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生素耐药性对人类健康造成了灾难性的威胁。人类正与“噩梦般的细菌”进行战争，而现在我们节节败退。一贯谨慎的英国和美国顶级医疗机构都得出这样的结论，说明他们已经意识到当前情况的严重性。
实际上，我们面对的困境比上述结论严重得多，抗生素耐药性细菌在一些国家已经失去控制。《新科学家》杂志还披露，虽然可能已经存在有效的新药物，但因为监管和市场失灵，还滞留在发展的最后阶段。
抗生素耐药性已经在引起肺结核的细菌和“超级细菌”如甲氧苯青霉素耐药性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中出现。而人们不太了解的是，会引起血液和膀胱感染的肠杆菌也会产生耐药性，比如常见的大肠杆菌等很难杀灭的肠道细菌。它们逐渐携带能抵抗大部分抗生素的基因，只能被最强力的碳青霉烯类抗生素杀死。
然而，碳青霉烯类抗生素耐药性肠杆菌科细菌（CRE）的感染发病率正在上升。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CDC）上周发布报告，国内4%的肠杆菌感染和10%的细菌感染由一种名为克雷伯氏菌的肠杆菌引起，这种菌目前已经具有碳青霉烯耐药性。
这种情况虽然还不算严重，但已经令人担忧，它意味着发病率在过去10年间增长了4倍。CRE的致死率是不具有耐药性的菌株的两倍，CRE血液感染的致死率为40%，它们还能携带抵抗其他种类抗生素的基因片段。此外，目前没有一种对抗CRE的新型抗生素能上市。
CRE的泛滥
“我们仍有时间去抵御CRE，这是个好消息。”CDC的负责人汤姆·弗里登（Tom Frieden）表示。在美国，感染大多与卫生设施有关，所以严格的清洁消毒工作能控制细菌的扩散。但这还不够，在世界上的其他地区，CRE仍然疯狂传播。
英国的CRE病例也呈上升趋势，从2008年的17例猛增到去年的799例。比美国的情况略微严重，20%的病人是CRE。而且，大部分病例是在医院之外染上的。
同时，经检验，2011年希腊的克雷伯氏菌感染病例有68%具有碳青霉烯耐药性。该国还曾报告，一些通常引起尿道感染的大肠杆菌也具有了碳青霉烯抗性。
希腊出现上述情况并不奇怪。抗生素的使用越频繁，耐药细菌就越具有进化优势――希腊恰恰是欧盟中使用抗生素最多的国家。CRE很可能是从亚洲传过来的，该地区的抗生素使用不受控制。“你可以在药房里轻易地购买到抗生素（在没有处方的情况下），包括碳青霉烯类药品。”世界卫生组织的达尼洛·罗佛王（Danilo Lo Fo Wong）指出，他打算调查CRE在中亚的现状。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塔夫茨大学的斯图亚特·莱维（Stuart Levy）发现，来自中国的肠杆菌有4个变异，这些异常之处导致了细菌对碳青霉烯类具备抗性。
2009年，在印度旅游的欧洲人在当地接受手术，携带了非常有害的碳青霉烯耐药性细菌NDM-1回到家中。尽管在医院中限制使用碳青霉烯类药物，但患者的肠道细菌还是在卫生条件欠佳的社区中传播开来。2011年，英国加的夫大学的马克·托勒曼（ Mark Toleman）在德里的下水道中发现并鉴定了NDM-1。这种细菌在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的水中也已经被发现。
更严格的控制
就算人类适当使用抗生素，耐药细菌还是会出现，但是滥用会使情况变得更坏。为了阻止细菌传播，弗里登和其他研究者试图严格控制药物使用和监控医院中的CRE患者。
在对MRSA的战斗中，相似的措施已经取得效果。类似MRSA，CRE不可能只在医院中出现，但不同的是，它们包括许多亚种，拥有对诸多抗生素的抗性，而且可以轻易传递给环境中的其他细菌。
这些基因很容易存活。2011年研究人员发现，即使土壤和水中抗生素水平很低――大部分来自家畜的排泄物――也有利于抗生素耐药细菌的生存。CRE携带有典型的某些抗生素抗性基因，所以一旦环境中存在这些抗生素中的任何一种，它们就能生长。托勒曼指出，如果它们传播开来，就很难控制。当下它们在亚洲已经泛滥，托勒曼正准备在英国的污水和农场排水中寻找它们的踪迹。
人类亟需对抗这些细菌的新型药物。然而弗里登警告说，目前还没有一种药物能够投入实际生产。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布拉德·斯匹伯格（Brad Spellberg）表示，部分原因是新的作用位点难以找到：现有抗生素已经攻击了细菌大部分的薄弱位点。
尽管如此，新型的抗生素仍在开发。莱维有一种药品在10年前就已经轻松地通过了安全性检测。在2011年意大利热那亚大学开展的调查中，发现针对具备多种耐药性的肠杆菌，有不少于6种新型抗生素通过了早期试验。去年，美国的生物医学高级研究和发展机构赞助了另一项药品研发项目。
昂贵的试验
不过，要进行昂贵的最终试验以确保药物有效率，必然涉及上千人，没有什么可以吸引制药企业为此投入资金。斯匹伯格曾经为制药业巨头辉瑞公司赞助的项目工作，直到2010年辉瑞公司关闭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抗生素部门。“他们虽然有大型生产线，但是不清楚是否会有出头之日。”他说。
自1990年以来，有8家主要的制药企业放弃了抗生素研发，只有3家仍在发展。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奇普·钱伯斯（Chip Chambers）认为，部分原因是不能从中赚到足够的钱。与缓解慢性症状如心脏病的药物不同，抗生素只需服用1到2周。更重要的是，为了延缓抗药性的产生，能杀灭耐药性细菌的新药的用量被尽可能地减少。
还有另一个令人左右为难的境况：难以找到数千类似症状的CRE感染患者来进行临床试验。制药巨头阿斯利康传染病部门负责人约翰·雷克斯（John Rex）警告说：“如果等找到足够数量的患者才开始大型试验，那么，在寻找到疗法之前，疫情就已经来袭。”
美国和欧洲的监管机构正在寻求走出僵局的途径。今年推出的“寻找新药，杀灭恶菌”计划由欧盟委员会资助，目的是设计新颖的方式来获得新型抗生素。虽然还没有针对CRE的药物，但有两种对MRSA有效的新药物正在这项计划的资助下开始试验。
税收减免
去年美国授予新型抗生素更强的专利保护，国会可能会立刻考虑一项措施：允许新型抗生素经过更小规模的试验就能批准。欧洲药品管理局已经起草了这项政策改变，美国传染病学会的罗伯特·伽多（Robert Guidos）说，虽然这将在理论上提高新药物的风险，但如果它们适用的感染没有替代药物，冒点风险还是值得的。为了吸引企业回到研发抗生素的道路上，可能还需要如税收减免等其他措施，但在美国目前的预算情况下，这些似乎不太可能。
即使继续进行开发，流水线生产也已经被推迟，“展望未来10至15年，某些细菌感染是无药可医的。”钱伯斯说。托尔曼则警告：“人类好像又回到没有抗生素的时代了。”那时，人们经常死于现代人现在认为不值一提的细菌感染。我们不希望再次看到那样的景象。
资料来源New Scientist
责任编辑 彦 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