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科学家》杂志去年9月发表了一组题为“一个美好世界的蓝图”的文章。第一部分文章主要从宏观层面出发，提出了一些关于如何使世界变得更美好的大设想，已于本刊今年第1期上发表。本期发表的第二部分，讨论了作为“地球村”的公民，我们个人在节约资源和能源、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等重大问题上应该如何从我做起，用实际行动来使我们的地球变得更美好。
垃圾处理物尽其用
当你煞费苦心地将包装箱上的书钉拆下，分类后将它丢入室外的垃圾箱内，然后等待环卫工人把它们连同家里一周的生活垃圾一起运走。于是你便心安理得的认为，你已经为环境做了一点好事，然后就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
事实上，这只是垃圾的“生命”故事刚刚开始。比如说，用后的铝罐可能会经历各种不同的命运：压扁后被送去制造新的罐头；或者被埋进附近的垃圾填埋场；或者运送到遥远的口岸，等等。事实上并没有人知道这些铝罐的确切去处。
如今，《新科学家》杂志与麻省理工学院（MIT）的研究人员一起合作，力求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弄个明白。在2009年7月——8月进行的一个实验性项目中，MIT研究人员在西雅图对60件不同的垃圾进行了追踪（详见“西雅图实验”一文及图解）。第二阶段的实验在10月进行，有1000多件垃圾被贴上电子标签后扔到纽约、西雅图和伦敦的大街上，然后对它们进行了两个月的追踪。同时还邀请了10名读者加入到对垃圾的追踪行列，以寻找这些垃圾的最终归宿（见竞赛活动通知）。“在垃圾跟踪计划中，这些废物顿时变得活跃了起来”，MIT“感知城市”（SENSEable City）实验室主任阿萨夫·比德曼(Assaf Biderman)说。
这次实验决不是仅仅满足我们对垃圾归宿的好奇心所作的一次尝试，而是为找到一种理想的垃圾处理办法铺平道路。如果从中探索出一条新路，届时几乎地球上的所有东西都可以循环再利用，而且其循环再利用的速度仅次于地球的产能速度。
目前的这种“乌托帮”设想只不过是一个遥远的梦想，部分原因在于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是在跟什么东西打交道。当我们把许多精力花在创建绿色供应链的时候（把产品送到消费者手中），我们却对“废物处理链”却几乎一无所知。对废物进行监控，只是在数量上了解有多少不同种类的垃圾被送到了分拣中心、垃圾填埋场或焚化炉，以及多少垃圾又离开了这些场所？当然，可以比照较为模糊的分类方法对这些废物进行计量，如分为电子类或家庭废物等。“按照质量分类可以相当好地进行监测”，亚特兰大乔治亚技术学院可持续发展专家和美国环境保护署科学顾问瓦莱丽·托马斯（Valerie Thomas）说，“但是，在垃圾箱内进行监测，得到的结果就不会那么准确”。
对环境产生影响而言，垃圾箱中的什么东西才是重要的。在家庭废物的分类中，从胡萝卜皮到尿布以及含汞低能量灯泡，其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大不相同。在一个理想的社会中，都要对它们进行分别处理。
随处可见的分类垃圾回收箱
在做到这一点之前，我们必须清楚地了解不同类型的废物的生命周期，这是“垃圾跟踪者”必须要做的功课。由MIT“感知城市”实验室的工程师等组成的一个小组，已经设计出所有类型的垃圾电子标签。这些标签在长达两个月时间内每隔15分钟发送出其所在位置的信息，这些信息能被手机客户识别模块和移动传感器所接收，一个低功率微处理器不断地对移动传感器进行跟踪。
