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是文明的关键

发布时间：12年05月29日

编译李年林

土耳其哥贝克力石阵，一座代表文明曙光的神殿

　　土耳其东南部的一座山上坐落着世界上最古老的神庙。哥贝克力石阵有大量的T型石柱，上面雕刻着动物图像，它的存在对长久以来文明起源的假想提出了挑战。尽管考古学家还在发掘线索，对线索的意义仍存有争议，但是该遗址的重要性却是大家公认的。

　　在遗址中没有发现任何与农业有关的迹象，这可以解释为该古建筑是于11 500年前由狩猎采集者建造的。但建造哥贝克力石阵的纪念性建筑仍需成百、甚至上千人的参与（Documenta Praehistorica, 37卷，239页）。因此，这可能为人类文明的两大难题提供线索：人类社会如何从狩猎采集者的流动小群落逐步扩张为大型的定居群落？规范的宗教思想如何蔓延并统治了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思想？

　　第一个难题与合作有关。12 000年前，所有的人类都生活在相对较小的营居群。如今，几乎每个人都生活在大型的合作团体，身边多为不相关的陌生人。这是怎么回事？

　　在进化生物学看来，合作的原因常由两种利他主义中的任意一种来解释：亲属合作和互惠利他主义――你若助我，我便助你。但以上两种说法无法解释陌生人之间的合作。

　　随着集群规模的扩大，以上两种利他主义呈现出衰垮的态势。接触陌生人的机会在增多，亲属合作的机会便减少了。互惠利他――由于缺乏额外的保障，如对吃白食者的惩罚制度――也很快丧失了活力。

　　第二个难题是某种宗教传统是如何广为传播的。如果你信奉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印度教，佛教，亦或你是不可知论者或无神论者，你都是某个极其成功的宗教运动的传承者，而该宗教运动起初不过是一个模糊的文化实验。

　　正如马太福音所记：“尽管被召唤的人很多，选上的人却很少。”不妨以此来描述宗教演变的规律，即大量新创的宗教实体，大部分都销声匿迹了，只有少数强大的宗教得以留存并发扬光大。

　　从长远来看，几乎所有的宗教运动都失败了。在对19世纪美国200个宗教或非宗教乌托邦公社的一项稳定性分析中，斯托斯康涅狄格州大学的理查·索西斯(Richard Sosis)发现了一个惊人的模式。宗教公社的平均寿命仅有25年。在80年间，9/10的公社解散了。非宗教公社，多数有社会主义性质，面临的情况更为严峻：它们的平均寿命为6.4年，且9/10存活的时间少于20年。（《跨文化研究》，34卷，70页）

　　哥贝克力石阵为这两大难题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解决方式：相互回应。要想知道如何各自相互回应，我们需要回顾有关宗教进化起源的激烈讨论。

　　一种越来越普遍的观点是，宗教信仰和仪式是普通认知功能进化的副产品。一旦发生，文化高速发展的舞台便得以奠定，进而最终形成信奉“大神”的大型群落。

　　一些早期的有宗教性质的文化变体倡导亲社会行为，比如合作、信任和自我牺牲，鼓励展现宗教情怀，如：斋戒，食物禁忌，繁复的仪式和其他难以矫饰的行为，这些行为可靠地传递了信徒们真诚的信仰(《进化和人类行为》，30卷，244页)并传达了他们合作的意图(《进化人类学》，12卷，264页)。因此，宗教将互不相识的陌生人们打造成道德群体，用神圣的纽带将他们连结在同一个超自然辖区内。

　　接下来，这些群落的规模将更加庞大，团体成员也将更加协作，从而在资源和住所的争夺中更具胜算。随着群落的日益壮大，他们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宗教信仰，在失稳过程中进一步强化群体凝聚力，减弱了亲属关系和互利对群落规模强加的限制。

　　自此，人类距离世界主要宗教所倡导的道德层面上的“大神们”只差一小步了。那些沉浸于亚伯拉罕信仰的人们习惯将宗教和道德联系起来，对于他们来说，很难想象宗教会以其他方式诞生。然而，一些极小的狩猎采集群落所信奉的神却与人类道德无关，如东非的哈扎人和卡拉哈里的散人。在这些关系简单的社会，通常是面对面的交流，人们很难逃离社会的监督。亲属利他和互利对于维持社会联系来说已经足够了。

　　然而，随着群落规模的扩大，陌生人的侵入使关系和合作受到了破坏。研究显示，陌生感――即使是错觉，如佩戴墨镜――常常伴随着自私和背叛（《心理科学》，21卷，311页）。社会监督能带来相反的效果，如站在镜头前或面对观众。即使察觉到类似“眼睛”的图案的“注视”，人们也会对陌生人表现得更友善（《进化和人类行为》，26卷，245页）。正如谚语所说：“监督使人行善。”

