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在端粒和端粒酶研究中作出的重要贡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卡萝尔·格雷德（Carol Greider，下图）等3人被授予了2009年度的诺贝尔医学奖。纵观诺贝尔奖历史，只有8位女性获得了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此前没有3位女性一齐被授予同一届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纪录。为此，《纽约时报》记者克劳迪娅·德莱弗斯（Claudia Dreifus）专程采访了格雷德，就其从事的端粒酶研究以及未来女性在科学界的地位等问题进行了访谈。
“我曾认为我很笨”
记者：当你接到斯德哥尔摩打来的贺电时正在洗衣服，是真的吗？
格雷德：是的。面对一大堆要洗的衣服，我一般不会起得这么早的，而且已经约好时间与两个女友去上健身课。对于这次获奖，以前有人曾预测5年内我会得奖，包括去年还有人认为我会获奖，但却没有。今年《路透社》也预言说或许我们这次会拿奖，但我没怎么想，或许这件事永远不会发生。在接到电话后，我马上给朋友发了封电子邮件：“对不起我今天不能去上课了，我获得了诺贝尔奖。”
记者：成为生物学家是你一生的追求吗？
格雷德：我的父母都曾是科学家，但小时候我并不是那种有作品参加科技展的孩子。至今我仍在想的一件事是，孩提时我有阅读障碍，在学校里遇上了一堆麻烦，还被放到补习班上。我曾认为我很笨。
记者：那一定让你很伤心。
格雷德：当然，克服那个（阅读障碍）很困难，因为这影响到我的单词拼写。我曾想过用一些方式去弥补，并学着把事件记住，这表现在后来我上化学和解剖学的课程上，最后我学得很好。
我从未对自己做过职业规划，但却幸运地通过了许多原本可能成为障碍的事情，一直向前走着。高中时我就喜欢上了生物，后来在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有了自己的实验室。我喜欢做实验并且乐在其中，也意识到这种工作方式适合我，就决定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生院。在那儿，我进了伊丽莎白·布莱克本(Elizabeth Blackburn)的实验室，当时她们在从事端粒方面的研究。
寻找“酶”存在的证据
记者：什么是端粒？
格雷德：端粒的概念是由赫尔曼·马勒（H. J. Muller，美国遗传学家，1946年诺贝尔奖得主――译者注）和芭芭拉·麦克琳托克（Barbara McClintock，美国细胞遗传学家，1983年诺贝尔奖得主――译者注）在1940年代提出的，当时他们指出，在染色体末端一定存在一种帽状结构的特殊的单元将整个染色体“收扰”。1978年，伊丽莎白·布莱克本和乔·盖尔(Joe Gall)确定了端粒的DNA序列。
细胞每分裂一次，它就会变短一次。但通常端粒却不会，这背后一定有些什么让端粒长度保持平衡的机制。1984年我刚进布莱克本实验室时，当时最令人激动的问题是，“如果我们知道端粒随时间变短，那它们又是怎样重新变长呢？”我打算去寻找一种称作端粒酶的酶存在的证据，看看这种酶能否在端粒变短后让其恢复长度。
1984年圣诞节来临之际，我发现了端粒确实能被我们称作端粒酶的酶延长，从而避免了端粒的损耗。做出这一发现后，我回家后打开了布鲁斯·斯普林斯廷(Bruce Springsteen，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红极一时的美国摇滚歌星――译者注）的“生于美国”曲目，那是他刚推出的新歌，我跟着音乐跳啊跳，跳个不停。
记者：为什么这一发现那么重要？
格雷德：因为很多疾病都同端粒的破损或变短有联系。5——6年后，我们和其他小组发现，端粒变短在细胞经过一定周期的分裂失活中所起的作用――包括在癌症中。所以现在可以探索对其中的一些疾病的生物化学疗法。
记者：你和布莱克本博士之所以没有更早获奖，据说是因为端粒和端粒酶在理解疾病机理方面还未被证明有价值？此次获奖是否意味着它们的价值被接受了？
格雷德：我当然希望如此，这也是为什么原始发现做出很多年后才被授予诺贝尔奖的原因。医学作用逐渐明晰需要时间。我想我们所从事的基础科学对理解癌症，以及一些人类遗传病和与老化有关的退化性疾病很重要，这已经很清楚了。临床关系仍需要医学界去弄清。
“女性行事方式不同”
记者：许多记者问道，为什么端粒研究吸引着如此多的女性研究人员。您的答案是什么？
格雷德：吸引女性的说法是不对的，或许这里面更多是奠基者效应的影响。乔·高尔（Joe Gall）门下早年有许多女性研究人员，后分散到全国各地从事不同的工作，后来这些人再训练其他女性研究人员。我想这是一个对“女性为女性工作”产生的偏见，与仍然存在“男性帮助男性”的偏见一样。事实上这与文化有关，并不是有意伤害女性，只是她们往往被忽视，而男性提拔男同事则被认为很自然的事。
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几年前在演讲中提到为什么在科学领域成功女性居少时，我想，“他可能不是那个意思。”但在看了他的演讲稿后，看来他真的是说女性不会以科学的方式思考。真是讽刺！
格雷德与她的两个孩子一齐分享喜悦
我的意思是，女性的行事方式不同，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更多的女性应该处在学术医学高层的原因。人们可以更好地在一起工作，或许事情会变得更融洽，科学研究和体系运行的方式因此会发生改变。女性以不同的方式思考实验机理，我认为这意味着将会带来不一样的结果。
记者：今年的诺贝尔奖意味着女性最终会被科学界接受？
格雷德：我当然希望这是未来情况发生改观的标志。但我是科学家，不会看见一件事后就说它是今后的发展趋势，尽管我希望是这样。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举行的发布会上，我做的一件事就是把我的两个孩子带到现场，随后报纸就刊登我和两个孩子在一起的照片。与过去几年里获得诺贝尔奖的男性相比，他们也有和我差不多大的孩子，但他们的孩子就没有在出现在报刊上？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对吧？这就说明了问题。
资料来源The New York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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