当移动传感器接受到这些信息的同时，客户识别模块随即被开启，并触发附近的蜂窝电话塔的搜索器。这些信息瞬间被传送到MIT，在那里，客户软件系统把它与基于信号强度指纹的标准图谱作比较后，便可以确定出标签所在的位置。
设计电子标签的刘易斯·吉罗德（Lewis Girod）指出，理论上这些标签的位置可以被精确定位在不到1米的范围内。在城市里，由于有密集的蜂窝电话塔网络，研究小组可以把跟踪对象的位置设定在100——500米范围内；而在乡村地区，只能精确到1公里或以上的范围内。“一般而言，我们可以推断出对象所在的位置和大致的最终去向”，吉罗德说，“第一次在马萨诸塞州进行的实验中，我们推断出曾在劳伦斯出现的一个标签，最后被送到了附近的哈佛山焚化场。
西雅图实验
2009年7月——8月，MIT的感知城市实验室“垃圾跟踪小组”把60件贴有电子标签的垃圾随意扔在西雅图市的不同街区上。令人吃惊的是，只有2件垃圾被送到了300公里以外的俄勒冈州的阿林顿垃圾填埋场。其中的11件垃圾，包括高空作业用鞋和袖珍计算机在西雅图700米半径范围内搁置了一段时间后，最后被送到了附近的2个废品回收站。
可能缘于一套用来回收和处理电子废物的回收装置，这部分垃圾中的电子产品包括计算机键盘和电池很可能被送往那里。而经这套装置处理过的电子废物被重新分类为塑料、玻璃、钢、铜和铝，然后卖给企业循环再利用。
西雅图市公用事业管理局的布雷特·斯特夫（Brett Stav）说，西雅图把废品回收业务交给了其他机构（如联合废品回收中心）处理，因此有理由假定，非电子类废物被送到了那里。经处理后，再将这些废品卖给了整个太平洋沿岸地区。
其中的一件垃圾可能在7月15日被送到了联合废品回收中心。这是一些用旧了的纤维制园林用手套，在7月11日与汽油瓶一起放进了同一个回收箱，7月23日出现在俄勒冈州的纽伯尔格市。这两种垃圾都可以被送到联合废品回收中心进行分类处理：贴在汽油瓶中的标签在分类过程中还在起作用，而手套中的标签可能遭到破坏或被放进了一个信号屏蔽的集装箱中。
还有3件垃圾被运送到了船运码头。从放在一件带风帽的蓝色长袖运动衫中的标签发出的信号，于7月25日在西雅图一个船运码头上的集装箱中被拾取到。其他两件垃圾（饮料瓶和废旧轮胎）最终被送到了西雅图西南部的塔克马港口的一个船运码头。
其他被跟踪对象的行程难以弄清楚。例如，7月12日还放在回收箱中的一辆玩具车，5天后在枫树谷的一个小镇附近的小山上被发现，还有一只耐热玻璃瓶在华盛顿湖中出现。
但是，根据跟踪的结果表明，西雅图的废品分类系统还是起到作用的。尽管如此，据西雅图市公用事业管理局称，2008年西雅图大约还有20万吨可回收或可制成堆肥的垃圾最终被填埋掉了。
信号电子标签
MIT研究小组把电子标签技术与一种注入病人血液中可能引起健康问题的放射性物质进行了类比。例如，电子标签可以识别出可回收废品被运到哪个垃圾填埋场，或者有毒废物在哪里被非法偷运出国外。同时，它也可以用来对处理同一种废物所采用的不同方式作比较：陆上、海上、空中或3种方式并用。通过对每一种“废物处理链”的能量效率和温室气体排放进行测定，它还可以识别出哪种废物处理链的效率最差或最低。
垃圾回收业堪比一座富矿：图为经分拣后的废旧塑料又成了工业原材料
采用电子标签对垃圾进行跟踪，对瓦莱丽·托马斯（Valerie Thomas）来说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理由，那就是从中发现人类从地下开采矿物并制成产品、如今又变成废物的原材料“矿区”。如今的废物填场地里闪烁着金属的光泽，包括金、铝、镍、铜、铅、锌、镉等。在某种意义上，其金属富集程度比天然矿石还高，包括可回收利用的玻璃和塑料的量也十分巨大。随着这些金属变得越来越稀缺，我们不得不去开采富含这些金属的垃圾填埋场，同时也意味着必须首先找到合适的开采区域。
