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植物样本收藏家塑造了现代植物学。这些收藏家在整个植物收藏界中只占2％，但他们收集到的最重要的植物样本却占据了整整一半。现在，随着这些明星收藏家的身影渐渐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他们开创的事业能后继有人吗？
约翰·伍德今年4月在玻利维亚研究一株尖萼菠萝。到目前为止，他已经收集了成千上万的植物样本
为了在荒野和丛林中收集植物样本，约翰·伍德（John Wood）曾两次染上疟疾，一次感染了登革热；在东南亚时，他曾不得不用弯刀弄掉缠在他腿上的水蛭。他说：“其实可以用点燃的香烟弄掉它，只是我不抽烟。”在玻利维亚，他的车子被盗，在也门，他目睹了当地部落之间的火并……
出于对植物的特殊爱好，伍德在40年时间里周游了世界各地，经历过各种危险，收集了3万多种植物样本。在他收集的植物样本中，其中100种已经成为原始样本，其中不乏许多新发现的品种――他的收藏之巨已使他进入了明星收藏家的行列。明星收藏家在植物收藏家中只占2％，但他们收集到的最重要的植物样本却占据了整整一半。
明星收藏家时代抑或结束
纵观整个历史，植物收藏领域的精英人数可能不超过500人，但他们却贡献了植物多样性、植物生态和植物进化的大部分知识。他们与时间赛跑，赶在森林砍伐、城市发展、外来入侵物种和气候变化造成许多物种消失之前，收集了世界上许多珍稀的植物物种。
然而，许多植物学家认为，明星收藏家的时代正在结束。至少，延续两个世纪的传统，即一个人独自从欧洲或北美出发到热带地区考察植物已经成为了过去。随着植物学研究从植物分类学转向分子生物学，研究人员已经很少长时间地奔走在荒野丛林中获取植物学知识；加之一些热带国家在对国外研究人员加以某些限制的同时，致力于培养本土植物学家。“非本土植物收藏家的时代基本已经结束，类似我这样的人也许是硕果仅存者，”伍德不无感慨地说道。
“真正的问题是，一大批有热情但缺少经验的植物收集者能取代少数精英植物收藏家吗？”哈佛大学驻印度尼西亚婆罗洲的植物学家卡姆·韦伯（Cam Webb）认为，精英植物收藏家将继续发挥他们的重要作用。“植物学领域内最重要的成果都出自于一些顶尖行家之手，他们知道如何分辨各种植物，他们知道在什么地方有希望找到什么样的植物。这也正是为什么他们往往会有一些令人惊喜的新发现的原因，”英国伦敦皇家植物园热带棕榈树研究专家亨克·比尼特耶（Henk Beentje）说道，“他们的价值堪比黄金。”
明星收藏家伍德的故事
像许多优秀的收藏家一样，伍德从小就对收藏产生兴趣，他大量收集邮票、奇石、蝴蝶和各种花卉，十几岁的时候，就做出了惊人的成绩，他为他的家乡英国埃塞克斯郡的所有植物物种建立了档案。1970年代在沙特阿拉伯教授英语时，他走遍了当地许多偏僻荒野，去寻求他的植物收藏之梦。后来他结识了一位英国驻沙特使馆人员，后者联系上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通过外交邮袋，伍德将他的第一批植物样本送回了伦敦。
从1974年开始，伍德在北也门从事了6年教育发展工作，他自愿报名到偏远地区的学校，这样他就可以有机会去发现最有趣的植物。在发现新物种的强烈愿望的推动下，他开始学会辨别各种植物，同时，对植物生态学等问题也产生了兴趣。他的第一篇论文发表于1979年，主题是也门地区是否曾经为森林所覆盖。
之后，他继续在哥伦比亚、不丹、玻利维亚地区进行植物样本的收集工作。从2001年开始，他已经成为一位专业的植物学家，一年中的一半时间在英国牛津大学植物分类学家罗伯特·斯科特兰（Robert Scotland）的实验室里，另一半时间在玻利维亚进行实地考察和培养当地的植物学家。与斯科特兰等人一起，伍德完成了一部关于几百种热带属植物的专著。
正是斯科特兰的研究，让人们了解到包括伍德和一大批植物学家在内的明星收藏家对植物学领域作出的巨大贡献。此外，他还整理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四个植物标本馆收藏的10.3万种植物原始标本发现者的数据库。这四个植物标本馆分别为：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爱丁堡皇家植物园、圣路易斯密苏里植物园和澳大利亚墨尔本皇家植物园。