　　以此类推，当人们认为神在关注他们及他们身边的人时，他们往往表现得更友善。人类学档案支持这个观点。从极小规模的人类社团到超大规模的复杂社会，大神们日渐成为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干预观察者的代名词，对大神们的信仰日渐普遍，从而使道德和宗教之间的联系愈见紧密（《进化和人类行为》，24卷，126页）。

　　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的昆廷·爱金逊（Quentin）和牛津大学的哈维·怀特豪斯(Harvey Whitehouse)在仪式形式上也发现了一个类似的变迁：随着社会规模变得越来越复杂，仪式成为惯例，并被用于传播和巩固教条（《进化和人类行为》，32卷，50页）。类似地，超自然惩罚、因果、诅咒和拯救、天堂和地狱等概念在现代宗教中越来越常见，但是这些概念在狩猎采集者的文化中却比较少见。

　　一些实验研究证据也指向同样的结论。在一项研究中，研究者先规定孩子不要偷看盒子里的东西，然后把孩子单独留在房间里。那些被告知巫女爱丽丝公主在监督他们，相信爱丽丝公主真实存在的孩子们，更倾向于遵守规定（《实验儿童心理学杂志》，109卷，311页）。

　　经济学的游戏也被用来做亲社会行为的调查。例如独裁者游戏，该游戏需要两个匿名玩家进行一次性的交易。玩家1会拿到一笔钱，他需要决定给玩家2多少钱。但玩家2拿到钱后（也可能一分也拿不到），游戏就结束了。加拿大温哥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约瑟夫·亨里奇和同事们经实验发现，在全球15个不同社会中，信仰亚伯拉罕上帝的实验参与者给的钱比那些信仰地方神灵的参与者更多，因地方神灵没有亚伯拉罕上帝那么无所不知和关注道德（科学，327卷，1480页）。

　　在独裁者游戏开始前，我和同事阿其姆·夏里夫让其中一些人接触诸如神、上帝和灵魂等词，从而在他们的大脑中植入上帝的概念。而其他人玩游戏时则没有宗教提示语。对上帝的回忆具有极大的影响。在无提示小组中，绝大多数人留下了大部分钱，而那些受到上帝概念启动的人则往往更加慷慨（《心理学》，18卷，803页）。我和同事威尔·吉维斯发现，宗教提醒提高了信仰者被监督的感觉（《实验社会心理学杂志》，48卷，298页）。

　　宗教，因其对洞察之神的信仰及其繁复的仪式和惯例，在大部分人类历史中担当着粘合剂的作用。但最近，一些社群利用非宗教机构，如法庭、警察和强制执行机构等，已成功地维持了合作。在局部地区，尤其是斯堪的纳维亚，这些机构通过夺取宗教构建社区的功能，已加速了宗教的衰败。这些社群大多相信无神论――其中不乏世上最具合作精神、最和平及最富裕的代表――它们借宗教发迹，然后毫不留情地将之摈弃。

　　对非宗教道德权威的小提示，如使用市民的陪审团和警察等提示词，和独裁者游戏中对上帝的小提示有异曲同工之妙。人们已经学会不在上帝的监督下彼此友善对待。

我们不信无神论

　　宗教中长期存在的隐性偏见之一是对无神论者的排斥。研究不断证明，在宗教信仰占绝大多数的社群中，无神论者享有最低的支持率，甚至低于异教徒（《美国社会学评论》，71卷，211页）。

　　这种排斥由来已久。早在1689年，启蒙哲学家约翰·洛克在《论宗教宽容》中便写道：“否认上帝存在者不应得到宽容。承诺、契约和誓言是人类社会的纽带，而这些对无神论者毫无约束。”

　　信教者为什么排斥无权无势、一盘散沙的无神论者呢？答案恰和帮助宗教发展、维持社会凝聚力的力量一样：超自然监督。

　　我和同事威尔·吉维斯、阿其姆·夏里夫发现，洛克的直觉――不能信赖无神论者，无法与之合作――其实是排斥的根源（《个性与社会心理报告》，101卷，1189页）。信仰上帝的外在表现被视为可信度的衡量标准。对无神论者的排斥源于直觉，即人们若能感到上帝的监督，便会表现得更好。

　　尽管无神论者将不信教归为个人的良心问题，但信教者认为，对超自然监督的信仰缺失威胁着合作和诚实。

资料来源New Scientist

责任编辑粒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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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艾拉·诺仁赞亚(Ara Norenzayan)是加拿大温哥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副教授。他即将出版《制造诸神》一书（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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