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估电视对儿童的影响并非易事。但是，正如研究人员所说的那样，我们没有理由不去尝试进行电视与注意力之间的研究
1998年，迪米特里·克里斯塔基斯（Dimitri Christakis）工作之余的时间几乎全用来照顾他两个月大的儿子,在家里，他只有用看电视来打发时间。在他的记忆中，这一时期要比他以前看过的所有电视都多。同时他发现还处于襁褓中的儿子也盯着电视，甚至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节目也能把小男孩吸引到电视屏幕上来。作为华盛顿大学的儿科教授，克里斯塔基斯认为：“很明显，这么小的婴儿不可能懂新闻。”
克里斯塔基斯认为，这是屏幕上跳跃的图像引起了儿童的“定向反应”，引导感官对环境变化作出反应的一种注意力反射。为此，他想了解在那样一个敏感的婴儿发展阶段，这种反应对婴儿大脑的长期影响将会如何？
克里斯塔基斯决定开展一些研究来尝试解决这一问题。他和他的同事们建立了一个“国际青少年纵向调查研究”数据库。在分析了1300多名儿童的数据之后，他们发现，如果一个不足3周岁的儿童每天看两小时电视，到7岁时其出现注意力问题的可能性比不看电视的孩子高20％。
克里斯塔基斯和他的同事们在2004年公布了这一结果。之后，他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公共卫生专家弗雷德·齐默尔曼（Fred Zimmerman）合作，用不同的纵向样本开展后继研究。结果显示，儿童在7岁后出现注意力问题，跟3岁之前观看卡通片或其他娱乐节目有着明显的联系。而在教育方案上，他们并没有发现存在这种联系。
这些研究进一步证明了减少注意力和看电视存在的一定联系，为此，还引发了一场大讨论。但作为一种观测性研究，他们的结论是否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观看电视与后期出现的注意力问题前者是否是关键因素？一些其他的因素，包括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是否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虽然研究人员也试图把其他因素考虑在内，但却无法得到准确的答案。因此，齐默尔曼和克里斯塔基斯认为，致力于这项研究的其他科学家，还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克里斯塔基斯认为很有必要进行一次大规模的介入性研究，开展一次临床试用型的实验，并建议随机挑选一组经常看电视的儿童，而其他组则由在父母同意后才能看电视的儿童组成。在2006年，克里斯塔基斯的提案遭到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评审团的否决。直到现在，NIH也没有介入或者计划进入这一领域的研究，也没有听说克里斯塔基斯在世界其他地方进行或计划进行这一研究。
这一明显缺乏后续研究的项目看起来似乎是一个广泛的现象。一方面，有相当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如热播的《芝麻街》电视剧对一定年龄段的儿童可能有益；另一方面，有些电视内容对一定年龄段的儿童可能是有害的。然而，尽管存在不利于公共健康的隐患，但这样的研究似乎开展得很少。
位于波士顿哈佛大学医学院的儿科医生和从事媒体效果研究的迈克尔·理查（Michael Rich）说：“媒体已无可争辩地成为了孩子健康成长中影响最为普遍的环境。问题是，尽管我们已经开展了这方面的研究，但我们仍没有充分意识到这是一个健康问题。”
由于针对媒体潜在影响的研究与其他涉及公众健康的研究之间存在很小的区别，因此也很难弄清楚用于前者的研究到底需要花费多少钱。据克里斯塔基斯估计，目前全球总支出“每年低于1000万美元”。
不予理睬
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发展心理学家艾伦·沃特娜(Ellen Wartella)认为，一些主要的资助机构“并不认为媒体在儿童的生活中与其他因素同等重要”。她指出，在美国科学院最近召开的一次关于儿童发展的研讨会上，尽管“有数百场以儿童为主题的会议，但其中只有3场是针对媒体如何影响儿童发展的分组讨论会”。
然而受媒体的影响，一些突出的社会问题已超出了与婴儿相关的焦点问题。在过去的20年里，研究人员发现，年龄稍大的儿童接触的媒体内容与下列行为有着密切联系，如肥胖、饮食失调、侵犯、暴力，性滥交和吸烟饮酒等。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大学医学院专门研究媒体对青少年影响的儿科医生布赖恩·普里马克（Brian Primack）说，其中的一些研究结论，“我认为我们有足够的数据，有必要引起我们的警惕。”