相关分析表明，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一小部分植物收藏家在世界各地寻找各种物种的成效之大与其人数之少完全不成比例。就拿伍德来说，他经常游走在各大陆之间，收集的植物品种包罗万象，几个较大的科目，如草科和雏菊科等。正是这种收集的广度，成为他发现大量植物新物种的基础。
以发现者约翰·伍德之名命名的植物：iris Mastigostyla woodii
其他明星收藏家的故事
内罗毕东非植物标本馆的植物学家昆汀·卢克（Quentin Luke）认为，这些在丛林中寻寻觅觅的人，对于辨别各种植物形态显然拥有得天独厚的天赋，“这些能够准确区分各种植物的人属于稀缺人才。”识别不在开花期的植物是一种挑战，这样的植物在热带丛林中最常见，他们会根据不同的叶片形态或树皮特征去辨别，甚至根据树木的气味或树叶的味道去分辨、体察。
杰出的视觉记忆能力也是植物收藏家不可或缺的天赋之一。密苏里植物园的阿尔文·金特里（Alwyn Gentry）是二十世纪杰出的植物学家之一，他可以记住他曾经收集到的每一种植物，在他去世时，其收集到的植物样本多达8万种以上。
对于明星植物收藏家来说，经验和能力是不可或缺的，每年在野外工作时他们都会遭遇到各种危险。例如，密苏里植物园的汤姆·克罗特（Tom Croat）足迹便布37个国家，收集到10万多种植物样本，是如今在世的植物样本收集量最丰富的植物学家。有一次，他和妻子及两个年幼的孩子在哥斯达黎加遭遇道路塌方，露营车从山上滚入河里；比尼特耶也曾在马达加斯加遭遇当地人的袭击，“他们误认为我们是绑架少女并窃取她们鲜血的坏人。”
包括一些植物学家在工作中意外死亡。例如，金特里1993年在飞往厄瓜多尔山林收集植物样本途中因飞机坠毁而身亡，时年48岁；2010年，菲律宾高级植物研究人员雷纳德·科（Leonard Co）在采集样本时不幸被枪杀，或是在政府军和武装分子交火中被殃及，或是被误认为游击队员遭枪杀。
新一代植物收藏家的故事
许多年轻的植物学家愿意接受这样的挑战。他们知道，植物学领域内还有大量工作需要他们这些有冒险精神和娴熟技能的人去做。据估计，世界上还有7万种植物有待于人们去发现、去了解，这些植物大部分分布在拉丁美洲和印度尼西亚地区。目前人们所知道的植物品种已达35万种。在过去几十年里，植物学家对2 000个新物种进行了分类描述。有迹象表明，这种势头有增无减。
植物样本收集的第一波浪潮始于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植物学家们走遍了几乎半个欧洲，之后，部分园艺公司为引进新的植物品种开始向一些植物收藏家支付报酬。如今，几乎所有的专业植物收藏家都在为一些大型植物园和博物馆工作。
纽约植物园从事蕨类植物研究的罗宾·莫兰（Robbin Moran）认为，现代植物学家往往专攻单一的植物群，并通过DNA测序破解植物的进化史及互相间的关系。“由于专业的细分，每个收藏家的收藏样本也相对较少。如今收藏大量标本并不能成为受到尊重的理由，”对于植物学领域的这种变化，莫兰说，“真正的植物样本收藏大家是宝贵的通才，但我们正在失去这类人才。”
令克罗特最为感叹的是，现在对某些地区的植物品种分类的机会越来越少。尽管他完成了对巴拿马巴洛科罗拉多岛上所有植物的命名工作。“植物区系的研究需要植物群的广泛知识，”他说，“如今的学生一般不知道从何着手，研究生中的大多数人无法找到森林，更不用说在森林中有所发现了。”
植物收藏家同时还面临着诸多官僚体制造成的人为障碍。一些热带国家为了保护植物潜在的药用价值或利润来源，往往对科学家的植物采集工作严加控制。比如，印度完全禁止本国植物标本的出口，其他一些国家则限定只能采集他们规定的植物品种，极大地阻碍了植物区系的研究工作。
伍德说：“每次我回到玻利维亚，都要面对许多繁文缛节和各种限制。”重重限制令植物学家难以在国外的一些地区开展植物学研究工作，未来的优秀植物收藏家只能是那些本土出生的人，或移民到这些国家的人。
本土植物学家队伍在壮大
这种转变在悄然发生之中。密苏里植物园的格里特·戴维兹（Gerrit Davidse）认为，在西方杰出植物学家后继乏人之际，本土植物收藏家与植物标本馆却在成长。“在过去，墨西哥和巴西等地的本土收藏家几乎不被人注意，”他说，“现在，他们已经成为一支不可忽略的力量，非本土植物收藏家独领风骚的时代事实上已经结束。”
