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推动研究成果的商业化，欧洲各学术机构正在开展联手合作，不过，此举可能面临较高的风险，即所有的合作者为各自的利益能否长期友好相处？
大学联盟有助技术转化
法国生物化学家查尔斯·皮诺(Charles Pineau)是研究蛋白质组学的专家，在21世纪初，这一领域尚处于初创阶段。包括法国雷恩大学的研究人员尽管掌握了蛋白质组学的某些关键技术，但是并不知道如何将这些独特的知识转化为商品。也许融合了最新化学化验与计算机分析于一体的蛋白质组学研究平台有助于开展这一尖端的研究，然而，皮诺教授缺乏必要的资源将这一技术推向市场。
一个名为OUEST―genopole的组织(由法国西部的大学、生命科学公司和政府研究机构组成)，可以将学术合作者们聚焦到这个“技术核心设施”的平台上，在开发商业产品的同时，他们还可以共享最先进的技术并与同行们进行学术交流。该组织通过向地区、国家以及私人基金会募集资金，建立了一个500平方米的蛋白质组学实验室，从而形成了以皮诺为核心的研究机构――Innova Proteomics，专门为同行、制药企业、化学品生产商提供服务。
皮诺称，针对企业与大学实验室，该机构实行不同的收费标准(企业支付约3倍于大学实验室的费用)， 而当Innova Proteomics刚启动时，法国政府官员对他的这种经营模式持观望态度。到了 2008年，Innova Proteomics的经营收入达13万欧元，同时还得到政府数十万欧元的拨款，平均每年能获得35项与欧洲各大学的合作研究项目。“这一切应归功于OUEST―genopole”，他说，“这个组织在开发研究平台、组织研究项目以及促成各大学实验室的项目交流方面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自2002年以来，法国西部的每一所大学培育出了多达5项以上的生物技术。
一直以来，欧洲的生物科技产业及技术转化都落后于美国，但欧洲各大学正在试行一种不同于美国的模式，即各学术机构结盟形成技术―转化角色的区域性合作联盟组织。法国米尔肯研究所的区域经济学主任罗斯·戴弗尔(Ross DeVol)认为，通过合作联盟，各大学有可能后来居上，“他们正在致力于建立一个更为宽泛的网络，以取得一些成效。”
建立在大学层面上的这种合作联盟无疑会促进技术的转化，然而难免也会产生一些负面效应。斯克利普斯研究所的转化研究室主任帕特里克·格利芬(Patrick Griffin)对此发问道：“无法回避的是，大学之间能否就知识产权问题达成一致？”此外，收益、专利等问题也是各大学合作中的一些潜在障碍。
自2002年成立之时，OUEST―genopole就开始关注基因成型学、转录组学、蛋白质组学和生物信息学为主的17项核心技术。目前有近800名大学研究人员加入了该组织，成立了包括Innova Proteomics在内的5家生物科技公司。其中一家名为Cytune Pharma的公司以第三代重组细胞因子的设计与开发为重点，旨在调节特定的临界免疫系统以应对癌症的治疗。该公司创始人之一、南特大学免疫学家詹尼克·雅克(Jannick Jacques)表示，由于该研究的前景诱人，目前有一家大型制药企业有意与他们合作，因为谈判还没有结束，他不便透露更多的细节。
5家公司的诞生可圈可点，但是根据法国大学技术管理协会编撰的一份报告，美国的大学仅2006年就成立了500多家公司，并将700多项新发明投入商业开发。然而，OUEST―genopole的科技设施协调人乔斯林·L塞伊克(Jocelyne L Seyec)表示，大学联盟尚处于初级阶段，“我们期待的目标是希望有更多的公司能从这个网络中脱颖而出。”
政府资助引发利益纷争
为便于技术转化而加强大学间的合作，这不是第一次。戴弗尔认为，早在上世纪50年代，美国威斯康星州与加州的部分大学就曾为鼓励技术转化而联手进行合作。
