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到20世纪80年代，政客和理论家们曾为蓝领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感到沮丧后；最近，他们又在为低层白领的这种流动而感到烦恼。在这两起案例中，他们给发达国家提出了一项忠告，做好自己一贯以来最擅长的工作：创新。然而再想想，即使现在的创新活动也显示出向低成本国家转移的迹象，好像跳出了传统的发展模式。显而易见，发达国家的研发活动开始出现根本性的转变。
R＆D100强：发达国家占主导
当然，仅仅从2008年由美国标准普尔评级公司(《IEEE Spectrum》)统计的R＆D100强名单中还看不出这种变化。高成本国家继续占有主导地位，其中领先的美国、日本、德国和英国拥有三分之二强的公司席位和超过四分之三的R＆D经费投入。100强名单中没有出现一个低成本国家，包括印度和中国在内，尽管这两个国家是近年来发达国家R＆D投资的主要市场。
尽管这些国家的R＆D经费投入在公开文件中看不到，我们的视线仅仅浏览了这些跨国公司的公开报告；然而名单中的大多数公司，包括前10名公司在内，正在将R＆D活动转移到它们在印度和中国的子公司，其他公司也正在将R＆D活动转包给当地的供应商，这些经费投入显然会出现在这些公司的年报上。
当然，没有规定要求公司必须将他们开展R＆D活动的地点公布在年报上；同样，涉及竞争及一些政治原因，这些地点当然也秘而不宣，包括没有人想听那些富裕国家的工程师对亚洲的抱怨，抱怨亚洲人在“吃进”那些高级职位时而发出“巨大的喝汤声”。
另外，你还可以从这份名单上读到很多信息，即使他们没有告诉你那些研发人员在哪里工作，却告诉了他们在为谁而工作。和往年相同的是，那些R＆D投入最高的公司仍属于汽车和制药两大行业，各自占了4个席位，其余两个席位被软件巨头微软和电信老大诺基亚占领。
对通用汽车而言，尽管这个陷入麻烦的公司销售额下降了13个百分点，但其R＆D投入还是提高了22．7个百分点，因此从2007年的第9名一跃升至第2名。诺基亚第一次跻入了前10名，从第14名上升到了第5名，这种较大的飞跃反映了“诺基亚－西门子网络”公司对研发活动的进一步重视(诺基亚－西门子网络公司于2007年4月由诺基亚和西门子将各自电信设备部门合并组成，双方各持股50％)。大众汽车持续了其一贯的稳定上升势头，从2002年的第25名到2007年的第8名，一直上升至2008年的第4名。
这种排名的变化同样也反映出了当前汇率市场的波动，特别是最近几年美元持续疲软所带来的影响。4年前，美元还与欧元持平，而现在美元的价值几乎是欧元的四分之三，由于我们的100强指数是基于美元计算的，因此那些货币增值(如欧元)的国家，他们的R＆D经费就会大大增加，超出了他们实际所花费的。如果美元像5年前那样没有贬值，仍然和欧元持平的话，诺基亚排名就会退到IBM(排名15)之后，而不是现在的第5名。尽管我们很难说清楚这些R＆D经费数据的增加到底是由于R＆D活动的增加，还是仅仅反映了外汇汇率波动的影响，但至少没有更多的信息可以告诉我们这些公司到底是在哪里进行R＆D活动。
在R＆D100强名单中，微软上升了两位名列第9名，尽管它的R＆D费用仅仅是2003年排名第一时(78亿美元)的十分之一，但公司的销售额却增长了41个百分点，表明R＆D经费占销售额的比例――称作R＆D强度――从21．1％下降到13．9％。
汽车制造商戴姆勒从2007年的第2名下滑到了第22名，很大原因在于其与克莱斯勒的分离(克莱斯勒属私有控股，所以没有显示在名单上)。由于砍掉了32．3个百分点的R＆D经费，西门子从第4名下跌到了第19名，这种R＆D投入的下降受到了它与诺基亚公司合作的影响，实际上，西门子声称2006－2007年，它增加了3亿欧元的R＆D投入。
快速发展的Google持续了在名单上的快速增长势头，上升至第59名，其R＆D投入比上年度增加了73．7％，超出了其销售额56．5个百分点。
随着资本的国际化流动，跨国公司的创新战略也逐渐全球化
R＆D投入转移：东方市场受青睐
如果这些巨头们将R＆D投入分配到它们实际开展R＆D活动的各个国家，可能就不会有这样大的变化――R＆D活动的外包只是近年来才被广泛注意到。第一个重大的新闻发生在2006年，当时，总部设在巴黎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报告称，中国政府在R＆D方面的投入仅次于美国。
从公司相关部门我们也可以看出同样的趋势，佐治亚理工学院教授杰瑞·瑟斯比(Jerry Thursby)和玛丽·瑟斯比(Marie Thursby)调查了美国和欧洲248名跨国公司的R＆D部门主管，这些主管们坦承，他们已经或计划在中国建造R＆D基地的数目超过了美国。他们认为，R＆D业务在印度和中国将会处于增长态势，而在美国则会走低。同样由《经济学家》杂志对300名跨国公司执行总监的调查表明，更多的人选择把印度作为本国之外最好的R＆D基地，其次为美国和中国，加拿大位居第四。
R＆D活动的这种转移有着很多原因。首先，跨国公司需要在分公司所在的国家进行研究，以便使它们的商品更本土化。实际上，这些本地市场逐渐达到了目前只有发达国家才有的规模。同时，为了获得市场准入，他们必须与当地政府旨在促进本国现代化的政策保持一致。就像西方国家许多年以前所走的发展历程一样，低成本国家需要实现从制造业向服务业和高端产业的转变，这样才能对抗其他那些更低成本国家的竞争。
