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的1980年1月15日，全国首家专门研究科学内在规律、研究科学与社会、经济等诸多方面关系的专业研究机构――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下称科学学所）在上海成立。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科学学所的开创者和前辈们以研讨班、简报、著书立说、讲座等各种方式传播科学学的基本概念，当时风靡一时的领导科学概念和思想、区域经济概念和梯度发展理论等都是由科学学所的学者们首先提出并很快影响全国。作为改革开放产物的科学学所，其诞生和发展的具体情况，包括这个研究机构当时的运作情况等史实的回溯于今天看来更显珍贵。从本期起，本刊独家刊发《“历史的回顾和启示”――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前辈专访录》，希望能引起业内外读者的关注和评论，也希望这组文章能对未来的科学学研究有所启示。
周克同志在接受本刊采访
应该这样说，从开始酝酿考虑到组织上建成科学学研究所是一个逐步成熟的过程。起初我们思想并不是很成熟，尽管当时在我们的观念来看这也是一个新生事物。之所以会萌发这样一种思想与文革以后思想解放的氛围有关。
坎坷：养成思考问题的习惯
我是第一次内战时期参加革命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前，我已经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二.九”运动后的1936年，组织上把我作为团的干部调回上海参加救国会活动，所以从1937年起就一直在上海。这以后我一直在上海做地下工作，从1936年一直到1949年。
解放以后，我的政治道路很不顺当。对我的批判从56年、57年就开始了，1958年被开除党籍。这其中我脑子总是带着一个问号，到底是我错了还是党组织的政策错了？由于脑子里带着这样的问号，就比较注意思考一些问题。
1962年，我被调到上海内燃机研究所工作。在那里我努力求教，拜工人师傅和技术员为师。半年以后，我由一个门外汉逐步做到可以跟技术人员对话，从而了解了更多基层研究所的实际情况，并开始思考我们国家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我所在的内燃机所是八机部所属的在上海的研究所，研究所的党组织和行政管理在上海，经费由中央下拨。当时的研究所既有中央各个部属的，还有地方科委和中科院所属的研究所。从研究所的选题以及实施情况看，当时感觉比较落后，新东西出不来。由此我就思考，这种体制行不行，这些研究所跟工厂应该是个什么关系等问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得到了彻底平反并恢复了工作。因为我在工业研究所工作过，组织上就安排我到上海市科委做副主任。到市科委后不久，我发觉一个更大的问题是上海的科技力量分散而且互不通气，各自为政，五路科技大军难以协同。所谓五路大军是指中央在沪研究所、地方研究所、大学研究机构、工厂企业研究机构和国防科技系统。这五路大军互相联系不多，但互为保密很厉害。受当时体制、机制的束缚，这些分散在几路的科研力量很难组织到一起，形成合力。
当时还有一点给我留下很深印象，就是我们的科研和实际应用脱节得很厉害。搞科技的人，不考虑经济效果，不考虑对经济有什么贡献，课题完成就算成功了。至于这个课题下一步怎么实现，如何发展成工业上可用的技术，关心的人很少。
但那个时候思想很活跃，有很多解放思想的讨论。记得上海市科协经常组织一些工程技术人员讨论，每次开会都是一两百人，那个时候大家敢讲话，议论纷纷、畅所欲言，不仅是讨论技术专业问题，政治问题也可以讲；而且没有这个、那个领导讲话，而是大家想怎么讲就怎么讲。我去听了几次后感觉很好，也就是在那些讨论会上我认识了冯之浚、夏禹龙、刘吉、仇金泉、魏瑚等人。我们这些人的思想观点比较一致。
经过多次讨论交流，大家都感到现在我们这种科学研究的路子是有问题的。后来我提出组织一批人来讨论，就叫科研领导干部研究班。这样就逐步形成了大概三四十人范围的讨论班，参加者来自中央和地方研究所的科技管理干部以及几个大学的老师。当时这个研究班的特点是：没有讲师，自己讲话，各抒己见、畅所欲言。
周克同志（中）与现任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所长刘伟（左）和采访整理笔者江世亮合影
初衷：创立科学学所的由来
研究班的活动一开始是在南昌路科学会堂搞了一个教室，第一堂课由我主讲。我思考了一下后，结合科学、技术、经济领域中存在的不足提出了16个问题。这里面包括了科学、经济、技术怎么结合怎么开展科技大协作，包括我们对待科技人员的使用问题，还特别讲了要发挥（研究人员）个性的问题。另外就是怎么看科研成功与失败的问题等等。
这16个问题中最突出的一个，就是科学研究要有个性。很多科学家本身考虑的问题是很有个性的，这是很多发明创造思想的一个萌芽阶段，但是我们过去对个性研究支持甚少。另外科技、经济怎么结合也是我当时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因为当时搞科研为课题而课题，为鉴定而鉴定，不考虑经济效益的情况很普遍。
为了集思广益，我们请了二三十个人来讲课，各个研究单位的研究人员都来听讲，集思广益，大家在听讲过程中可以插话、辩论，逐步形成了能者为师，不拘一格的氛围。
研讨班初见成效后，大家就在议论如何将这样的探讨机制持续下去，于是就考虑要成立一个相对固定的研究机构。但当时要成立这样一个机构一没有人，二没有钱和房子。所谓没有人就是没有编制。经过夏禹龙等同志的努力，在市委宣传部的支持下给了我们几个编制，办公地点一开始是在市委组织部的一个接待室里面搞了一间房子。这样在1980年1月中旬，上海就有了一家取名为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的专门研究单位。
