问题，很可能是外行的想法，反倒可以独辟蹊径，这些听来很傻的问题、很另类的想法往往能带来新的突破”。

　　这显然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我让张新鹏举例说明。张新鹏以编码为例介绍说：“我们领域的编码问题是一个很成熟的方向，包括通信中的纠错编码在信息安全中的作用也早为大家所认可，但编码中一些已经不太使用的东西、冗余的东西可否加以利用，挖掘其新的用途？如隐写编码作为信道编码对偶作用的探讨。当时还是2004——05年，我刚意识到这个问题时――即将传统的信道编码（纠错编码）用于隐写――心里很激动，当时就上网查在我之前有没有人做过相关的工作，结果没有查到。于是我就写了一篇论文投稿到国外杂志，结果被拒，理由是这个工作已经有人提过了，尽管是在一次很专业的、很少报道过的会议上。但我不甘心，我做了进一步的工作，完善了隐写编码，结果第二篇论文被国外杂志（IEEE Communications Letters） 录用”。

　　这次投稿的经历也使得张新鹏对学术界的竞争有了深切的感受：“学术界有这种说法，一个好的想法往往会有好些人同时想到，关键是谁能想的好想得快。事后我知道和我第二篇论文相似的还有一位美国人，几乎一样，他投稿只比我晚了两天。由此可见，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在锐意进取，我们做这行的真是片刻松懈不得”！

　　从网上查到的材料显示，张新鹏近10年来在国际杂志上已发表44篇论文，在国际会议上提交的论文也达40篇（包括合作完成），另外同期他在国内必威体育备用地址 上也发表了40篇论文（包括合作完成），被授予发明专利7项，合著专著一本。这样的论文数量和质量即使在科研水平较高的上海高校也是出类拔萃的，张新鹏从博士毕业到获聘教授两度破格，很大程度上可能正得益于此。

　　在回答我哪些因素促成了其较快发展之问时，张新鹏特别提到了上海大学以及他所在的通信与信息工程学院的好传统：该校的一些老教授在年轻教师参加上海市或国家级别的项目汇报前都要替他们把关，提一些需要注意的改进意见。而其中，其博士导师王朔中教授对他的帮助更令他没齿难忘。当时兼任学院副院长的王教授每天忙完行政事务后回到办公室一般已是下午4点半，这时到晚上7——8点一定是他和自己的研究生雷打不动的讨论交流时间，结束后他才回家吃饭。这已成为一种常态。这种对学生的悉心栽培，把学生利益放在第一位的为师风范深深影响了张新鹏。此外，在英国拿过学位、英文功底深厚的王老师对学生投送国外刊物的文章都是一次次的修订，不仅仅是技术上学术上的修改，而且还有很多是文法上的修订，张新鹏说他进校不久就能在高水平杂志上发文章与王老师的悉心辅导、栽培绝对是分不开的。

　　让张新鹏一直感念的还有，王老师从不给学生指定硬性任务，也从不压学生，而是让有想法的学生在宽松的环境中做一些自己想做的工作。当兴趣和一些领域的任务“打架”时，他会更顾及学生的发展。张新鹏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我读博士时，恰好是王老师的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语音信号的信息隐藏――的执行期。一般情况下学生是要跟着老师做的，但我当时绝大部分精力都放在数字图像信息隐藏这个课题上，和导师当时正在做的工作有比较大的不同。但王老师很宽容，觉得我有热情，有想法，就支持我。所以我念博士时几乎没有发语音信号信息隐藏方面的文章。这在其他学校或实验室是难以想象的”。

　　另一件事至今让张新鹏难忘：“记得是2007年”五一“长假，因要申报863项目，我一个人到实验室写申请书，当时写的身心俱疲，几乎到了极限，写的时候正好碰到一个问题，我就发了邮件给王老师，想不到不到半小时他就给我回复，说明他也还在工作！这一下子鼓起了我的信心。王老师对邮件总是及时回复的，他的工作态度也给了我极大的鼓励！”

　　张新鹏说他能走到今天，除了王老师的提携、帮助这个重要因素外，和国内外同行保持联系，经常参加学术会议，介绍自己团队的工作成果。而且每一次这样的机会一定要抓住，每一次都要认真准备。

　　2008年学校学术委员会讨论几位拟破格的教授人选时，一位副校长让张新鹏讲讲自己的得意之作。张新鹏举了图像自恢复方面的工作作了介绍，别人只能做到大致恢复，我能做到完美恢复，也就是说能将已经删除或更改了部分内容的数码照相图像能完美地恢复到原先状态。这其中会用到把数码统计机制用到图像自恢复技术中，这是一般人难以想到的。已有的大致恢复技术是采用有损压缩，而我是采用数理统计机制，这在机理上完全不同。两年多后在接受启明星专栏访问时，面对同样的话题，张新鹏依然把图像自恢复作为他的创新亮点。

　　从更广泛的角度看，张新鹏涉足的是多媒体信息安全工作。张新鹏说他们在这方面的工作最初是王朔中教授从做数字水印开始起步的。90年代末本世纪初，随着多媒体信息安全领域的快速发展及其引发的大量问题，多媒体信息安全成为一个广受重视并快速发展的技术领域。新鹏仍以数码照片为例说，“现在数码照相机很普遍，拍摄和修改都很容易，任何一个摄影爱好者都很容易做。当你拿到一些数码照片，很难确定它的真实性。我们关注的是如何来确定数码相片的真实性。在数字化虚拟技术无所不能的今天，对此的关注和需求激增，也是我们关注的重点之一。这一领域――图像取证――吸引了很多学者关注，已成为国际上蓬勃发展的领域”。

　　由于要约请张新鹏就多媒体信息安全话题做一综述，所以这里详细内容就不展开（有关内容读者可参见本期张新鹏的综述文章），但我还是请新鹏就这方面研究的意义稍作披露。对这方面情况非常熟悉的张新鹏说，除了大家马上能想到的司法鉴定外，真实场景的提取、图像取证研究在学术上也有意义。现在判断真伪除了要给出真伪，还要能说明假在哪些方面，分析造假者用了哪些技术，识别其篡改过程，这会给司法断案带来更多便利。

　　张新鹏说，他们有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就是做图像的真伪识别这件事。现在他们语音、图像、视频都在做，但图像最为广泛，也最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