臆断的预言和轻率的发布，轻则让人困惑，重则损害科学及其政策的权威性

　　2005年，韩国发行的一枚邮票触发了人们对一幅人类进化卡通图案的回忆：一个弯腰屈背的猿人以六个步骤进化成直立的双足智人。该枚邮票（下图）展现了一位截瘫病人慢慢地从轮椅上爬起，挺身而立，最后以一个跳跃动作表示庆祝。邮票的左边是一枚经过细胞核转移的卵子，似乎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多亏了黄锡禹的人体干细胞研究，无性繁殖像是一件已经发生了的医学奇迹似的。然而，麻烦就在于，事实上奇迹并没有发生。4年过去了，奇迹还是没有发生。

　　当时，世界各国和韩国为黄锡禹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或兴高采烈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人类胚胎干细胞技术不仅能医治脊椎损伤，而且能医治早老性痴呆症、帕金森氏症等一些退行性病症，其他的一些疾病也都将成为历史。2006年1月，黄锡禹的“开创性”论文被揭露造假，他所说的已成功建立的11条人类干细胞系根本不存在。事发后，黄锡禹便离开了首尔国立大学并接受司法调查，该邮票也随之撤柜停售。然而，整个世界还在翘首期盼着首个人类胚胎干细胞治疗技术被正式批准临床应用。
　　细胞核融合技术的应用成为事实看来还需要50年的时间；然而，有时人们却感到某些疾病被治愈似乎只需10年的时间。

误导：公众失望

　　从一些科学欺诈未果的案例来看，有人往往会作出一些比实际结果要多得多的承诺。以细胞核融合技术为例，其应用成为事实看来还需要50年的时间。由于受到误导，人们会认为治愈与之有关的一些疾病只需10年时间；包括过去认为优生学不仅能治愈遗传性疾病，而且还能医治诸如流浪汉和犯罪这类社会痼疾的说法，现在回过头来想想，确实有些好笑。然而，在人类基因组工程热火朝天的1989年，《科学》杂志发表的一篇社论称：通过解决心理疾病的途径，遗传学将有助于减少无家可归之人。此论之新鲜，也许足以让许多生物学家既困惑不解又忙得不亦乐乎。
　　在此其间，一些科学权威人士根据大流行病或环境灾变论而发表的有关世界末日和文明结束的预言。然而，我们依然存在，全然不顾人口学家托马斯 ·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18世纪发出的关于人口过剩的警告以及生态学家保罗 ·埃尔利希（Paul Ehrlich）在1968年出版的《人口炸弹》一书中的预言：“不管现在发生了什么冲突，在20世纪70——80年代里，将有数亿人死于饥饿。”
　　当然，科学家在预言时都有各自的动因，或是为了获得资助，或是为了扩大影响，等等。然而，当预言没有兑现时，极少有人会因此感到失望。现今，我们看到了许多未兑现的预言给患者、决策者，甚至是科学声望所带来的打击。1995年时任美国国立卫生院（NIH）院长的哈罗德 ·瓦默斯（Harold Varmus）曾在一次会议上说：“人们对基因治疗方案一直抱有过高的期望，这缘于对临床治疗的过度夸大，掩盖了研究工作的探索性质。其中包括一些媒介的推波助澜，使广大受众感到临床基因治疗已经获得了极大成功。这种错误渲染造成了该领域的信任危机，而且不可避免地让医学界和公众感到失望。”

