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至几十个人的规模、70后乃至80后已成中坚、追求实实在在的效益、这里的人们也有不少不为人知的烦恼……这些词是几天前我访问药源药物化学（上海）有限公司技术总监何训贵博士后印象颇深的几点。何训贵所在的公司正是一家典型的从事新药创新工艺设计研发的企业，她本人在2009年因为治疗前列腺增生药物坦索罗辛的合成新工艺研究获当年的启明星计划的资助。对何训贵的访问使我有机会了解一位张江药谷的优秀青年技术专家的经历，另外也知道了一点这类群体需要社会关心和解决的一些问题。
从药化博士到公司技术总监
1974年出生湖北宜昌的何训贵是家里的老二，读书很自觉也比较顺利，终以优异成绩考入南京的中国药科大学，在那里从本科一直念到博士毕业。2002年博士毕业后，出于对大上海的向往，本有可能留校的她联系到中科院上海药物所做博士后。在药物所的2年耳濡目染，加上对自己的专业知识的掌握和外语能力的自信，使她有了出去到公司做研发的想法。就这样，2004年她应聘到了现在这家公司，6年多来，她和这家当初只有十几个人的小公司一起成长，从研发经理成长为公司的技术总监，而公司也已扩展到50多人。
何博士供职的这家药源药物化学公司是一家留学生企业，按照何训贵的介绍，在新药研发这段长链中，他们公司专注于为客户提供用于临床前、临床用的新原料药的工艺研发、制备，以及非专利药的新工艺开发，同时也做工艺开发的技术服务。
6年多的公司经历使得有过高校和研究所经历的何训贵对创造价值有了很多实际真切的感受，用她自己的话说，“我们这种企业与国企完全不一样，也与高校研究所有非常大的差别，我们是完完全全务实的，要你达到的指标必须达到，公司要靠每个人的努力去创造价值，我们要做的是能带来效益的产业化。例如，我们做的原料药工艺研发目的之一就是为了降低成本，最终让患者得益”。
何训贵以上所讲也涉及至今有争议的有关研发服务外包的话题。所谓研发服务外包，从药物开发来讲，如果把新药创制过程看成是一个需要许多环节配套协同的长链，这条长链的某一些环节是可以单独分开，让一些更专业的公司来承担，这样做的整体效率可以高很多。现实情况是在中国，特别是在上海张江，有为数不少的一批公司正在承担这方面的角色，他们用自己的智慧、专业技能服务于国际跨国制药巨头，为自己的公司产生价值的同时，也在积累和丰富中国新药研发创制的能力，用时髦的话说其实是一种双赢的结果。
如何看药物研发服务外包？
访谈中，何博士进一步回应了该如何看新药研发服务外包：“中国目前的原创药只有可以数的出的几个，国外为何能成功，肯定有其先进之处。以药物化学为例，中国在合成分子方面的能力是强的，但临床前的生物学筛选和评价是目前最为欠缺的几种能力之一。通过外包，中国本土的科研人员参与其中后能了解国外药物公司是怎么做的，从长远来看，这肯定有助于提升中国自己的药物原创能力”。
聊到此，何博士提到现在国际原创药研发领域有一类专注于创建药物的生物学模型的生物医药公司很值得关注，而合适的生物学模型是开发对症的药物的关键。何博士介绍说，这类生物医药公司规模都不大，他们把关键的药物的生物学评价抓住，其余的能外包则外包。由于一般都能得到风险投资基金的资助，这类公司这些年在国外发展很快。何博士说，其实这类公司不仅药物研发领域有，而且在服装设计界、电子、半导体等行业也有，国际上有些高端服装设计公司就管设计样式，其余都外包，其实这也是一种典型的外包，由此可见，研发服务外包不仅涉及制药业。因此，国际上有人把这种只做最擅长的业务、掌握最核心的技术诀窍，其他工作外包的公司称为Virtual Company。
访问再次回到研发外包的话题。何博士不认同那种认为国内为跨国制药公司做研发外包只是为别人打工的看法，何认为包括他们公司在内的张江许多承接研发服务外包的专业类公司参与的这种外包绝不是简单的制造业外包，而是通过你的智力投入，又产生了新的价值，附加值远高于制造业。何训贵举例说，通过他们创新的工艺设计，大大降低了原材料成本，而且避开了有毒有害、爆炸性的反应，这无论从环保还是工艺本身的安全，都是有价值的。类似这样的提升价值的工艺创新在何训贵的公司并不少见。当然这类创新最直接得益的是那些委托外包的大公司，但最终还是使广大患者受益。“而从更深一层意义上看，中国做研发外包肯定能促进国内的新药创新”。何训贵如此表述。