其结果是，更多投资者们为新兴国家较低成本的劳动力和资本所吸引。如Google在印度班加罗尔的R＆D中心其员工年薪达到了30，000美元(是当地的最高水平)，但却刚刚接近美国硅谷的贫穷线标准。此外，当地政府的财政补贴和税率政策也减少了基础设施和土地的成本。
中国和印度：漫长的创新之路
但是还存在另外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那就是，中国和印度已经在着手增强自己的创新能力。尤其是中国，一直在一种难得的和平环境中建设自己的R＆D基础设施。根据2007年8月份OECD发布的关于中国创新的报告，1995年以来，中国的R＆D投入一直保持着19％的年增长率，
宾州州立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丹尼斯·F·西蒙(Denis F．Simon)长期从事中国研究，他认为中国有着“潜在的良好发展势头”。他指出，中国官方数据显示，跨国公司在中国建立的R＆D中心已经从1999年的30个增加到目前的1160个，而且很多从事相当前沿的研究(这些本土的创新活动是中国十一·五规划中的优先发展项目)。比如太阳能领域的尚德公司，医药行业中的药明康德公司和电信行业的华为公司。在诸多跨国公司中，西蒙指出通用电气上海总部正在从事世界一流的三维医学成像分析的研究，英特尔公司也在大连建立了价值25亿美元的芯片公司。
2007年10月份，IBM宣布在上海设立一个R＆D中心，除在本国外，这是其在中国开设的第二家研发中心，并提供100多个R＆D职位，主要从事互联网和针对小型企业开展应用方面的研究工作。这是IBM十年来成立的首个海外R＆D中心，自从1995年来IBM在世界其他地方一直没有开设过如此规模的R＆D中心。
很多专家认为中国的创新能力只是一种表象，而印度才拥有更大的潜力。维万克·沃德瓦(Vivek Wadhwa)，一位身兼杜克大学和哈佛大学客座教授的企业家认为，中国有大量过剩的专利、论文和科技园区，但这只不过是没有法律约束的骨架。从长远看，他认为印度有着相对独立的法制体系，这将保证外国投资者在这个国家的知识产权得以发展和提高，而不是被盗版。他认为这也就是为什么摩托罗拉RAZR手机会有40％以上的软件是在印度研发，波音公司也将超过10亿美元的航宇制造业务分包给了印度HCL科技公司的原因。沃德瓦认为，印度的R＆D活动一直在为全球市场做贡献，而中国的R＆D活动却大多进行着一种服务于本土化市场的渐进性创新活动。
即使是印度的HCL公司也对中国民间的盗版行为颇有微词，负责北美地区HCL业务的副总裁桑迪普·克希沃(Sandeep Kishore)认为，我们在中国有自己的R＆D中心，但是在我们向中国输出任何软件之前，我们必须得到客户的许可，因为他们对网际协议安全(IP Security)很敏感。
中国和印度逐渐成为全球R＆D集中地
截止到2008年6月30日，HCL已经在R＆D服务方面投入了5亿美元，占其总收入的四分之一。虽然5亿美元的投入还不至于让HCL出现在R＆D 100强名单里，但2008年仍然比去年增加了40％，而2007年也比上年多出了40个百分点。如果HCL保持这种持续的增长势头，在接下来的6年时间里，它的R＆D投入将超过微软。
当然，这种理论上的估算还不现实。然而这种向东方转移的创新活动也会减缓。西蒙认为，印度和中国都在尽力寻找他们需要的人才。六七年以前，他们招揽在硅谷或其他地方定居的留学工程师回归祖国，但是现在已经没有那么多回归者了，这表明未来创新活动的开展很大程度上将进一步依靠本土人才。
中国确实培养了很多数量的工程师，几乎是美国工程师总数的2～3倍，但是西蒙认为，只有20％的工程师是真正的可用之材，其余的相当一部分人只是工程技师，他们不具备这种深度，不会成为创新者。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要在全世界范围内搜罗创新人才，劝说他们回归的的原因。
沃德瓦认为，印度在3～5年前也是这样，但现在已经发生了变化。很多留学者如果在国外超过7年以上，公司就会认为他们已经不适合在印度工作了，继而就在印度对他们重新进行培训，而不是将他们送到西方。
为了跻身于世界的R＆D企业行列，印度和中国公司都还需要做许多事情，而不仅仅是招募员工，应该向R＆D投入更多经费，以及吸引外国投资等等。创造一个适用于本土创新活动的生态系统往往需要做很多方面的准备，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且很难估算投资的回报。同时这也意味着我们要花费更长的时间才能知道，到底是哪些R＆D中心会对亚洲产生重要影响。
可能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印度、中国、巴西和其他一些低成本国家才能进入R＆D 100强，但这份名单向我们表明了R＆D活动已经开始在向这些国家的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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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罗·希拉(Ron Hiva)，罗彻斯特理工学院公共政策专业助教，美国IEEE研究与发展委员会前主席，《美国外包业务》一书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