　　诚然，只要科学工作者存在，他们就会不断地进行预测。事实上，没有对未来的预测，也就无法作出决策让事情更好地推进。有理由相信，对于科学发展进程而言，承诺和预言将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曾经克隆出“多莉”羊的苏格兰胚胎学家伊恩 ·威尔穆特（Ian Wilmut）说：“在科学家发表预测一事上，媒体造成的压力最大。”而媒体的“剪辑”文化在其中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在大约10秒——20秒时间作出回答的电视访谈节目“最容易在无意中误导他人。”
　　英国布拉德福德大学的社会学荣誉退休教授希拉里 ·罗丝（Hilary Rose）说：“20世纪后期以来，科学家在相当程度上再也不具备我们通常所说的无私品质。”他们为寻求资助、或赢得公众认同津津乐道。“很多人显然设法籍此出名，科学的基本文化内涵确实发生了变化。”
　　诸如大学中众多新公司的涌现，意味着研究工作越来越与商业利益捆绑在一起。英国约克大学科技处主任尼克 ·布朗（Nik Brown）认为，许多生物技术公司的掌门人多是财经主管而非科学主管，过去十年间被任命担任生物技术公司重要职务的财经专家人数的增加就是一个例子。他说，自从冷战结束以来，科学在安全意义上的重要作用已让位于经济，科学技术正在成为许多国家经济战略的重心。
　　当对科学工作者“辞藻修饰”的压力加大之时，政治也越来越依赖科学预测以指导政策的制定。结果是，含有科学内容的政治问题也许比过去更多了。

承诺：夸大其词

　　过分夸大科学作用也可从经费申请中窥见一斑。英国兰开斯特大学从事科学规律研究的布莱恩 ·温（Brian Wynne）教授说：“现今，无论你是哪个学科的，每个项目申请必须写上可能产生的影响。不仅是项目的影响，而且还包括经济方面的。这样一来，科学家们就必须承诺并夸大其词。”
　　2008年，在提交给《自然》杂志的论文总数中，被采用发表的只有8%，比1997年的近11%有所下降。因而为争取得到资助或论文发表机会，这就迫使科学工作者为强调各自工作的潜在影响而展开激烈的竞争，其间不乏过分渲染或拔高其所研究项目影响的嫌疑。近年来，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对申请研究项目的资助始终在10% 以下。
　　更有甚者，当对科学工作者“辞藻修饰”的压力加大之时，政治也越来越依赖科学预测以指导政策的制定。英国皇家学会主席马丁 ·里斯（Martin Rees）说：“如今，含有科学内容的政治问题也许比过去更多些，这些问题往往是全球性的，其一是气侯变化，其二是大流行疾病。虽然这些问题可能科学也难以预测，但听取科学家的意见总比道听途说的好。”
　　不过，根据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丹 ·萨雷维茨（Dan Sarewitz）教授的说法，依赖科学的结果，是政治家们在作出困难决策时“把责任推给科学家”的一种手段。政治家就复杂问题向科学家征询答案的情况，从丹麦首相安德斯 ·F ·拉斯穆森（Anders F.Rasmussen）2008年在一次有关气候议题会议上的演说中可见一斑。他说：“（不要）向我们说出太多的尚不确定的目标，因为这一过程已够复杂了。我所要的是确定的目标和可靠的数据，而不是对事情的不确定性及其风险的过多思考。”他认为，这样的要求可以让科学家们根据现有的手段对将来可能出现的问题作出简明扼要并通俗易懂的推断。
　　另一个变化是科学工作者自己。至少是欧洲的科学工作者至今仍因转基因农作物和食品遭民众反对一事而惊魂未定。为了确保经费的落实和研究工作的进展，他们越来越需要得到公众的支持。正如英国生产力问题专家罗伯特 ·温斯顿（Robert Winston ）2005年在英国广播公司（BBC）所说的：“我们往往需要过多的自信。我们可能夸大其词，那完全是因为（干细胞研究）是一个需要支持的领域，我们需要得到民众的支持，我们需要劝说他们。我想，有时候我们可以满怀激情地去向人们做些解释工作。”
　　克隆技术当然有可能帮助残疾人重新行走，但事实是，韩国发行的这枚邮票却在为一件并没发生的事在欢庆。黄锡禹事件证明，未来总带有一种令人生厌的不确定性，那就是会出现意想不到的逆转。正如物理学家尼尔斯 ·博尔（Niels Boh）曾开玩笑地说过：“进行预测可能相当困难，尤其是对未来。”英国加的夫大学的琼 ·哈伦（Joan Haran）也说过，当科学家在进行预测并作出承诺时，他们正在进入“一个虚构的幻想王国”。即使是建立在事实与数据的科学推理基础上，那样的预测也与一厢情愿和可能发生的社会政治事件休戚相关。
　　一旦糟糕透顶的预言无法兑现，几乎无人为此感到沮丧；然而，我们所见到的越来越多的没有实现的预测，这对患者、决策者乃至科学本身都是沉重的一击。