然而，本土收藏家也受到相应法规的限制。“我们申请许可证也很麻烦，”玻利维亚拉巴斯国家植物标本馆的植物学家阿尔弗雷多·富恩特斯（Alfredo Fuentes）说道，“很难解释我们为什么要收集植物样本，也很难让人相信我们不是为了商业用途，处理这类事情花去我们很多时间。”
富恩特斯说道：“在玻利维亚，植物学研究领域几乎没有得到政府的任何支持，这方面的空白很大程度上得到境外机构的支持而得以填补，包括对当地植物学家培训。”因此，发展中国家的植物学研究仍需要富裕国家的支持。
针对西方收藏家雇用当地的植物学家或学生进行植物样本发现和收集工作，韦伯认为，这种方法可以进一步扩展。他预计，在未来的几年，志愿者将手持可提供全球植物信息的便携式电脑和DNA测序仪进行植物收集工作。韦伯团队目前正在研发可借助网络鉴别植物物种的软件。“我很乐观地认为，通过良好的培训和强化的高科技手段，非精英人士也将是一种很有效的选择。”
这种方法能否有效？基于植物的DNA的鉴定至今仍然成效不大，尽管众多的志愿者收集到大量的植物样本，但常常是一些杂草或引进物种，而不是当地罕见或有趣的珍稀物种。斯科特兰认为，培养新一代的植物学专家可能更有成效。
无论未来的植物样本收藏工作由谁来做，等待被确认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植物标本馆至今仍有许多“身份”未明的标本，某个植物物种从收集到确认平均周期为36年。这表明，7万种尚未被发现的植物物种中，至少有一半已经存在于植物标本馆的某个柜子里了。
植物物种收集目前所遭遇的瓶颈意味着，以往的明星收藏家仍然对当代植物学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今天，许多研究人员仍在研究18世纪植物学家约瑟夫·班克斯（Joseph Banks，1743-1820）时代收集到的植物样本，在与这些植物学领域先驱们的“接触”中，就好像与他们处于同一个时代里。正如伍德所说的那样：“植物收藏家们常有一种身临其境的历史沧桑感。”
资料来源Nature
责任编辑 则 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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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约翰·伍德，世界上最优秀的植物收藏家之一，他收集了3万种植物样本，被列为对植物多样性和分布情况作出巨大贡献的2％的植物收藏家精英之一。
2.在野外，植物收藏家往往将收集到的植物样本先存放在报纸中，特别在热带地区，植物收藏家必须在样本枯萎之前保存好。据认为大约还有7万种植物有待于人们去发现。
3.密苏里植物园的百合科专家汤姆·克罗特收集到10万多个植物样本，图为他制作的一批植物压制标本。克罗特还对1 000多个新物种进行了描述。
4.在短暂的职业生涯中，阿尔文·金特里成为了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植物学家，在1993年去世之前，他收集到超过8万种植物样本。他发明了一种在每0.1公顷土地上每种木本植物分布规模的测量方法，并在世界各大洲220处进行了实地测量，获得了世界上最早的植物生态学数据资料。
5.植物学家努力想获得每一种植物的样本，但在热带雨林中做到这一点十分困难。在那里，树木离地面最低的树叶有可能超过10米以上，金特里往往需要爬到树上才能采集到一些植物样本。
6.对于一些没有开花的植物必须通过其他线索进行辨别，包括植物的气味，还需要有过人的记忆力。金特里在这方面具有出类拔萃的能力，他几乎全凭记忆撰写了长达900页的关于南美洲西北部的木本植物的植物学巨著。
7.植物学研究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及传承，研究人员经常对前人收集的植物样本进行研究，图为约瑟夫·班克斯在澳大利亚收集的植物样本老头山龙眼（Old Man Banksia）。在以往明星收藏家的植物样本收藏中，仍然蕴含着发现新的植物物种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