科学学所成立伊始，就是五六个人、七八条枪。我、夏禹龙、刘吉、冯之浚、仇金泉等轮流做所长，一个人做一两个月，至多三个月，因为我们这些人本身都有各自的工作。
我们那个时候在研究所的管理上还不成熟，当时就是头脑风暴，就是敢想敢说，就是这样。冯之浚、刘吉是出思想的，然后大家议论，所谓议论就是大家互相启发，如对某个问题是否要做，怎样做，大家议论后形成文字。那个时候就是言者无忌，说错了没有关系。所以大家很怀念80年代，怀念80年代那时的学术风气。
那时所里有一个学术委员会。学术委员会根据大家议论比较集中的话题，提出最近我们可以研究什么问题，征求意见后就定下研究课题。这种学术委员会会议大概一两个星期开一次会，实际上也是座谈。
后来汪道涵市长听说有这样一个研究所，他说好，提出要把它办成类似兰德公司这样的研究所，他说我支持你们。这个给我们大家鼓舞很大。有一次汪道涵同志专门来所看望大家，鼓励我们办成兰德公司，他说你们不要什么都研究，而是要考虑一些科学的发展规律。最大的一个思路就是科学研究一定要跟经济、技术、工厂的生产几个方面结合。
这样，后来所里就搞了几个东西，其中之一是出了一份叫《研究与建议》的简报。以后又从《研究与建议》派生出一些报告和书籍，譬如领导科学的概念和思想就是科学学所首先提出的。当时大家在议论时感觉到现在不仅是科学研究的问题，可能更关键的是我们现在老一套的领导模式肯定不适应了，领导也要讲科学，所以提出了领导科学的概念。后来还出了领导科学方面的书，搞了领导科学的系列讲座等。
立足：科学研究应有大局观
那时我已经到市委工作了，没时间管科学学所的事了。但是，当时的市委书记陈国栋对我说，老周，别的事你可以不管，这个研究所你一定要兼这个所长。所以我就一直兼这个所长。所以后来几个值班的所长冯之浚、刘吉、夏禹龙是轮换的。后来我们这些人就全部脱出来了。这以后就是魏瑚担任所长这么一段。
应该说，一直到现在我还是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们科研的体制还是有问题的。工厂、企业，特别一般私营工厂和小工厂很少有研究机构，即使有科技人员的也基本上是应对当前生产，很少有技术储备。像宝钢这些为技术进步而做发展研究的企业非常少见。在技术储备上，我们企业跟国外是差了一大截，这是一个。另外我们研究单位跟大学，跟工厂不结合，而且互相保密。研究单位、高校和工厂的研究装备是互不通用的，好像现在还存在这样的问题。
我感觉到从上海的科学研究来说，应该有一个大的科学观。科学研究不能分兵把守，这是一个组合的力量。应该把生产第一线的技术人员联系进来，把搞研究开发的科技人员联系进来，把搞基础研究的的科学家联系进来，这是一个很大的组织工作。在这方面，我们科学学所要起一点建议推动的作用，起一点组织作用。
在这个问题上如能做一些认真的调查研究，科学学所是可以出一点东西的。我感觉，应该要让领导认识到科学学所的重要性，认识到我们现在的科学研究体制当中有很多的问题，政策当中有很多的问题，组织上有很多的问题，现在还都没有解决，需要进行这方面的研究。
但是科学学所真正要出东西也不那么简单。因为我们这样的研究所跟硬科学研究所的基础不同，我们怎么出东西？我们这个研究所是一个头脑型的研究所，要让这个头脑灵活思维，需要有广泛的联系和资源。而且关键是这些研究人员本身要有头脑、有思路；没有思路和头脑，科学学研究所是难以立足的。
人才问题，包括如何不拘一格选人才，也是科学学所需要研究的课题，包括怎么看成功与失败等都是值得研究的课题。有很多的人失败了，不等于就不是人才，可能是敢于创新失败了。他的创新没有得到支持，没有人理解他，他失败了。这个都是我们领导科学里讲的问题，怎么看待对待一个人的成功与失败。成功当然很好，但是它也有它的因素，有的是主观的，有的是别的因素，有利条件。失败的人不等于就不是人才。这些问题，包括什么是人才等都是值得研究的，只有理论上搞清楚并在政策和制度安排上加以配套保证，这样我们才可能形成人才源源不断的机制。
口述者:周克（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创建者和首任所长，后历任上海市科委副主任、市委副秘书长、市委组织部部长等职），江世亮整理
周克同志生平
周克，原名朱启统，生于南京一个小康之家。少年周克，深感当时的政治黑暗，民族危亡，毅然投身于革命。他参加过“12.9”运动、“8.13”淞沪抗战和难委工作，担任过中共地下党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的助手，参与领导了外县工委工作和筹组城市地下军，直接组织策划炸毁了国民党上海江湾军火库，组织策动了“长治号”军舰的起义。
建国以后，周克却因在党内会议上批评过当时市委主要领导和市委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以及独立思考而提出对当前工作的一些不同看法，1958年被扣上“右派分子”帽子，开除出党，下放劳动。从此遭受了长达21年之久的政治打击和迫害。
1979年，在胡耀邦同志的关心和督办下，周克恢复了党籍，结束了他始终自认的“地下党员”的生活，并很快调任市委副秘书长。任内，在接手王申酉一案的复查和平反过程中，周克在市委内部健康力量的支持和帮助下，同当时一些不良倾向作了必要的斗争，终于使王申酉案得以顺利平反。
周克在王案的复查和平反工作中所表现出的高度政治责任心，坚持真理、尊重事实的无畏勇气和工作实践相结合的政治智慧，给广大党员干部留下了深刻印象。1981年，周克调任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组织部长，并兼任市整党办主任。1986年离休。
摘自《沉思与求索》一书，文汇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