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可能没有意识到，科学家之间的非正式交流对于他们的学术认同和变革性知识的产生十分重要。”
――约翰·N·帕克
波士顿，2013年美国科学促进会年会在这里举行，会议临近尾声的讨论议题是：变革性研究以及促进或阻碍它们的因素。
在过去的10年里，世界各国启动了许多政府资助的项目，这些项目的资助对象不是循序渐进性质的研究，而是旨在取得突破性成果的研究。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院长先锋奖项目、欧洲科学研究委员会的首创及先进补助金主要支持有潜力的个人进行开拓性研究；美国国家科学基金的高风险跨学科变革创新研究奖、欧洲科学研究委员会的协同补助金面向小型的跨学科或互补性团队和已建成的国际性设备，例如欧洲核子中心的大型强子对撞机。此外，私立组织也一直在积极推动此类研究的开展，例如弗吉尼亚州阿什伯恩的非营利性机构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专门为个人研究者提供的长期的灵活资金，被资助者还有机会在弗州珍妮莉娅法姆研究学院获得跨学科的合作研究职位。但是，从会上的讨论结果来看，之所以目前促进变革性研究的方式种类繁多，原因之一是推动研究变革的因素还不够明朗。
变革性研究遴选
大会发言者之一，芬兰经济研究所政策研究与创新学家特图·卢克能（Terttu Luukkonen）解释道，变革性研究在欧洲通常被理解为是创新的、尖端的或是前沿性研究，可以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它可能是一种看待事物的新方式，一种方法或手段的进步，一种新物质如石墨烯的发现，或是一个新兴的子领域。另外，时机和运气也在其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
卢克能的发言聚焦于欧洲科学研究委员会的同行评议以及遴选变革性研究提案的能力上。基于对欧洲科学研究委员会小组成员的采访分析，卢克能和同事们发现，遴选小组非常清楚他们在卓越与新颖方面的期望是什么。但是，遴选过程中最激烈的辩论往往发生在一些相对中庸的提案上，有争议性的和非常规性的提案会被相对容易地剔除，卢克能说。她发现，欧洲科学研究委员会小组成员形成一致意见的过程使用的几种方法可能会阻碍变革性研究的提案通过筛选。当使用投票来决定提案的命运时，他们往往倾向于更传统的、低风险的提案。风险评估是小组成员用来达成共识的另一种手段，即通过考察研究者的能力、设备可用性及其研究传统来判断研究提案的可行性程度。
欧洲科学研究委员会小组成员非常愿意推动变革性的研究，但是他们也同样“非常关注风险承担能力”，卢克能说道，“虽然它致力于支持新颖的创意，但是欧洲科学研究委员会仍然会有一定的限制，毕竟它是一个公立机构。”她解释说，私人慈善机构和基金会更自由，他们支持非常规的想法，或者说他们评估的重点在研究者而不是研究提案。2007年以来，欧洲科学研究委员会已经批准了超过3 000项拨款，他们同时评估研究者和研究计划的方式似乎是一种折中。但是，“欧洲科学研究委员会的做法成功与否，我们只能在20年后验证。”卢克能总结道。
NCEAS案例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社会学家约翰·N·帕克（John N. Parker）在卢克能之后发言。他以加利福利亚圣巴巴拉市的国家生态分析与合成中心(NCEAS)为例，调查了促进变革性研究的协作环境。国家生态分析与合成中心擅长通过跨学科视角分析数据，揭示生态的一般规律和原则。该中心使用的工作方法之一，是组建一个来自不同学科的10-15人的工作组，他们能够在一周或两周的时间里专注于分析和合成信息。“国家生态分析与合成中心就是一个孵化器，或者说是一个促进科学的社会学运动变革的组织。”帕克说。例如，它在催化新兴的分支学科生态地理基因学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研究NCEAS工作组推动变革性研究的社会学过程中，帕克和他的同事们发现，对于这些彼此之前完全陌生的组员来说，建立信任感、团结感和团队认同是非常重要的。社交活动能促进组员之间的相互了解，帮助团队建立互信，明确他们的个人角色和任务。“很多人可能没有意识到，科学家之间的非正式交流对于他们的学术认同和变革性知识的生产十分重要。”他说。
小组成员的年龄结构同样影响重大。“一个被广泛讨论的话题是，青年科学家是否比老科学家更具有改革精神？我们的发现是，两者进行合作会更成功。”帕克说。他和他的同事们发现，在NCEAS组内，“一方面，老科学家们提供该领域社会化、合作网络和制度性、方向性的经验；另一方面，青年科学家会带来新鲜的想法、新技术、劳动力和能量，他们会提出挑战性的问题，促使老科学家们接受新的思维方式，”他说，“这种老科学家和青年科学家之间的平衡将对改革性科学的研究成果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
帕克同时还指出了几个对创造力具有重要影响的过程：
心流（社会学名词――译注）：一种“亢奋的意识状态”，即全神贯注地沉浸于手上的任务。
有益的亲密：在互信互敬环境中持续合作交流能够鼓励科学家们挑战更多的风险，分享大胆的创意。
渐进互惠：对一个小组及其思想的信任和情感上的认同，能够鼓励科学家们打破藩篱，相互促进。
即时的同行评议：在小组内可以高效及时地评价创意、建立共识，其他任何同行评议方式都达不到这种速度。
探索主流范式
第三位大会发言者，美国国防部防御分析研究所的科技政策所创新与科技计量研究人员哈维亚·拉尔（Bhavya Lal），考察了变革性研究的虚拟与现实性。基于变革性研究相关文献与资助项目的分析，拉尔和她的同事们对于研究变革的驱动机制提出了几种假说。然后，她通过对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的一个高风险、高回报项目中几位一流研究人员的比较研究，检验了这几个假说。
拉尔的研究（目前已提交出版）指出，与普遍认识相反，变革性研究的研究者们不比其他优秀的研究人员更高产。她还发现，人们通常相信变革性研究风险较大、且长期看来失败率较高，但事实上这一观点并不正确：在这些项目启动五年后，专家们对项目的影响和创新成果进行了评估，发现评估结果同批准项目资金时的风险预期并不相对应。不过，变革性研究会更依赖于创新性的方法，这一普遍印象是正确的。这些研究者们会采用未经验证或较为复杂的技术，或是对现有技术进行了创新的运用。
许多项目都已开始支持变革性研究，但是“挑战在于，对于是什么因素能促进变革性研究的认识还很不足。”拉尔说道。现在的方案都是基于直觉和经验法则，她补充道。用分析方法检验这些直觉，有助于设计出更好的项目方案，促进同行评议，改进项目评估模式。现阶段，定义变革性研究的主流范式是，“当我看到它时，我就知道它是了。”她说。
资料来源www.aaas.org
责任编辑 彦 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