类似的深度开发已超出了垃圾跟踪实验的范畴，显然不可能把与手机联动的电子标签贴到每一件产品上，并从头到尾对它们进行跟踪。但是，其他的研究小组正在开发一种更经济便捷的、可以对每一件产品和其构件进行跟踪的技术。
例如，托马斯提出把条形码或射频识别（RFID）标签加到每一件产品和它的可回收组件上，便于产品接受扫描并精确自动地进行分类。托马斯说：“当制造出来的产品带有条形码等一整套相关系统时，就可以识别出产品是在何处生产又被卖到哪里去了。我们应该采用这样的方法使所有不再使用的产品都能得到回收利用。”
托马斯的计算结果表明，这种系统的成本可以从经济的环境效益中得到补偿。惠普和沃尔玛公司已经对这一系统产生了兴趣，韩国和日本政府也对利用RFID技术跟踪和减少电子垃圾进行了投资。
要实现这样一种超高效率的无废料社会，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提供的材料，要维持我们目前的消费速度，地球的生产力必须提高1/3以上。如果世界上所有人都以美国人的方式消费的话，那我们就需要5个地球来支持。
为了使浪费资源的时代一去不复返，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弄清楚我们消费过的所有东西最终去了什么地方；而跟踪我们产生的垃圾仅仅是事情的开始。
回收废品人人有责
2009年7月12日下午1时58分，MIT的感知城市实验室的“废物跟踪”项目负责人马斯坦赛·廷奥尔（Musstanser Tinaull），把《新科学家》杂志编辑卡洛琳·威廉斯（Caroline Williams）的一个数字相机扔到了西雅图的一个垃圾箱中。该相机还能正常使用，只是卡洛琳的朋友送给了她一个性能更好的新相机。
卡洛琳想知道这个照相机扔掉后，它是否会被送到垃圾填埋场，或被回收利用或被送到某个发展中国家卖掉。结果，这个相机的命运完全出乎她的想象。两天后，它在2.6公里以外的一个居民住宅区出现。看来它是被人从垃圾箱中掏了出来，并有了新的主人。
这并不是“收养”电子产品的唯一案例。例如，一台电视机被扔在西木市（洛杉矶地区）的路边上，两天后，它便在1公里以外的一个住宅区内出现。又如，《新科学家》杂志记者尤恩·卡拉韦（Ewen Callaway）把一台老式的袖珍计算机捐给了一个计算机回收服务商店，几天后，这台计算机似乎在距商店半公里外有了一个新主人。
由于500米已接近电子标签的极限，因此很难对这台计算机的真正行踪予以确认。这种事先并未计划好的回收方式，在废物流向中是另一种未知量。“如果你把不用的东西送给别人，就免去了他人购买新的商品，也就等于你减少了人们对资源的总量需求”，“废物和资源行动计划”――英国废物咨询机构――的蒲力浦·沃德（Phillip Ward）如是说。
弥补你的碳排放
如果你在考虑如何减少你的碳排放，那就选择呆在家里休息，而不是飞往异国他乡去度假；如果你必须乘飞机外出或到某地去享受，由此会排放出许多的二氧化碳。现在的问题是，采取何种方式可以弥补或赎回由此造成的碳排放？
弥补碳排放正逐渐成为一个大的产业。J.P.摩根集团为此收购了英国的一家名叫“气候关怀（Climatecare）的开拓型公司，但这样做真的有益处吗？
通常可以采用3种弥补方法。第一种从投资减少碳排放的项目入手。例如，从巴西的甘蔗废渣填埋场中抽取甲烷，或者为蒙古人提供效率更高的火炉（他们习惯用牛羊粪或木材取暖）。由此减少的碳排放量是可以计算的，效果也是显而易见的。
第二种方法是吸收空气中的温室气体。植树是一种好办法，它们的生长过程需吸收大量的CO2，而吸收掉的CO2也是可以计量的。期间，弥补者要悉心照顾这些树木的生长。如果这些树木不能永生的话，其效果最多只是缓解了CO2的排放，不能防止因CO2排放而造成的气候变暖。