同时，对青少年和婴幼儿的研究表明，他们和媒体的接触面会继续扩大，专业人员称其为“数字童年”。目前不清楚的是，出现这种情况究竟是媒体不利影响的数据不够充分，还是克里斯塔基斯所说的不能单靠证据来应对社会文化力量的反对？
研究人员认为，包括科学和社会在内的许多因素都是有责任的。首先，像克里斯塔基斯、理查和普里马克，他们都是儿科医师，然而，他们针对儿童受媒体影响方面的研究提议，通常会被心理学家重新讨论。英国斯特拉思克莱德大学心理学家凯文·杜尔金（Kevin Durkin）说，传统的研究不太重视媒体对婴幼儿成长过程中的复杂影响，“甚至不太愿意面对儿童在日常生活中接触这类事物的现实”。
然而，媒体效果研究的方法通常被认为是混乱的。例如，几乎所有的潜在性健康影响研究，实际上都是对接触媒体前后的现存人口的实地观测，或是对不同种群有着不同接触的人口的观测。在这些研究中，由于被观测群体并不是被随机分配到“看”或“不看”的对照组中，至少可以猜测，不同的结果是有其原因的。普里马克说：“总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因为它不是一个随机的临床试验。”
在过去的几年里，理查、普里马克和其他的研究者们一直在尝试进行生态瞬时评估监测方法，在这种监测过程中，被观测者的父母用手机、甚至摄像机，把孩子和媒体接触的实时数据报告给研究人员。
科学研究有助于鉴别媒体对青少年的影响效果
信息超载
“如果儿童正在以每分钟72页的频率点击网页，那你怎样测量这种屏幕接触？”――苏珊·纽卡默（Susan Newcomer）
就整体而言，科技的进步可能正在加剧媒体效果研究的难度。理查认为：“这不再像客厅中央的一个盒子，而所有的人都聚集在周围。位于马里兰州的美国儿童健康与人类发展研究所（NICHD)负责媒体效果研究的”苏珊·纽卡默（Susan Newcomer）说：“你应该知道，我们周围任何地方都有屏幕，甚至我们的口袋。最近在一家旅馆里，我意识到不管我坐在哪里，我都能看到7个正在放映不同内容的屏幕。她还谈到：“如果儿童正在以每分钟72页的频率点击网页，那你如何来测量这种屏幕接触？不仅仅是点击网页，同时还包括聊天、听音乐等。”
综合这些问题后即反映出这样一个事实：即便是单一的媒体，就像某一个电视频道，观众也会面临多种潜在的影响。这种事实可能是比较严峻的，如果允许，我们可以尝试着把它分离。例如，电视节目通常会有内在的信息流，也会有交叉内容的广告。观众可能因此受到影响，由“正规”的到随意的看电视，而图像的快速转变则意味着触发观众的定向反应，如观众会懒散的躺在沙发上，或仅仅是独自坐着而没有社交，或头脑清醒而不是入睡，然而这些行为上的转变都会对他们的健康产生潜在的影响。普里马克说：“你正要上床睡觉的时候，打开电视机想放松一下，但是3小时过后，你却又在看德拉库拉伯爵的恐怖电影。”普里马克指出，这是有些人错误的认为缺乏睡眠有助于解决肥胖和某些心理健康问题。
詹姆斯·格里芬（James Griffin）是NICHD下属的负责婴幼儿研究项目的官员，根据他的观点，该机构目前更倾向于确立具体的有关儿童与媒体间互动的认知机制。他说：“我们更注重寻找婴幼儿能够从媒体中学到什么。”
理论上讲，由于媒体传播的内容可以被控制和监测，介入性研究因此能够避开许多类似的问题，那为什么不这样做呢？纽卡默说：“通过NIH审查小组或某一机构审查委员会的审查，需要很好的运气。”她还解释说，在规定的时间段内要求将影响降到最低，这将会使“道德与现实环境产生碰撞。例如，要求人们不要看电视，或者去看某一类型的电视节目。”
然而，克里斯塔基斯认为这种介入性研究仍然可行，特别是在观察电视对年幼儿童的影响时。原则上，这些儿童收看电视容易受到家长的控制，而且更容易被研究人员监测。对于幼小的儿童来说，电视的影响可能会出现得更快，因此研究的周期也会更短。克里斯塔基斯认为，如果没有类似的调查研究，“对我们而言，尤其对某些有害内容的判别或怀疑并得到大家的信服，那将会更难。”
媒体效果研究不仅仅要与科学界抗衡，他们同样面临着更广泛的文化抵抗：植根于西方信仰核心的人类“自由意志”，对信息的自主理性选择，信息自由要优于对信息的限制。
“讯问电视已被视为侵犯了第一修正案。”――迪米特里·克里斯塔基斯
研究人员声称，他们面临的一个相关问题即所谓的“第三者影响”。克里斯塔基斯解释说：“尽管大多数人会承认看电视并非有益，但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会对他们的孩子也不利。或许他们认为他们的孩子不会受影响；或者说，他们用不同的方式来利用电视。”但理查认为那种假设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表明有害影响的数据资料正是来自我们的孩子，而不是别人的孩子”。
