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科技创业方面，以色列一直走在世界前列。如今，在生物技术领域，以色列正在向一个强大而先进的生物技术产业群迈进。
特拉维夫：快速发展的以色列生物技术中心
2010年，前葛兰素史克公司和诺华公司行政主管丹尼尔·特佩尔（Daniel Teper）来到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与该校制药学院院长西蒙·贝妮塔（Simon Benita）见面。特佩尔对后者的给药技术商业化非常感兴趣，之前，他俩有过一次成功的合作――在法国创办了眼科生物技术公司Novagali――这次，特佩尔决定将新创办的企业建立在以色列。
作为一个曾与以色列许多公司有过密切合作的美国人，特佩尔说道：“我对以色列的创新环境和创业精神非常熟悉。”他知道，与美国或欧洲相比，以色列的创业启动成本低很多，并且拥有一批热心的投资者。“以色列人均风险投资资本非常可观，他们以前是这么做的，如今更有意再投资于其他的产业。”
仅在几个月时间里，特佩尔就在特拉维夫北部建立起了IMMUNE制药公司，500万美元启动资金主要来自以色列的投资者，并获得了贝妮塔公司的技术许可。如今，IMMUNE公司拥有单克隆抗体的药物传递技术和进入临床二期的炎症性肠病的世界领先候选药物。“在以色列做研究更有效率，投入的每一美元，都会为我们赚回更多的钱。”特佩尔说道。
事实上，特佩尔并不是唯一感受到以色列生物技术巨大推力的人。据以色列工业部称，以色列生命科学公司的数量已从1996的186家猛增到2012年的1 100多家。相对于以色列的700万人口，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字。在与生命科学领域相关的公司中，以色列医疗设备公司几乎占了其中的50%，人均医疗设备专利为全球第一，人均生物制药专利也仅次于美国。
过去15年是以色列生物技术的孵化期，在此期间，企业家们致力力学习如何驾驭生命科学这一新生事物，以色列先进技术产业组织（IATI）联合主席本尼·泽维（Benny Zeevi）说道。如今，有60家以上公司的产品已进入临床二期或三期，泽维认为，这已远远超过以色列以往历史记录，“以色列的生物技术发展正处于突破性边缘的十年。”
传统与自主创新相结合
以色列的生物技术渊源可以追溯到1901年成立的Teva制药公司，当时Teva只是一家以进口药物为主的企业。如今，Teva不仅是以色列最大的制药公司，也是全球十大制药公司之一。虽然Teva以生产非专利药物而闻名，但它致力于将以色列本国研制的新药推向市场，包括治疗多发性硬化症药物Copaxone，以及治疗帕金森氏症药物Azilect等。
Teva的成功给以色列生物技术的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例如，保护和维护本国生物技术于它的羽翼下，培养本国的管理人才等。希伯来大学伊萨姆技术转让公司总裁亚科伊·米切林（Yaacov Michlin）认为，以色列生物技术成功的关键先是开办小公司，然后引起大型制药公司的关注。
“在我与同事们的交流中，几乎每个人都有创新热情，每个人都想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特拉维夫癌症诊断公司首席技术官阿迪·艾尔凯勒斯（Adi Elkeles）说道，“以色列小公司数量之多非常惊人。”以Pluristem公司为例，其拥有员工140人，几种胎盘细胞疗法已进入临床二期，其中包括两种用来治疗罕见疾病的药物，可望在不久之后进入三期临床。而BioLineRx,公司只有50个员工，但已有6种药物进入了临床试验阶段。
业内人士一致认为，为这些公司提供创新源泉的是以色列的一些医学中心和七所大学，其中包括希伯来大学、魏茨曼科学研究所和特拉维夫大学等，而且由这些机构开发的7种重要药物都已投放市场。
学术界的创新，同样离不开精明的商人，这一点以色列并不缺乏。据以色列2009年出版的一本畅销书中记载，以色列在高科技行业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创办了成千上百家软件公司和通信企业。“如果你经常看报纸，你就会发现，几乎每个星期都会出现某个新的公司，由此创造了一种特别的氛围，让你产生一种也想加入其中的激情。”Oramed制药公司首席执行官纳达维·基德隆（Nadav Kidron）说道。
在创办这家公司之前，基德隆是一名没有任何生物技术经验的律师。对于自己成为生物科技公司的高管，基德隆认为，包括自己在内的许多人将目光投向科技公司，缘于以色列发展空间和将商品出售给周边国家的能力有限，而高科技产品可较为容易地转让或销售到其他国家。