影响：截然不同

　　许多经过深思熟虑的预测，往往会被一个意外的科学发现搞得混淆不清。在打开一条通向可能出现的新世界之路的同时，却把其他的通途统统堵死了，威尔穆特太了解这个情况了。2006年，他在爱丁堡的一次演讲会上预言：5年之内，科学家们将可以决定他们是否可以运用克隆技术医治运动神经元疾病。但只过了几年时间，威尔穆特开始弃用克隆技术，倾向使用诱导多能干细胞技术（iPS)，借此通过生物化学或基因途径，以重新规划人类体细胞成为多能细胞的研究。
　　现在，其他科学家仍在继续探索克隆技术；而转向iPS则意味着威尔穆特之前作出的预测，看来不太可能被证明是对或是错。威尔穆特说，有时你是对的，有时你是错的；而在某个时候你作出了一个你能作的绝好预言。”
　　然而，当一则预言被证明是对或是错时，对科学研究或决策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这是一把双刃剑：前者有利于研究方向的推进，后者则使事情变得更加混沌。以干细胞研究领域为例，对于人体多能干细胞研究采取宽松政策的国家，人们自然会猜想他们将取得重大的进展，但这种猜想至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回报。当人们被弄得一头雾水之时，而医治心脏病和气管修复的成体干细胞研究，至少还与临床治疗保持着一致，这在新闻报道中已有所体现。
　　罗丝认为，虽然有很多理由批评美国前总统乔治 ·布什对人类多能干细胞研究采取的保守政策，然而，却迫使科学家去考虑如何利用其他途径开展这方面的研究。“人们几乎像是在向布什欢呼似的。”英国埃克塞特大学基因组研究中心（ESRC）的社会学家克里丝汀 ·豪斯克勒（Christine Hauskeller）指出，除了美国，许多国家都在克服各自的伦理障碍，以寻找可能的办法制造人类多能干细胞（日本首先成功开发了iPS）。
　　哈伦的一项研究表明，人们非常相信科学家对于未来的预测，而对新闻或电影以及其他故事性媒体的预测往往将信将疑。“因为科学家受到人们高度的尊崇，因而很难对他们作出的承诺提出质疑。”看来科学家们也希望如此。比如，当1980年《纽约时报》发表了一则关于不要期望干扰素研究会立即产生奇迹的文章后，科学家就抱怨报纸发表这样的言论将影响他们获得研究经费、扰乱民众对科学的信念以及阻碍研究工作的发展。哈伦认为，科学家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但必须看到，这样的理解必须建立在正当的怀疑基础之上。
　　有人引用巴尔的摩约翰 ·霍普金斯医学院儿科医生戴维 ·瓦尔的话说，他的一个病人已不再食用有利于视力恢复的限制饮食，理由是“基因治疗已近在眼前”。

