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项我称之为“拉里法”（Larry’s Law）的法案，这项法案的官方标题是“充分发掘女性在科学与工程研究上的潜力”，而哈佛前校长劳伦斯·H·萨默斯（Lawrence H.Summers）在任期内的发言也由此引发了更大的争议。
2005年，哈佛大学女性团体组织举行示威，要求校长劳仑斯·H·萨默斯辞职
“拉里法”如果在参议院获得通过，白宫科学顾问将定期召开“加强性别平等专题会议”以示监督。从联邦政府拿钱的研究人员以及各大高校科学和工程部负责人将出席会议，进行立法前后的“态度调查”、参加互动式讨论以及其他相关活动以强化“存在性别歧视”的意识。
我完全支持发掘女性在科学上的潜力，但也仍然有些疑问，比如：在“互动式讨论”中，如有人提出新证据支持萨默斯关于数学和科学才能的性别差异这种有争议的说法，情况会如何？
如果有详尽的研究表明女性即便不比她们的男性对手在获得学术提升和研究资助上占优也和他们差不多时，专题会怎样入手讨论“性别差异存在”？每个问题都复杂得足够开一个专栏。
萨默斯被媒体曲解
2005年的一次会议上，萨默斯向经济学家和其他研究人员抛出了议题，他的假设被媒体嘲讽为“女孩不擅长数学”这一腐朽观念的抬头――这不是萨默斯的本意――他承认有许多天才女科学家并讨论了减轻他们面临的社会障碍的途径。
萨默斯假设，就算这些社会因素被排除，像哈佛这样的精英高校的科学学院组成仍会被生物因素左右：男性在智力测试与多种品格上的更大的波动性。或许男性和女性的平均数学能力相同，但还会有一些很小比例的男性智商奇高或很低。
因为只有相对少数人，这些极端影响不会太大，剩下的大部分男性和女性都停留在中间。但萨默斯暗示，一所名校拥有终身职位的物理学家或许需要万里挑一的能力和品格：最顶端的0.01%的那部分人，一个可能包含更多男性的小集体，因为它处在分布曲线的最右端。“我更希望能被证明是错误的”，萨默斯对经济学家们说，他希望性别失衡能简单地通过排除社会障碍来调整。但他接着说，“我猜会有一些强大的力量将会一直伴随着我们”。
萨默斯只因为提出了这个想法就遭人嘲讽，批评者接受了他的挑战去反驳他的假设。有人声称他的假设被推翻，最近有报道称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女孩的数学考试成绩不比男孩差。但即使那些报道是准确的，它们只涉及到弥补平均数学成绩的性别差异――而不是萨默斯讨论的极端成绩。
有科学家和性别平等拥护者争辩说，极端分数的性别差异正在快速减小并消失。去年两位威斯康星大学研究人员珍妮
·S
·海德（Janet S.Hyde）与珍妮
·E
·默兹（Janet E.Mertz）称之为“主要是不断变化的社会文化因素的产物”。她们注意到了性别差异缩小的证据并总结道，“因此，有充分理由相信未来差异将继续缩小”。
但一些性别差异缩小的证据涉及的标准化测试不足以看出最聪明的那部分学生的差距。如美国公共学校进行的年度考试一样，测试被一种称之为天花板效应的现象所限制：如果你测试一个天花板高6英尺的房间内人的身高，你就不能区分出高于6英尺的人。
顶尖人才性别差异确实存在
现在杜克大学一个心理学家小组用更多的“头上空间”考察了测试结果。新一期《智力》杂志（Intelligence）有篇文章，分析了美国在七年级就参加大学入学考试的学生的成绩。从1981年起，作为寻找天才行动的一部分，SAT（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学术能力测试）和ACT(American College Test，美国大学入学考试)共接受了超过160万天才的七年级学生，参加的男孩和女孩数量大致一样。
杜克大学4位研究人员――乔纳森
·怀（Jonathan Wai），梅根
·卡奇欧（Megan Cacchio）、玛莎
·普塔拉兹（Martha Putallaz）以及马修
·C
·马克（Matthew C.Makel），正好将注意力放在分布曲线的最右端（译者注：在概率与统计理论中处在总成绩分布曲线的最右端意味着分数最高、数量和占总体比例都很小）：在所有考生中排名在0.01%之内的那部分，对一个七年级考生来说需要在SAT数学考试中取得700分以上。在上世纪80年代早期，这部分人中男孩与女孩比例为13:1，但到1991年这一比例已缩小到4:1，可能是因为社会文化因素如在数学上提供给女孩的鼓励与指导在起作用。
然而自那时起，即使鼓励女孩的项目仍在继续，数学成绩的性别差异却一直没有缩小。杜克大学研究人员报告说，在SAT数学考试成绩分布曲线的最右端，男孩与女孩的比例仍为4:1。对ACT数学与科学推理考试，这一比例也仍然保持在3:1。在过去20年ACT科学考试中取得最好成绩的19人中，有18个是男孩。
同时在测试语文推理和写作能力的考试中，成绩分布最右端的七年级女孩人数超过男孩。杜克大学研究人员在《智力》论文中写道：“我们的数据清楚地表明在曲线最右端确实存在认识能力的性别差异，有些情况男性表现好，也有些时候女性占优。”
研究人员说预测这些数学与科学上的性别差异持续多久是不可能的。但基于这一差异在20年间的稳定性，研究人员总结道，“曲线最右端能力上的性别差异，不再应该被排除为依赖数学的科学领域中鲜见女性的原因。”
其他研究表明，这些在最高考试成绩上的差异与后来在科学与学术上取得的成就有关。即使只考虑一个精英团体的成员――例如七年级参加SAT数学考试取得最好成绩的那部分人，99.9%的那部分人比99.1%（译者注：前者在分布曲线中的位置比后者更靠右）的那部分更有可能取得科学博士学位和名校的终身职位。
当然，考试高分不是在科学上取得成功的唯一重要因素，也没人认为极端差异的不同是导致在依赖数学的科学领域女教授数量相对较少的唯一原因。还有其他潜在的更重要的解释，包括生物和文化的，以及社会对女性可能的偏见。但在我们接受国会对性别歧视的宣告前，在我们对研讨会上科学家再教育前，认真考虑对女科学家歧视的证据是值得的。那将是另一个专栏的主题。
资料来源The New York Times
责任编辑 彦 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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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约翰·蒂尔尼（John Tierney），《纽约时报》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