最重要的是，以色列生物技术部门有政府研发基金的注入，每年有3亿美元的预算，分配给500家公司提出的约1 000个项目。例如，一个联邦孵化器计划给志在创业的企业家，甚至只是一个创新想法的人提供42.5万～68万美元的启动基金（这笔资金可在公司成功后偿还）。其中，Protalix就是一个常被引用成功故事的典型。
这就是政府、学术界和产业界联合铸就的一个让许多创新理念得以实施的微环境，以色列正在向一个强大而先进的生物技术产业迈进。
寻求合作志在相得益彰
Pluristem公司的生物反应器系统平台技术：利用创建的三维微环境可进行细胞的大规模繁殖，其成本只有细胞培养皿或细胞培养瓶的几分之一
基德隆的母亲是耶路撒冷哈达萨大学医疗中心从事口服胰岛素开发的高级研究员。在一次与母亲的闲聊中，基德隆得知这一项目有了突破性进展，可以进入商业化操作阶段时，他马上与哈达萨大学谈判并获得了这项技术，随后便成立了Oramed公司，着手准备将这一产品推向市场。其间，公司从政府研发基金中获得100万美元启动资金和向市场融资2 000万美元。
如今，Oramed已完成了该药物的第一和第二阶段临床试验，第一阶段在以色列进行，5月获得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批准，在美国进行第二阶段试验。
Oramed公司在耶路撒冷的研发实验室
像大多数以色列生物科技公司总裁一样，基德隆并不打算由自己来完成将药物推向市场的终端。“到了最终阶段，我们会寻找比我们拥有更好营销能力的合作者，我们就在幕后潜心搞研发。”类似Oramed这样的情况在以色列生物技术领域内很普遍，这些小企业创新能力强，但缺乏将候选药物通过第三阶段临床并最终推向市场的资金和专业能力。
Protalix的故事则充分体现了这一趋势。去年，FDA批准了Protalix的高雪氏症酶治疗方案（高雪氏症是溶酶体糖脂贮积症中较常见的一种染色体隐性遗传性疾病――译注），最终由Protalix与辉瑞公司合作进行药物开发和商品化，目前已赢利近1 000万美元。
“以色列是一个出连续企业家的地方（连续企业家是指接二连三创立新公司的企业家――译注），”特佩尔说道，“以色列人擅长创建新公司，但对于壮大公司他们或许缺乏耐心。”对于一家互联网公司来说，可以在短短几年时间里从一个车库走到国际市场，但生物技术的开发则需要更多时间和庞大的资金支撑。尽管以色列拥有大量的风险资本群体，但投资者通常倾向于投资短期或中期项目。“我们擅长于药物前期的第一和第二阶段的临床开发，仅此而已，”米切林说道，“我们目前没有能力、资金和管理经验进行第三阶段试验，也没有将新研发药物推向全球市场的实力。”
对于如何进一步发展以色列的生物科技产业，也是一些生物技术企业高管关注的问题。以色列拥有世界级科技公司的一些大型研究中心，如谷歌、英特尔、通用汽车等。苹果设在以色列荷兹利亚的研发中心是该公司在美国之外的唯一研究机构，但生物技术领域还没有类似的模式，至少目前没有。
如果大型制药公司在以色列建立类似的国际研究中心，对于以色列的科学发展将产生很大的影响。“我们确实需要大型制药公司在以色列建立研发中心，而国内生物科学领域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应全盘学习这些大公司的做法。”泽维说道。作为IATI的联合主席，泽维正与同事们和以色列政府一起，准备设立一些项目吸引大公司来以色列，他说，“经验和知识，是以色列生命科学产业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以色列拥有受过良好教育和有经验的劳动者，或许大型制药公司因地理位置，或政治环境等原因一时不愿落户以色列，特佩尔说道。如果以色列企业家可以吸引大型药企来以色列进行访问，一些误解也许可以迅速消散。
大型制药公司正在表示出一些兴趣。四年前，罗氏集团与以色列生命科学风险投资基金Pontifax基金合作，在以色列物色一些符合罗氏研发投资实力的企业和技术。去年，默克公司旗下的一个部门，在以色列投资1 300万美元，建立了Inter-Lab生物技术实验室，虽然它不一定是泽维所期待的研发中心，但Inter-Lab实验室拥有足以支持五六家公司的实验设施和业务能力。
“虽然我们只是一个小国家，我们的地理位置既不在欧洲，也不与美国邻近，但我们仍出现在所有大型制药公司的地图上，”米切林说道，“只要我们出现一项好的产品或技术，我们就能够找到将创新技术推向市场的合作伙伴。”
资料来源The Scientist
责任编辑 则 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