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关于实验室投入产出比的研究引起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和美国社会的关注，结论是：中等规模实验室的绩效最佳
位于马里兰州贝塞斯达市的国立综合医学研究所（NIGMS）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下属最大的研究所之一。去年秋天，研究所主任杰勒米·伯格（Jeremy Berg）主持研究了2006年他们资助的将近3000份研究者的科学产出。在NIH“信息挖掘”专家和强大的分析工具帮助下，伯格用实实在在的数据揭示了实验室受资助规模和科学产出的关联，而这些关联一般科学家仅仅只能通过推论得到。
杰勒米·伯格说：要谨记，普遍的规律并不适用于每个人
伯格说：“看来，所有的数据汇总到一起，不用等上两年的研究就能回答我们的问题。”
伯格将他的调查绘制成图表，将2007至2010年中期每组发表论文的中位数及这些论文的平均影响力的中位数同2006年NIH直接资助的所有资金数量对照。共有2938名研究者获得了资助，基于他们的受资助水平，被分为14组。在每年的资助下，其中两组中位数的峰值大致为75万美元及以上；在高资助额的情况下，发表论文的中位数和论文的平均影响力都明显比其他时候要低。
分析报告及影响
伯格表示，公众很早就有一种看法，那就是一旦实验室达到一定规模，要想运行好就会变得相对困难。此外，每一美元的平均论文产出数也会降低。但是事实上直到如今也没有人能利用大量的数据来验证这些看法。伯格补充道，实验室受资助多少的差异很大，但有些人在获得80万美元或90万美元资助的同时也发表了40或50篇论文。所以，我们要谨记普遍的规律并不对每个人适用。
伯格的分析报告恰恰出现在美国低迷的经济环境和不断上升的赤字而需要缩减开支之时，并且对政府支出非常敏感的共和党将把持决定资助资金的众议院。显然，今年1月，推动削减开支的动议将获得众议院的支持。主张削减开支的政客可能会越来越多地分析诸如伯格的报告，并以此来佐证他们的决定。
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分管科研的副校长约翰
·马伯格（John Marburger）表示，“显然，科学研究对公众来说不是第一要务。在萧条时期它可能会被认为是相当奢侈的。因此需要有更好的问责机制以及更完善的证明机制，以体现纳税人的资助资金对科学研究的影响以及科研的实际支出明细。”他作为美国前总统乔治
·W
·布什任内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的主管，参与构想了许多明智的方法，旨在发展和评估科学政策。“议会和政府想看到的不仅仅是我们的成功轶事。”目前在马里兰州贝塞斯达市的NIH变态反应与感染性疾病研究所主持科学管理的副主任约翰
·高恩（John McGowan）补充说。
多种评估方法
类似于伯格的研究正在以更大的规模进行。由NIH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开展的科学与技术在美国的再投资――用以测量研究工作在创新、竞争力和科学效果（STAR METRICS）计划已于去年5月开始进行。该计划旨在研究出一种评判美国研究花费所能产生的经济与社会影响力的方法，将受政府资助的科研人员的成果与实际效用联系起来，通过论文的发表数、专利数、被引用次数和被使用的次数来评判。
与此同时，高恩和他的团队完善了电子科学组合助理系统(e-SPA)。该软件被用以评估NIH资助的研究人员的产出，重点是考察研究成果的影响力、被引用次数以及专利申请和批准数，目前近千名左右的NIH人员正在使用e-SPA。针对每笔单项资助，他们运用这个软件进行评估后做出资金决策。2006年，位于北卡罗莱纳科研三角园区的美国国家环境卫生科学研究院（NIEHS）推出了科学出版信息检索与评价系统（SPIRES），该系统可以找到自1980年以来NIH资助的27.5万项成果。
也有人对这种做法表示怀疑，丹尼尔
·萨尔沃兹(Daniel Sarewitz)现为亚利桑那大学、华盛顿特区科学政策与成果协会的共同负责人，他表示：“仅仅因为某项研究能获得实际运用，就预言其有社会价值是毫无理由的。”“你可能在某个科学家们都关注的问题上是颇有见解的，但该问题在应用方面没有什么特别的价值。”
类似的分析将科学家们的注意力聚焦在争夺日渐稀少的科研经费上。多罗西
·伊瑞（Dorothy Erie）受NIGMS资助，现为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生物化学家。对于她而言，伯格的研究道出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受资助额在22.5万美元以上与在22.5万美元以下的实验室科研成果是显著不同的。如果你仅仅只雇佣两个人一起研究是很难有什么科研成果的。”
伯格强调他的分析只是一个引子，而不是一个死板的判断。“如果你说‘基于你的受资助额，你应当有七篇文章发表，但是你仅仅发表了四篇。’其实,发表的四篇中有一篇为核糖核酸(RNA)干扰的重大发现，再运用上述的方法来评判显然是错误的。”
拉斐尔
·柯潘（Raphael Kopan）是一位受NIGMS资助的发育生物学家，2010年获得了80万美元来运行其在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的实验室。他认为，伯格应该为尝试科学分析NIH的投入回报而获得赞扬。但是如果没有独立的数据比较，比如研究者自己筹集的资助和NIGMS提倡的项目比较，又或者与校内和校外的研究者比较。“这些都有可能误推出科学家在资金有限和小规模实验室条件下做出绩效最好的结论。我认为这些结论不是必然正确的。”
不过，伯格的分析已经达到了一个目的：使得已经有20年历史的NIGMS在拒绝给予已获丰厚资助的实验室新的资助时有理可循。自1999年起，在NIGMS获得75万以上美元的实验室在所有资源方面都有直接援助，连申请奖学金也得到大力支持。
在马伯格看来，伯格的分析给那些资助政策提供了一个现实的考量方法：受资助项目的研究成果可以验证资助机构在项目认证上是否“走眼”。
今年开始，NIH的资助申请将会减少，伯格的下一个计划就是应对由此带来的影响。其中，他将试图了解削减对研究者的资助将如何对申请人的绩效产生影响。
不管怎样，未来的经费申请之路将会变得更加严格，这将促使科学研究者在项目申请上慎之又慎。在这种环境下，柯潘说：“诸如伯格式问题的提出是一个很好的建议。”他表示，国会事实上已经减少了对NIH的拨款，因为拨款预算的增长幅度已经低于用于生物医学研究花费的增长。但即使削减已经成定局，我们还是要往前看，认真做好研究。
资料来源Nature
责任编辑 彦 隐
点 评：
用每笔资助所得的论文数量作为产出水平的惟一评判标准是不正确的，因为研究者有在一篇论文上罗列多项资助的可能，这样一篇论文就涉及多项资助。两位紧密合作的研究者各自得到一项资助，他们又各自发表了一篇论文，但在论文中提到了他们两人所获得的资助。实际上只有两篇论文发表了，但他们的每项资助都被视作有两篇论文产出。这使得在大型研究团队中工作的人得益，他们只需做出一点成果就能被视作参与了多项论文发表。解决的方法就是：为每篇论文设置单笔资助所占作用的比例，比例可以为100%或者小于100%。只需要评估每笔资助所占作用的比例和，而不是去计算发表了几篇论文。还是上面那个例子，对于那两篇论文，可能每笔资助所占的作用比例分别为95%和5%，加起来每笔资所占作用的比例均为100%，换句话说，单笔资助促成了一篇论文的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