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到数以千计的专家认同并非易事。作为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三工作组联合主席的奥特马尔·埃登霍费尔（Ottmar Edenhofer），在处理气候变化这项繁杂而艰巨的任务时，采取了一种冷静而坚实的方法。
埃登霍费尔：在我成长的地方，男孩们总是随时准备打架
奥特马尔·埃登霍费尔知道，在针对有些议题时他不能够保持冷静，因此，当他坐在国际气候会议的前排时，在桌子上贴了一张“不要发脾气”的纸条，一旦讨论异常激烈的时候，他便要看一眼这张纸条。
五年来，埃登霍费尔经常需要这样的提醒。在IPCC，许多国家在围绕诸如气候是如何改变的以及我们能为此做些什么的议题进行辩论时，科学总是同政治利益发生冲突。尤其在2011年，当时埃登霍费尔在阿布扎比主持一次会议时，来自大约200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对可再生能源总结报告中的几乎每一句话都要仔细斟酌或争论不休。
同是德国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的埃登霍费尔说：“这是一种情感过山车。当代表团行使他们权利的时候，事情就会变得很糟糕，此时作为负责人的我就必须要应对来自各方的攻击。而这张关于保持冷静和礼貌的小纸条曾不止一次地帮助了我。”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埃登霍费尔将再度面临考验：在五年报告行将结束之际，他将指导IPCC第三工作组着眼于减缓气候变化的应对方案。作为对前期草案的响应，六月底在亚的斯亚贝巴召开的长达一周的会议如同一场马拉松，有多达232位的报告主要作者面临来自专家以及政府的评判意见。十月，埃登霍费尔必须向各国政府呈上一个为2014年四月所准备的修订版，届时报告的主要作者和各国代表将聚会柏林，给报告做最后的定论。
一个未来的绿色蓝图
作为一名耶稣信徒的埃登霍费尔，其哲学生涯以及历经整个博弈论研究而经受了磨练，他需要独特组合的技术引领，正如他完成的技术和政策选择概要一样，这些技术和政策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可能会使人类免受最严重的气候变化之苦。
报告将制定从改变社会到以合理安全水平来稳定温室气体浓度等一些列方案，其中包括每项方案的成本和风险。最终结果将通过一轮全球气候谈判以通告这项政治进程，意在2015年将此列为条约。在过去，批评人士指责IPCC超越了分析研究和倡导行动之间的边界。这次，IPCC被指责仅仅展示了科学层面的内容。
意识到上述风险，埃登霍费尔努力使团队专注于一个严格的学术议程，通过这么做，他已经赢得了IPCC一些苛刻批评者的赞许。“埃登霍费尔有着惊人的技能，”哈佛大学的环境学家罗伯特·斯塔文斯（Robert Stavins）说，“我不认为还有其他人会比他更胜任这项工作。”
哲学是埃登霍费尔能够坚持下去的理智庇护所。埃登霍费尔出生于德国巴伐利亚州的一个保守家庭，14岁时他用平时攒下的零用钱买了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三卷，这件事令他的父母感到吃惊。然而，该书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批判并没有将他改变成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反倒是引发起他对政治经济学的兴趣。几年后，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著作促使他思考科学的价值以及价值和实事之间的联系，包括保证IPCC在任何辩论中应有的核心地位。
20世纪80年代中叶，在慕尼黑大学学习经济学的埃登霍费尔，自从加入了慕尼黑一耶稣会后，其学术生涯便呈现了一个不寻常的变化：受韦伯、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以及约翰·杜威（John Dewey）作品的影响，埃登霍费尔沉浸在西方哲学和神学之中，并学会了接受不同线路的推理。1991年在南斯拉夫战争中，他成为了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耶稣会的难民服务自愿者，后来，他获得了达姆施塔特技术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