第三种方法的效果最难确定、但可能是最有价值的。如今，许多弥补者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绿色能源，如在非洲的乡村建造风力涡轮发电机或太阳能发电装置。尽管这并没有直接防止CO2的排放，但能收到很好的示范效应。如果把太阳能装置发的电传送给从前根本没用过电的村民，邻近的村庄就会对类似的计划投资，有助于为低碳经济的发展铺平道路。
使住宅节能环保
住宅排放的CO2 约占人类排放总量的1/3，每一个生态卫士应尽可能地降低其住宅的碳排放量。
如果经济条件许可和有安置太阳能电池板和焚烧炉等设备的地方，你便可在自己的家里生产出你所需要的全部电能和热能。但首先应懂得如何节能。按照美国能源部长朱棣文的说法，如果在家里使用空调，应该把屋顶和外墙涂成白色，它对阳光的反射效应可使电量节省15%。
在碳减排方面，如在顶层、空心墙内或热水缸周围添加绝热材料，可以减少1/10的碳排放量。如果你用的是以植物为基材的大麻纤维绝热材料，可以减少CO2的排放，即每公斤的传统绝热材料能“锁”住1.5公斤的CO2。如果你计划对你的住宅进行改造，并用非预制件替代传统的预制件，甚至可以使碳排放变成负值。一种名叫“hemdrete”的以大麻纤维为基材的建筑材料，可以用来取代传统的砖和砂泥，每立方米可以“锁”住110公斤的CO2。
搬到城里去住
在很多人看来，要想过上绿色的生活，就得搬到乡村去住。然而，如果你担心的是你的碳足迹（Carbon footprint）的话，你最好还是去耕耘一个城市田园吧。
其理由在于，城市居民通常喜欢居住在其工作单位、商店和游乐场所的附近，他们很可能比郊区或农村居民更多地选择步行、骑自行车或乘公交车。
当然，供应城市居民的食品和原材料必须从乡村或其他地区运来。但在发达国家中，居住在乡村的大多数人只从其住所附近得到很少的一点食物和商品，而花在交通上的费用并不比住在城里的人低。
不容置疑的是，在人口密集的城市里，人均家庭取暖、废物处理和其他共享基础设施的能源成本要低得多。把这一切计算在一起，你就会得出和伦敦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相一致的结论：在世界上大多数地区，城市居民对温室气体排放的贡献要大大小于乡村居民。
给孩子接种疫苗
如果你曾经到过一个古老的墓地散过步，你就会发现数目多得令人吃惊的刻在墓碑上的死者的幼小年龄。在过去，每3个孩子中就有1个在5岁以前就死去。这些孩子大都因患白喉、麻疹或百日咳而死亡，或因患脊髓灰质炎而瘫痪，或因先天性风疹出生时又聋又哑。
如今情况大有改观，在发达国家中每150个孩子中只有不到1个在5岁前死亡。这当然要归功于现代医疗卫生条件和营养的改善，其中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疫苗的接种。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家长担心疫苗会引起孩子患孤独症，或者接种复合疫苗（同时可预防几种疾病）会使孩子免疫系统超负荷工作，拒绝让孩子接种疫苗。
疫苗可能会引起副作用，少数疫苗甚至会产生严重后果。一般来说，其副作用是微不足道的，如稍稍发点烧等，相对患病的风险来说是值得的。研究表明，在接种过疫苗的孩子中，引起孤独症的并不多见。儿童可以承受或响应1万次免疫激发，如果当你考虑到任何一次微生物的侵袭可能产生的巨大杀伤力时，你就能体会到接种疫苗的重要性。
测试你的基因
通过测试你的基因，是否可以帮助你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至少是目前的健康状况？关于这一点是有争议的。但是，对于你的孩子可能会起到重要作用。如果你是一个病原携带者，如像膀胱纤维变性、镰状细胞病变和脊柱肌肉营养不良，通过基因测试，就可以揭示出这些隐性基因。在西方一些国家，提倡即将为人父母的夫妇接受某些遗传疾病的测试。
