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斯坦福大学血管生物学家约翰·库克（John Cooke）获得了加利福尼亚再生医学研究所（CIRM）的一项基金，这项基金是资助他在的实验室开展人类干细胞研究。然而，他从来没有想到CIRM会收回这项基金，尤其是当研究开始把他引向一些让人激动的新方向上。
终止资助
在人类胚胎干细胞实验开始的一年里，库克完成了基金申请中的大部分研究，他的小组开发出了一种基于蛋白质方法的诱发多能干细胞的研究方案――范式转换――并希望这种方案能为血管再生研究领域提供一种全新的观念（范式转换，参见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但问题在于这个方案并不是他最初申报基金课题的内容。
库克所接受的资助是一项“探索与发展杰出科学成就奖”（SEED）基金。CIRM设立这项基金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快速开展胚胎干细胞研究，但只限于资助探索性基础研究。而且SEED基金的《申请要求》明确要有“新理念和新研究……完成一些能够产生初步数据或原则性论证的研究，并最终能够扩展完成整个研究”。当库克引以自豪的第一份年度研究进展报告中清晰地列出已更改的课题研究方向时，CIRM得知后却终止了对他的资助。
库克回忆道：“我当时预期他们会满意那份新计划，但事与愿违。”2009年1月，当库克被要求提供更详细的研究进展报告后不久，CIRM便和库克在电话中讨论了他提出重新审议的请求，CIRM认为他的研究已经转向为新的方向，因此终止了对他第二年的资助――接近库克最初被资助金额的一半。
库克说：“我能够理解他们为何作出此这一决定，但我不认同他们取消资助的做法。”
不仅仅是库克被取消了资助，CIRM要求每一位受助者每年提交其研究进展报告。正是基于这些报告，CIRM取消了74项资助中的另外两项SEED基金资助：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哈里·雷迪（Hari Reddi）和旧金山大卫格拉斯通学院的埃里克·威尔第（Eric Verdin）也被取消了资助。然而，CIRM前任首席科学家玛丽·切泰（Marie Csete）在2009年6月召开的CIRM董事会上说，这3项基金资助被终止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研究进度缓慢”（受资助的科学家都拒绝发表评论，而CIRM官方也拒绝提供终止基金资助的进一步细节）。
缘于两难
无疑，资助单位需要对所资助项目进行监管以避免科研资金被滥用。但是，过分的干预是不是件好事情呢?
通常，资助单位对基础研究进行资助都希望在探索性研究过程中得到意想之外的收获。已经获得一项用于基础研究R01项目资助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神经疾病和中风研究所的罗伯特·芬克尔斯坦（Robert Finkelstein）说：“我们认为，一些重大的发现往往来源于曲折的探索而意外获得的。研究者可以转至研究任何他感兴趣的课题。在课题方向决策上，课题负责人应该拥有决定权。”
那么，SEED基金是否在走钢丝？一方面，无可否认的是他们的资助方向是探索性研究；而另一方面，建立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领域是他们特定的目标，可以理解他们终止对库克的研究是超出或偏离了他们预期的资助范围。有趣的是，在2009年10月的CIRM通告中：14个获得CIRM资助的疾病研究团队中，只有4个与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相关，而所有团队均获得了CIRM为期4年的临床研究资助（库克最后为他的新研究找到了资金资助，美国心脏病学会资助他15万美元，使研究得以继续进行。后来他又获得两项NIH资助，这两项资助总金额超过1100万美元）。
另外，CIRM对所资助项目的时间也有相对较短的时限要求，这一限制便于该机构更加严格地监督那些偏离原定研究方向的受助者。与NIH长期存在相比，CIRM是2004年经加利福尼亚州政府批准成立，其存在期限仅为十年。“CIRM的目标非常明确，他们想在10年内获得成果，因此不得不更加进取。”伯明翰医学研究所的陈惠生（Huei-Sheng Chen）如是说。他是SEED基金的获得者。
基思·雅马莫托（Keith Yamamoto）是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分子生物学家，2008年曾是NIH项目审核负责人之一。他认为，这些资助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份合约，资助者和研究者为获得特定成果必须密切合作。尤其对成果导向型的研究，这种做法无可厚非。但对CIRM而言，在开始时就明确表明其意向是非常“关键”的。
相似的，NIH和CIRM均要求受资助的基础研究项目每年提交进度报告，总结过去一年里的研究进展或提出对研究计划的改进，但CIRM对年度报告的审查强度让人觉得有点意外。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埃伦·罗比（Ellen Robey）同样是2007年的SEED资助获得者，当CIRM项目管理人要求她在年度进度报告中提供更多的细节时，她感到很惊讶。罗比说：“我过去习惯于NIH体系，而NIH要求的进度报告实际上只是一种形式，你甚至会觉得没有人会去看那份报告。”尽管CIRM项目管理人对罗比提供的补充资料感到满意，但罗比坦陈她并没有意识到CIRM真的会取消某些资助。
加州州长阿诺德·施瓦辛格在CIRM参观
见仁见智
对于NIH来说，项目负责人会仔细审核每一份提交的年度报告，只有少数课题需要额外的跟踪观察，其中又罕有以撤销资助而告终的。同时兼任NIH外研办发言人的芬克尔斯坦如是说。
CIRM对被资助者的严密监管是否是件好事，这在科学界存有不同的看法。对于一些人来说，像CIRM这类公立资助机构通过这种方式向纳税人展现了他们把钱投向富有成效、硕果累累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这种监督作用非常显著”，约翰·辛普森（John Simpson）说。这位从事干细胞研究工程的科学家支持CIRM对所资助项目的监管。“这说明他们并没有玩忽职守，CIRM同时扮演着基金提供者和基金管理者的角色”。
然而另外一些人则认为，这种密切监管会给研究者以及科学本身带来负担。“理论上说，这是件好事”，来自俄亥俄州凯斯西储大学的大卫·卡普兰（David Kaplan）曾经参与编写NIH的同行评价系统。他认为：“资助机构对基金有足够的监管，这对基金的受助者是有帮助的，我认为想法很好。但是问题在于这种监管方式对研究者造成过多的干扰，甚至抹杀了在科学研究中的重大意外发现的可能。”
另外，这种监管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暗示着对受助者的不信任。“基金资助者与受助者之间的信任对于研究进展起着重要的作用，”雅马莫托说，“如果达不到预期目标的惩罚就是撤销资助的话，那么这种资助方式根本上是在说‘我们并没有充分信任你’”。
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干细胞研究课题组负责人拉里·戈尔茨坦（Larry Goldstein）说：“其实，CIRM并不是仅有的一家在全程监管与微观管理之间寻找平衡的资助机构。”他也是CIRM资助基金获得者。他说：“我想任何资助机构都会面对这个问题：既要有足够的监管去确保受助者在受助期间取得研究进展，但同时又给受助者留有改变研究方向的空间，只要他们能够提出合理的理由并且能够被资助机构了解认同。”
资料来源The Scientist
责任编辑 则 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