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原创研究或前沿研究被曲解成是为了引起别人的注意，那么其研究就会有哗众取宠之嫌，结果可能会导致公众对科学家现在的工作产生怀疑，甚至还会影响之前的研究成果，因为公众由于感到被欺骗而对科学的信念大打折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不久前《科学》杂志披露的一件典型案例。在这个案例中，所谓的新奇及研究的重要性明显的被夸大了。

　　在不久前出版的《科学》杂志上，美国遗传技术公司(Genentech)的研究人员表示，他们可以为治疗性抗体选择一种新的特性，即具备新特性的同时还能维持其原有特性。作者以肿瘤抗原HER2(人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在临床中用于乳腺癌的治疗)和赫赛汀抗体(HER2单克隆抗体，作用于乳腺癌细胞的HER2——Neu表面蛋白，干扰癌细胞的生物学进程，最终使其死亡)为例来说明这种可能性。首先，通过编码抗体的可变区域诱导基因突变，然后研究人员就可以甄选出一种变异抗体。这种变异抗体除了绑定HER2以外，还能够绑定另一种临床靶蛋白VEGF(血管内皮生长因子)。这样，新的抗体同时能绑定两个抗原。从内容看，这篇文章具有巨大的潜在医学价值，也引起很多人的注意。但是，作者们高估了这一成果的重要性。而更令人失望的是，这篇文章的审查人员、编辑等没有认真把关，还发表了一些不负责任的附加言论，误导了关注该研究领域早期成果的公众。

　　文章作者博斯特伦(Bostrom)等人称：“抗体和抗原的接触，通常类似于锁和钥匙的关系，这就表示一个抗体表面仅能适应一个抗原。”这一陈述并不科学，它其实是组合了两种不同的观点：第一，对于抗体的概念，人们已经深信锁和钥匙的比喻，即抗体结合部位(或者说抗体决定簇)是在没有明显结构调整的情况下绑定抗原的，抗体仅能约束一个抗原；第二，对于适应性约束来说，它是指抗体结合簇根据不同程度的结构变化来绑定抗原，它一般被理解为单一抗体结合簇能有效约束两个以上的抗原。

　　首先来看第一个理论：每个抗体仅能绑定一个抗原。这个理论多年来一直存有争议，甚至差点被驳倒。即使不考虑所谓的主要抗体群(几十年前被发现并定性)的多异性，还有大量证据表明：当一些抗原缺乏结构性的相似点时，单一抗体绑定众多抗原是合理且常见的。对此，50年前大卫·塔马格(David Talmage)就有过相关论述：

　　一个单一的球蛋白分子可以将不同物质聚合在一起。这意味着一把钥匙可以打开不同的锁。即使球蛋白分子与物质之间不能实现完美结合，只要在其他地方可以找到绑定所需要的能量，就有很多不同结构的抗原组合体来组合相同的球蛋白。

　　这里需补充说明的是，抗体拥有多种特性的概念不是凭空想象的。大量的研究已经证明，单一抗体具有绑定不同抗原的能力。以关于鼠科的单克隆抗体HGAC 39、A型链球菌组的特性为例，在1980年代和90年代，我们已经证明这种单克隆抗体可以绑定：1.A族链球菌组的细胞壁多糖和免疫显性的单糖成分(又称N——乙酰葡糖胺)；2.拥有氧联乙酰葡萄糖胺的细胞质的蛋白质；3.各种L——型和D——型氨基酸肽；4.一些不同的单克隆抗独特型抗体，其中一些与单糖半抗原、N——乙酰葡糖胺有着竞争性。

　　作者还表示：“这些多种特性的案例受到抗体的限制，而这些抗体只是绑定了小的半抗原。”这种观点与频现报端的其他论文观点有所出入，许多研究结果已证明，单一抗体能绑定两个或更多蛋白质。这方面公开发表的论文可以追溯到20多年前。

　　文章作者可能旨在唤醒人们对于抗体类似于锁和钥匙的理论的重视，但是评论者的评述则加深了对这一模糊观点的误解。如帕伦(Parren)和波顿(Burton)表示：“调节后的抗体可以识别高度相似的两种不同蛋白质，这为改进癌症和感染的联合治疗法推开了一扇新的大门。”这一观点与文章作者现有的研究成果相差甚远，尽管帕伦和波顿承认美国遗传技术公司研究的双特性单克隆抗体在临床应用中的复杂性。

　　《自然》杂志近期的一篇评论引用了关于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anti——VEGF)治疗效果的最新研究。该研究认为，双特性抗体的最终临床价值存在不确定性，而美国遗传技术公司的HER——2／VEGF抗体或许有效，但它仍然需要大量的临床试验，要针对不同症状的病人进行测试以验证如何有效，在什么情况下有效以及何种疗法有效。

　　帕伦和波顿的“单个抗体对应单个抗原的法则”是对文章观点的误导，令人非常失望。如果他们能够理解以下观点之间的微妙差别，即：一是每个抗体(无论是否与治疗有关)仅能够绑定一个抗原；二是目前临床已经确认的观点，即每个治疗型抗体只能有一个分子目标。那么，他们应该能够作出更为专业更负责任的评论。要知道，评论者的观点可能会对非专业读者产生较大影响，他们可能会认为作者推翻了之前的理论，而实际上，这次的研究成果仍是对以往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遗憾的是，《科学》或《自然》杂志经常出现过分夸大的观点，吹嘘新研究的重要性。不管出于何种意图，无论有意还是无意，这种夸大的结论与科学实践的偏差会对科学研究产生负面影响，无论对研究人员还是社会公众都是极为不公平的。目前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或许是不现实的，但可以确信一点，只要多一点认真负责的态度，我们就可以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