如果你是一个病原携带者，你可以有各种不同的选择。但如果你想要孩子，一种选择是确认未来的伴侣不是病原携带者。通过推行这种方法，一个名叫“正直的世代”（Dor Yeshorim）的犹太人组织已大大减少了儿童患泰萨病的危险，这是一种遗传病，会慢慢致儿童于死命。
另一种选择是，那些存在遗传病倾向的孕妇进行预植入基因诊断，避免任何体外授精后出生的婴儿患病。有一种产前遗传学诊断（PGD）方法，可以用来测试非遗传基因疾病，例如唐氏综合症。
如果你对上述方法不屑一顾，也没有关系，只要知道你的孩子可能患的是哪一种遗传疾病，也可以帮助孩子从一生下来就得到正确的治疗。大多数国家都采取了这种措施，即越早发现你的孩子患了某种遗传性疾病，你就会有越多的应对选择。
要敢于正视现实
2005年，年仅3岁的伊莱扎·J·马乔尔（Eliza J.Maggloer）在她的母亲（艾滋病病毒测试呈阳性者）拒绝把她送医院治疗后死亡。马乔尔不是因拒绝接受艾滋病治疗而死去的第一个儿童，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甚至，还会有更多的儿童因人们无视气候变化造成的后果而死亡。看来要想大大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决非一件易事。即使全世界都认为人类在这方面应该受到谴责，包括至今还有许多人拒绝承认全球气候变暖这一事实，还在继续采取拖延战术对待这一迫在眉睫的问题。
我们人类并不是一种天生就有理性的生物。尽管我们非常渴望了解世界，但结果有时却导致我们走上歧途。举例而言，当父母发现自己的孩子患有孤独症时，往往都难以接受这一事实，也无人解释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一旦我们形成了一种看法，就会抓住任何能佐证这一观点是正确的东西不放；哪怕这种证据并不可靠，却拒绝接受对这一观点不利的证据，即使这种证据铁证如山，尤其是不敢正视现实，结果导致做出错误的决定。
其实，理性本身也有问题。许多事情如爱情和性，都在激发和推动我们去采取某种行动，但却找不出什么合理的理由来加以解释。事情往往都是这样，偶尔相信某件事情，结果真的变成现实。对此，只要看看安慰剂产生的效果就可以理解（指用安慰剂治疗时产生的非治疗作用的病情好转――译者）。
由此看来，理性是很难做到的。因为它往往会违背我们的本能感觉。但是，如果我们还想好好地生活下去，那就得使世界变成一个适合人居的地方，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取代科学和理性。我们必须使我们的行动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我们希望它变成什么就变成什么的基础上。
与人为善
如果人人都能和睦相处，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就会变得更美好。但是，我们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这很快就会变成一个令人信服的科学问题――心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正在研究如果提高人们的同情心和怜悯心。两项正在进行的研究表明，沉思不仅可以增加人们的同情感，而且还可以改善体力和感情健康。
但是，你不一定要做一个佛教徒或一个智力可塑性专家，来帮助提高人们的同情心。有证据表明，无私的行动可以在社会网络中传播。换言之，如果你友善地对待朋友，他们也会友善地对待他们的朋友。
为了证明这一点，波士顿哈佛医学院的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Nicholas Christakis）设计了一种互动游戏，其中，参加游戏的120名学生被分为4人一组，并要求他们捐钱给其所在的小组。游戏一共进行5轮，每轮过后重新分组，但要求学生不在同一小组内出现两次。研究人员在每一轮游戏结束后会告诉参加者，其他小组捐了多少钱。
