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得诺奖后总有一些人会抱怨。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们压根就瞧不上这个奖项，而是他们对于获奖后随之而来的明星般的身份与公众人物的光环感到惶恐不安。1933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保罗·狄拉克(Paul Dirac)的沉默寡言是出了名的，获奖后，一位记者问他的感觉如何，狄拉克反问他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拒绝这个奖项，并淡出公众视线。那名记者也许比狄拉克圆滑些，他说如果这样的话，狄拉克将会面对更多的公众。也许，勇于面对意料之中的围追堵截是上上之策。

　　让唯一一位两次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约翰·巴丁(John Bardeen)感到头痛的是，当他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取奖项时，他不得不中断使其获奖的超导电性研究。上述两者的获奖反应比起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算是很有风度的。得知获奖的那天，费曼一大清早就被一名记者报喜的电话吵醒，他接听后非常愤怒，还反问记者为什么不过些时候来告诉他，而非要打扰他的睡觉。

　　不过，还是让我们来面对事实吧。获奖后的公众身份与大多数科学家的本意是有差异的。大多数科学家希望能悄然离去重新回到他自己的发明物(或是分子或是方程式或是微生物)身边，他们希望继续以深思熟虑和献身精神开展他们的研究。

　　无论什么原因，大多数科学家都不希望成为公共场所的宣传员。在被问及获奖后打算做什么时，2006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罗杰·科恩伯格(Roger Kornberg)表示，他希望每天还是照旧醒来，实实在在地做他30年来一直在做的事。那些在获奖后源源不断地出自科恩伯格实验室的论文，就是他的这一陈述的明证。

　　也有一些诺奖得主萌发了新的热情与兴趣。今年，理查德·恩斯特(Richard Ernst，1991年化学奖得主) 在谈论西藏艺术和佛教哲学，沃尔特·科恩(Walter Kohn，1998年化学奖得主)在聚会上谈论风能与太阳能的问题，而哈罗德·克罗托(Harold Kroto，1996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论述的主题是化学和社会的关系。的确，诺贝尔奖确实赋予了获奖者特殊的责任，意味着他们的观点将比以往受到更多重视。正如恩斯特曾自嘲说：“获得诺奖后，我突然成了一位无所不知的圣贤；而此前，我只是一个工作狂。” 诺奖得主突然之间变成了一位绝对可信的圣人，在常人眼里，从贫穷到视频游戏对儿童的影响，几乎没有什么事情是他们不知道的。

　　他们更受人重视的这一事实有利也有弊。有利的一面是，这些科学家现在有可能为他专业以外的观点找到更多的听众。然而，不利的一面也是显而易见的，与大多数聪明的外行人相比，科学家们并没有太多的资格去谈论与他们的专长毫不相关的事情。诚然，诺奖得主通常具有超常的智力和灵敏的头脑，但是一些没有获得诺奖的精明人也同样有超常的智力和灵敏的头脑。他或她的观点现在更受重视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观点都是正确的。因而，诺奖得主面临着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一方面诺奖为其提供了一个平台，足以让其宣传其曾经坚持的观点；但是一旦脱离其专长，用费曼的话说，他就“像他身旁的那些人一样无话可说”。

　　当然，也有那么一小部分人在获得诺奖前后确实在他们专业以外的领域作出过突出的贡献。已故的莱纳斯·鲍林(Linus Pauling，1954年化学奖得主)就曾因参与核裁军活动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加林·库普曼(Tjalling Koopmans)在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前曾提出一个量子化学中的著名定理；而博学的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曾先后获得过政治学博士学位和诺贝尔经济学奖，然后又因在人工智能方面的成就获得过图灵奖(Turing prize)。不过这些让人羡慕的另类成功人士毕竟相对较少，大多数的诺奖得主在获奖后则面临着向听众宣传其专业以外观点的尴尬。

　　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在两个观点上有所改变：即公众的观点与诺奖得主的观点。获奖者应该知道，他正在步入一个并不踏实的境地，如有可能，他应该像学习本专业知识那样勤奋学习新的知识，然后再去进行公开宣传。他也应该知道，在公众面前，他获得的权威也给他带来新的责任。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尤其应该知道，严谨慎密的数学和逻辑工具也许在他们自己的领域内发挥得相当出色，但是如将其运用于社会学可能会惹出许多麻烦。“博弈论”曾为不少科学家赢得过奖项，然而在并非完全理性的人类世界里却难以发挥作用。尽管它的理论框架本身非常有价值，但是在用于解释人类世界的问题前必须小心谨慎。“博弈论”运用于人类行为与量子力学运用于固体科学不是一回事。

　　同时作为公众，诺奖得主也应该有一份责任心，事实上，每时每刻都必须担起这份责任心。两次获得诺贝尔奖的鲍林为这份责任心作了一个很好的诠释：“当一位年长的科学家和你谈论事情的时候，你只是听着而不把他说的当回事；不管他掉了多少头发，不管他拿过多少诺奖，也不管他有多么精明，他所说的也许是错的。”鲍林的这一劝告揭示了科学发明上一个最有价值的基本特性，这就是有益的怀疑论，你可以怀疑一切人和事，但又不陷入心胸狭隘的犬儒主义泥潭。

　　话说回来，科学上的诺奖得主正是凭借这样的怀疑论才有了自己的创造发明，才赢得了奖项；那么，当他们在对公众发表演讲时而我们采取同样的态度是再公平不过的。我们人人都有责任有权利把永恒的怀疑与开放的思想融为一体，从而让所有人，无论是否是诺奖得主，都以怀疑的目光来审视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