预言：倍加谨慎

　　科学造福于民这不容置疑，但对其夸大其词或过分渲染，其结果会让民众、社会以及科学本身信以为真。瓦穆斯领衔的基因治疗专家小组认为，科学家及其发起人对科学的过度吹嘘，“损害了基因治疗领域的诚信，将会极大地阻碍该领域治疗人类疾病的进程。”在此后的争论中，有人引用巴尔的摩约翰 ·霍普金斯医学院儿科医生戴维 ·瓦尔（David Valle）的话说，他的一个病人已不再食用有利于视力恢复的限制饮食，理由是“基因治疗已近在眼前”。
　　预言也往往会产生一种急迫感，使人们从政策上如何推进事业的发展失去冷静和沉着。布朗认为，由此可能会产生一种立法压力；而专家学者也许对潜在的新的研究思路缺乏理解。“在你的国际同行为此立法前，你抢先走了一步”。
　　豪斯克勒引用了英国最近对人类授精与胚胎学法案提出修正案一事加以说明，该法案是在科学家对议员游说，要求在干细胞研究中使用人兽混合胚胎后通过立法的。之前科学家们抱怨说，研究用的卵子捐献量太少。她说，现在法律有了，然而，iPS的研究也有了进展，再加上混合胚胎的合成存在着一系列无法预见的问题以及研究经费的不足，英国的科学家实际上没有谁还在做混合胚胎这件事。
　　豪斯克勒认为，这不仅浪费了法律和财力资源，而且也挤压了社会与科学的可能发展空间。有法律约束力的科学文化确实有碍于科学研究的本质，“如果我们已经知道科学家必须生产什么产品，那么，那就不是科学，而是所谓的工程学。”
　　在布朗看来，为预料到的新的研究途径而建立的管理机构，往往无所作为。比如，英国异种移植临时协调局(UKXIRA)成立于1997年，其宗旨是对人类与动物的器官和组织移植进行监管。他说：“在此期间，科学本身已经在堕落之中，这一机构当然也达不到预期的目标。”2006年该机构解散，最终也没发放过一张允许进行移植的许可证。
　　罗丝相信，过分强调某些研究的重要性并对其可能产生的结果寄望过高，往往会使社会和政治家在制定决策方案时举棋不定。她引用《科学》杂志的一篇期望把人类基因组项目作为解决流浪汉问题的社论说，这有可能对用于遗传学的经费形成偏见并进而减少对其他社会服务的投入。“哪一笔经费是准备用于创建更多的公共健康，比如说，改善人民的住房条件以及营养状况，而哪一笔是用于遗传学的？我认为遗传学有可能给一小部分重病患者带去福音，但不见得能给整个人类的公共健康有太大的好处。”
　　据NIH一份关于基因治疗报告的提示，对于科学家来说，最担心的也许是无法兑现作出的承诺，这将在很大程度上颠复公众的信心。萨雷维茨认为，从目前情况来看，对民众的质疑，科学似乎表现出一种“不可理喻的粗鲁态度”，“在美国，科学预算在不断地增加，科学正处于声望的顶点，我想这就是不断提出承诺的原因所在。我真的非常担忧科学的灵魂怎么会变得让人如此反感，现在我看不到有任何的反馈在提醒科学家对未来前景作出预言时要倍加谨慎。”

资料来源The Scient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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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谨言预测

1.避免给予简单的时间底线

如被问及你的研究运用于临床将要多少时间这一问题时，你可以讲讲这一过程的复杂性，而不要作出明确的预测。伊恩·威尔穆特说："我认为做这些事情所要花费的时间比你们期望的要长。"如被问及你对运用iPS技术治疗运动神经元疾病前景的看法时，我会说，现在一、二个实验室已经获得了此类患者体内神经元的同类基因，也许若干年后他们就能鉴别出这类基因与健康细胞之间的差别。再过若干年可能进行大量的化验。此后所进行试验并发现首个复合物又得花好几年。然后，你自然会看到该药物先在动物身上进行试验，然后被用于临床。由此看来，至少需十年时间才有可能把这种新药用于医治人类患者。"

2.借鉴过去发生的事

根据尼克·布朗的经验，那就是注意汲取以往所作过的兑现或不兑现的预测与承诺的教训，这有助于科学家们避免他所说的"习俗健忘症"，这种病症不断地让人产生一系列的失望感。

3.提出告诫

哈罗德·瓦默斯的基因治疗报告结论说，科学家们必须"让公众不仅知道基因治疗的美好前景，而且知道它目前的局限性。"当科学文化鼓励人们以适度夸张的方式发表预测时，要做到这一点可能不太容易，但是，布莱恩·温认为，科学与科学家对他们所说的话必须更加谦虚谨慎，"如果谦虚成了习惯，政治和科学将会完全改观。"他还说："更为谨慎的科学或许也是更为可靠的科学。"

4.牢记自己的"无知"

丹·萨雷维茨说："科学家所掌握的科学知识，至少知道各自领域内的知识，但是他们不太知道技术、创新和政治那玩艺，因此，在他们的预言中经常出错并不奇怪。"希拉里·罗丝认为，自然科学家有时习惯于用生物学术语去解释复杂的人类社会和政治行为问题，这必将产生更多的错误。如生态学家保罗·埃尔里奇在他的《人口炸弹》一书中所作预言的问题，就在于"他对人口统计学方面的知识不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