媒体效果研究人员还指出，他们的观点很容易被公众甚至其他科学家视为对媒体不道德内容的旧式争论，只不过现在将其提高到健康的层面上。然而理查坚持认为，道德问题和健康问题之间的差异是真实的，而且对于说服人们改变他们的媒体消费习惯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他认为：“道德问题有助于解决这一僵局，人们有不同的价值判断体系。”但是，如果你给他们提供明确的数据，说明什么内容的媒体会产生怎样的健康结果，那你就可以说服他们。
“父母往往会说，很抱歉，我必须把孩子放在电视机的前面，这样我才有空打扫房间。”――迈克尔·理查
有时，政府的介入会打破文化僵局，在媒体效果研究盛行的美国曾发生过。2004年，康涅狄格州的民主党参议员约瑟夫·利伯曼（Joseph Lieberman）提出了一项促进儿童与媒体研究的进步法案(CAMRA)。这一法案旨在纠正这一领域内的“研究缺乏”，并支持包括理查和沃特娜在内的研究人员从事这方面的研究，2005年9月，NIH制定了专门的媒体效果研究预算，每年有1000万——2500万美元，旨在加快这一领域的研究。
但该法案最终没有获得通过。实际上，一个名为“公民反对政府浪费行为”的组织曾经批评过利伯曼，该组织认为，利伯曼的法案“轻视了父母以常识决定什么娱乐适合自己孩子消费的能力”。
利用正面影响
去年，克里斯塔基斯从NICHD获得了一项媒体效果研究的基金――该研究通过观察电视内容的变化对学前儿童的影响。克里斯塔基斯说：“我们正在试图让他们接触一些更少伤害性和更符合社会道德准则的节目。我们并不是让他们少看电视，而是想让他们看好的电视节目。”他补充说，积极的电视节目应该是“每个人都能从中收获些什么”。
理查也指出，“现在存在的一个完全出于消极立场的问题是，人们只是在观望”。他敦促应大力扩展这方面的研究，“告诉我们怎样与媒体共存，因为我们不得不以这种或其他方式与其共存”。他还预见，对媒体的应用将会一代一代的发生改变，类似于人们逐渐对香烟产生厌恶感那样。一直以来的证据表明，电视可以引发健康或行为问题。他预测，某些类型的媒体将会被青少年或他们的父母接受，而不是禁止性的娱乐。
克里斯塔基斯似乎不乐观。他甚至禁止他的孩子在两岁之前看电视，并且适度限制他们上网。他担心，除了人们日常生活中所具有的功能性防御之外，大量的媒体节目可能会使人的心理上产生依赖（上瘾），它或许比不上充满尼古丁的香烟，但会有一个更大的易感人群。他说：“我想这种刺激一定会有一个心理反应，瞬间满足并消失，不易被人们理解。我有一个感觉，很多人都非常不情愿承认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他们都在遭遇着。”
启 示
即便是西方国家，有关行为或药物诱导成瘾的概念仍然存在争议。但在韩国和日本却不尽如此，和电子媒介，特别是互联网的接触范围似乎更为强大，有关成瘾行为的报道也格外多。克里斯塔基斯猜想，说到媒体成瘾，这些国家可能会成为“煤矿中的金丝雀”，起到提前示警的作用。
研究人员在研究吸烟的影响时，其优势在于即使不能直接对人体做实验，他们还可以借助动物。今年夏天，克里斯塔基斯希望借助动物这一平台――通过某种啮齿动物来开始他的媒体接触实验――比较大鼠在过度刺激环境与安静环境中的不同，得出与注意力和成瘾相关的研究结论。他说：“动物实验有其局限性，但也有长处。可以这样说，你可以在动物身上进行这项永远不可能在人体上所能做到的实验。
资料来源Nature
责任编辑 绍 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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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报道声称，看电视会导致抑郁症，我不禁在想维生素D的消耗是否会混淆这一研究。人们一般是在室内看电视，与那些不看电视的人相比，其结果可能是体内维生素D处于较低水平。根据搜集的资料，维生素D参与胚胎神经的发育，而且许多研究表明，较低含量的维生素D极有可能引发不少神经系统疾病。城镇居民的维生素D含量一般低于农村居民，而随着农村城镇化程度的提高，总人口中的平均血清水平将会降低。对于目前日益流行的糖尿病、自闭症甚至过敏症来说，这可能是一个诱导因素。
――迈克尔·齐斯诺尔（Michael Chisnall）
在1970年代，坦尼斯·麦克贝思（Tannis MacBeth）博士曾经开展了一项引人注目的研究。她观察了加拿大3个偏僻的社区引入电视后发生的变化。这是一个非常及时的研究，因为加拿大大部分地区已经连接了电视信号。她的研究与最近围绕这一些研究的结果非常相似其结论震撼人心：电视不利于社区建设和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
――奥尔拉·赫加蒂（Orla Hegar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