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生活中，“压力”是一个被广泛使用的词，也是一个相当模糊的概念，它既可用来指忙忙碌碌的工作和生活节奏，也可用来指代现代生活快节奏而感觉到的越来越大的压力。对于科学家们来说，压力的模糊概念甚至也代表着环境对个人影响的更为模糊的概念――人们对压力的承受能力是先天因素多一些，还是后天成长因素多一些的争论由来已久。

　　20世纪生物学革命开始后，生物学家甚至能够在分子水平上研究人的行为，这类争论也愈演愈烈，有人认为我们由基因决定的，有人认为是环境造就了我们，但双方都对对方的论据视而不见。

　　社会学家坚持后天养育的理论，从这一观点出发，他们对他们眼中的科学主流的生物决定论加以抨击。他们指出，未经证实的和不可靠的理论是危险的，因为它可能会导致在不正确假设基础上的社会政策，例如罪犯是不可转化的等。

　　实际上，科学家们早已抛弃了生物学意义上的决定论概念，虽然我们的基因是与生俱来的，但基因表达却高度依赖于我们的环境，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目前，科学研究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准确地弄明白环境如何对我们的生物组织产生影响，以及环境如何改变我们。

　　之前，对环境因素的分析一直是社会科学家的研究范畴，他们阐述了环境与健康之间或行为的相关性，例如，被剥夺了良好抚养教育的孩子，成年后会增加行为异常的风险。如今，生物学家的研究表明，作为环境因素的一个方面，压力是如何在我们的身体里留下痕迹的――压力会缩短端粒，改变基因表型和大脑处理方式，特别是在从孕期延伸到青春期结束的大脑发育期间，这种影响更大。而这种压力导致的改变将增加对各种精神障碍疾病和反社会行为的易感性。

　　可喜的是，这一研究结果引起了一些能够对社会决策产生影响的人的注意。例如，颇有影响力的美国儿科学会今年发表的一份报告将其称为所谓的“毒害压力”，并强调母亲在怀孕期间应该得到更好的照顾。去年，英国政府的一项报告中也提到了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伊丽娜 ·辛格（Ilina Singh）所强调的类似依据。辛格是注意到一个潜在的新的合作领域的社会学家之一。研究表明，应激性损伤有可能在子宫内就已经发生，决策者需要寻求这方面的指导。但是，这种指导从一开始就必须有社会学家的介入，例如，如何平衡加强监测和有可能发生的侵犯基本自由和权利的矛盾，以期获得潜在的益处，而这正是社会学家的强项。

　　然而，相当一部分社会学家仍然幽禁在他们自设的“堡垒”之中，争论的焦点已从“先天或后天”改变为“先天与后天”，但他们却无法跟上这种发展变化，仍然无法摆脱他们对其他科学家的不信任。他们担心，生物学家的研究将迫使他们在原本属于他们的“环境决定论”领域内屈居于次要地位。但实际上，在许多层面上，学术界和社会仍然需要他们的参与，两个研究领域的融合现正当其时。

　　资助机构在这方面可发挥重要作用。他们应该意识到跨学科研究的必要性，鼓励评审小组以开放的心态来进行项目的评估；心理学家也可以提供他们的一些重要见解，为揭开神经科学的奥秘贡献他们的经验。

　　社会学家对于人类生存环境已经研究了数十年，强调了贫穷或儿童受虐等现象对人产生的压力导致对整个社会的危害；生物学家如今也受惠于社会学家的研究，虽然他们本身也需要学习和了解社会学，而社会学家在对生物学的理解过程中也将受益匪浅，进一步实证生物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