结果他们发现，慷慨是有感染力的。如果某小组捐的钱比预计该小组平均数多出1美元，该小组中的其他人在下一轮会比预计的多出大约20美分。这种利他主义行为一直持续到第三轮游戏。
克里斯塔基斯在另一项测试中也发现，互助行为可以传播到第3级，即从朋友到朋友再到他们的朋友。如果你的知名度高而且有着广泛的社会联系，那就能发挥一种特殊的作用，你的同情行动就会在网络中引起进一步的共鸣，而且你也可能会从其他人的善心中得到帮助。
要多吃果蔬
至少有两个理由可以说明多吃果蔬少吃肉的好处：对本人及环境有益。比起食物从哪里来，你吃的是什么并不重要。因为在运输食物过程中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在种植与食物有关的温室气体排放中所占的份额很少。
家禽排放的温室气体占了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1/5，包括从它们的胃和粪肥中产生的甲烷，到用来种植喂养它们的饲料过程产生的一氧化二碳。由于生产1公斤肉要消耗掉几公斤植物，而生产肉类和其他动物产品如奶酪，通常会扩大种植面积对环境造成危害，因而造成对热带雨林的破坏。如果稍稍减少一点肉类消费，如每逢周一吃素，情况就会变得大不一样。
如果你想吃肉，就得仔细挑选。根据加拿大达尔豪西大学的内森·佩尔蒂埃（Nathan Pelletier）尚未发表的一篇论文称，反刍动物中牛和羊对环境危害最大；而用草喂养的牛其排放出的温室气体比用谷物喂养更多。
吃鹿肉实际上可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原因在于可以抑止增长迅速的野生鹿群的繁殖；或试着食用在你们邻近地区泛滥成灾的外来物种，比如，在英国繁殖迅速的北美灰松鼠和侵入亚利桑那州的路易斯安那的淡水鳌虾。
令人不放心的消费
你是怎样花钱的？是否把钱花在了那些雇佣劳工奴隶般干活的老板的腰包中去了？或这样做是否会加速巴塔戈尼亚高原盛产的有齿鱼类的灭绝？甚至你不花钱消费也可能做出一些对生态环境不利的事。比如，你是否把你的储蓄投资到某个加剧气候变化的石油公司里去？
研究表明，采用类似“公平交易”的设计，可以确保人们能为他们的产品得到一个较好价格的“标签计划”（旨在为消费者提供不同产品的能源消耗量及效益资料，有助于他们购买时作出精明的选择），使贫穷的农民生活水平得到明显的改善――增加了家庭的稳定性，改善了孩子受教育的条件。但是，不少公司正在试图制订没有实际意义的标签计划，或者借助于慈善事业的名义发布虚伪的声明，利用人们的善意从中捞取好处。
当商家把这种伎俩用到消费品上时，通常是给这些商品贴上“绿”色标签。最近的一份研究报告发现了其中的问题，有98%的商品都声称是绿色的。这份报告提醒人们，在选购有合法生态标签的商品时，要注意类似像森林管理委员会核准的标签。但即便由这样有信誉机构发出的标签，有时候可能还会有问题。
对“绿”色产品的批评意见认为，商家的这种伎俩将误导人们不用改变生活方式也能做到同样的事情。不管怎么说，如果我们购买标签商品，就是在支持标签计划：需要得越多，要求改变这种状况的呼声也就越高。
当你在掏腰包之前要好好动动脑筋，虽然绿色的选择可能并非是购买商品或二手货，符合道德的消费也许能收到预期的效果。但遗憾的是，选择绿色消费远非那么简单。
资料来源New Scientist
责任编辑 则 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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