然而，各参与方之间的利益纠纷显然阻碍了这些网络的延续。规模较小的大学研究人员与管理者抱怨说，他们没有分享到技术转化应得的经济利益，他们的投资也没能得到相应的回报。戴弗尔说：“另一些大学则质疑：合作的一方总是过多地关注自己，就是没有关注过我们。不可避免的矛盾冲突就这样产生了。”
此后，美国各大学逐渐淡化了这种区域性的合作模式，特别是贝赫―多尔法案(Bayh-Dole Act)频布后，强化了学术机构的独立性，该法案允许大学拥有各自的IP网址。戴弗尔同时指出，前半个世纪的经济相对稳定也使美国的区域性技术转化趋于形式。由于各大学有更多的机会与企业开展各种形式的合作，这也进一步削弱了大学间的相互联合、共同分享的必要性。
而在欧洲，各大学也许有可能从扎根于基层推动商业转化的组织中获益。“欧洲的大学可以获得更广泛的支持(对技术转化的公共资助)，因而欧洲的区域性大学联盟比上世纪50年代的美国运作得好，”戴弗尔说：“在欧洲，也许网络的优势不是特别明显，个体发明家的成功机率远不如美国的高。”
2007年，苏格兰6所大学宣布了一项名为苏格兰大学生命科学联盟(SULSA)的科研计划。该计划当年获得政府2700万英镑的资助。对此，加拿大西奈山医院的迈克·泰尔斯(Mike Tyers)说：“就合作研究，那些研究型大学对此一直表现出相当高的热情。”
这些资助首先用于各大学研究设施及建设，后续投资用来培育学校的技术力量。泰尔斯说，SULSA向邓迪大学资助了一台价值40万英镑的OMX系列照明显微镜，目前这样的显微镜全世界只有7台。根据SULSA的规定，该仪器由专人负责，任何研究人员都可以使用，只要他们所在的研究机构是该网络的成员单位。
“有了一个更加广泛的网络，他们在努力做出一番成就。”――罗斯·戴弗尔
SULSA目前收到大量的建设性意见。对此泰尔斯认为：“相对于大量资助而言，更多的建议是针对如何使用这些资助的。”据SULSA的一位发言人称，该计划已在苏格兰各大学增设了20多个研究职位和50多项博士奖学金。SULSA还投资75万英镑用于支持高通量小分子筛选项目的研究，旨在“缩小基础研究与潜在应用之间的差距。”至今为止，已有7个项目得到了资助。
所获赞助决定分配比例
另一个协作型的技术转化网络于2007年开始启动，那就是德国的石墨研究中心(LDC)。该网络现正为7个项目提供资助，其中一项需要各大学研究人员的合作。作为马普学会技术转化机构的一个补充，LDC最近从德国教育和研究部获得了一笔2000万欧元的政府资助。此外，它还从一家银行获得了200万欧元的种子基金，以及从多特蒙德获得了一笔300万欧元用于基础设施和实验仪器的投资。
LDC经营与开拓部主管托马斯·赫根德弗(Thomas Hegendoerfer)表示，该组织是根据合作伙伴提供的项目来决定各自获得的知识产权份额。他说：“总的来说，我们争取从外部获得资助，并根据争取的资助以及项目开始之初引进技术和知识产权的情况决定分配比例。我们从一开始就把事情决定下来，以避免后面可能出现的麻烦。”
明斯特大学生物化学家迈克尔·迈斯特恩斯特(Michael Meisterernst)最近正与来自马普学会免疫生物学所和慕尼黑技术大学的研究人员合作开展LDC的一个项目。他和LDC两年前从德国教育和研究部获得了一笔为期3年的100万欧元资助。他说，如果作为个人，这笔资助他是不可能得到的。当时他正在研究激酶，正是LDC向他提供了抗化剂，他压根儿也没有考虑过其他什么，只是想尽快地完成研究。“我们得到了激酶抗化剂，因此我们也得到了资助，这就是我的动机。”他认为，至今为止，所有参与者的合作真的都很好。“合作的过程中总会有竞争存在，不过，至今为止他们之间的讨论一直是相当公开和坦诚的。”
资料来源The Scientist
责任编辑 绍 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