何训贵这些年来除了曾在国际重要刊物上发表过6篇SCI收录的文章外，还申请国家发明专利16项（含PCT），其中4项已授权。在公司任职期间，作为项目负责人，何训贵承担了科技部创新基金项目2项，商务部出口产品研发资金项目1项，启明星项目1项。在公司工作6年期间，参与了12项发明专利的申请。今年她参与了与企业合作的“十二五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重大原料药工艺改进基金申请，目前已通过了初审。
共享“阳光”，进一步释放创新潜力
此次访问带出的另外一个话题是如何给予类似何训贵所服务的留学生企业，以应有的政策支持和能享受到与国内科技型企业相等的待遇。这个话题是因何训贵说到她这两天正忙于申报职称材料的整理，我就问起了这方面的情况。何训贵说，她主要是因为今年在申请一项基金时对申请者有职称的要求，所以在忙这件事。从何训贵的材料上看，这位2002年获得博士学位，2004年博士后出站的专业人士目前还没有参与国家正式的职称评定。“这也和我们这里的氛围有关，大家专注工作，没人考虑这件事，这和大学或研究所完全不一样。如果在研究所我可能早就是副研究员了，我这次是参加申报副研究员，我们是通过网上申报，一切都要自己去张罗，肯定没有高校和研究所方便”。
听何训贵介绍，其实不仅在职称评定上，他们公司去年在申请浦东的研发机构，因为企业固定资产总额达不到要求，最后未能入选。另外在申请国家各类基金项目方面，何训贵说他们这些公司通常因为企业规模较小，很少能得到这种支持，而且得到的支持量很少。
何训贵说，她这些年来的一个强烈感觉是，我们国家太多的资源集中在高校和研究院所，或是大型知名企业，更关注于产业化的项目，而对中小创新型企业的研发投入较少，包括外企、留学生企业，而这一块可能是中国新药创新的希望所在。“我们是希望闯出一条路的，在艰难的奋斗过程中，我们这类企业真的非常希望得到应有的支持。”
我是强烈认同何训贵博士以上观点的，并深感这一问题亟应引起国内相关决策层的关注，我也想透过这篇报道能够再次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即给予在国内的非国家控股的民营的、留学生创业型的、中外合资的、外资的等各种类型的中小型科技类企业以国民待遇，在职称申报、评审、人才资助、基金申报评审、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等等方面给予和国企同等的待遇，并给予相应的服务，让这些在中国大地上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实实在在贡献的科技企业真正享受到应有的政策阳光。
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思考如何提升国家的创新能力，中国有大批非常优秀的具有创新思维的人才，这些年来国家在支持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产业化方面投入不菲，我们也已经找到了合适的缩小与国际水平差距的方法（如上海张江的大批研发类企业及其创新模式的出现），但是创新动力不足的问题仍然存在，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创新产出差距并没有显著的缩小。当然要找问题的话，可能会有一箩筐，但是如果有关方面能多倾听类似本文访问对象这样的来自研发一线技术人员的心里话，并切实有所改进，那么我们离真正解决问题就不远了。
江世亮采写自2010年7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