埃登霍费尔对哲学理念的坚持，如同他对待气候难题一样显而易见。“着眼于气候变化问题，存在道德上合理的整体空间，”五月在柏林召开的一个关于气候协议的研讨会中，他说道。当谈到各种不同的视角时，他的脸庞开始生动起来，“作为一种道德要求，抗击全球变暖就如同废除童工和奴隶制一样。有人可能会据理力争，世界许多地方的贫困和疾病更是迫在眉睫，首先应对的应该是这些问题。”然而，对于彻底否认气候变化是人类所面临的一个问题时，埃登霍费尔无法容忍：“正如一些愤世嫉俗的人所作的一样，这种观点是不道德且无法让人接受。”
“我知道何时该用力捶桌子”
将要出炉的IPCC第三工作组报告犹如一本长卷册――由数百篇科学论文构成――分析了通过改变包括从电力生产、运输系统和建筑设计等经济部门以减少对气候的影响以及是如何减缓气候变化的。鉴于温室气体问题的不断恶化以及政治解决方案的影子也未显现，第三工作组的重要性便凸现出来。自2007年IPCC报告以来，全球经济在衰退，温室气体排放却持续增长。2012年，温室气体的年排放量超出500亿吨（二氧化碳），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今年五月，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第一次越过了人类有史以来的百万分之400（400 p.p.m.）。
新报告将提供一系列稳定二氧化碳浓度的场景和成本估算。或许，这将使得事情变得更加清晰，那便是现实的情况明显不符合当前的排放趋势。事实上，如果我们把甲烷、一氧化二氮和其他温室气体纳入到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中，那么其组合浓度已经超过了相当于450 p.p.m.浓度的二氧化碳。结果，在浓度可能消退之前，稳定计划必须要兼顾到每个国家的减排目标。
新报告也将澄清，如果不采取行动气候将会变得更糟。已知的仍然在地下的石油储量，或许是自工业革命以来释放到大气中碳含量的4倍。但符合IPCC的授权――需要该小组的政策中立，IPCC第三工作组的评估将避免超过其他的某些缓解措施。保持这种距离也将是测试埃登霍费尔领导能力的一个关键。
“IPCC是一个科学团体，它的任务之一是比较和评论相关的文献资料，”斯塔文斯说。“遗憾的是，在我看来IPCC以往是过度授权，它已经变得太政治化，这对该机构是不利的。”斯塔文斯感觉到，过分突出IPCC职能，可能会影响到诸如减排和碳排放税等绿色政策的游说。
埃登霍费尔渴望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他经常把IPCC比作是地图制造者而不是一项政治任务。但是他也知道，报告将不可避免地在诸如核能、再生能源以及地质工程等政治性议题上占有重要地位。可以想象，当报告――阅读最多和最具争议的部分――在明年四月份辩论时，外交官和科学家之间的争斗将会比过去更激烈。
埃登霍费尔形容自己最后一届的IPCC任期是焦虑和争论的掺杂体。“在我成长的地方，男孩们总是随时准备打架，”他说，“尽管我并不喜欢那样，但请相信，我知道何时该用力捶桌子。”随着朝向稳定温室气体浓度的低碳能源选择和不同政策路径的分析，第三工作组将赌注押在了报告上――新报告对即将到来的谈判或许是一个拐点，就像各个国家试图在来年就敲定一个国际条约一样。
当IPCC 2007年发布评估报告时，曾饱受包括缺乏科学证据支持等诟病，例如，喜马拉雅冰川将在2035年消失等错误信息。为了避免在新报告中出现这种尴尬，埃登霍费尔所在的第三工作组对相关数据斟酌有加，尤其把“灰色”文献的使用量减少至最底――“灰色”文献是指未经过同行审查的信息，例如来自环境组织、政府和公司的报告。
科学具有最终的决定权
也许借助他的哲学和神学的背景，埃登霍费尔第一次在IPCC报告中扩大了道德权重的思考，旨在缓解第三工作组的压力：报告开始的几个章节，如关于平等、风险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是由专业哲学家操刀的。包括针对各个国家可能采取的不同选择，报告不会偏袒任何一方――因为这涉及到基于不同价值观和优先级的选择。他说：“科学不能，也不希望提供简单的肯定或否定。”
为了保持中立，作为经济学家和气候政策专家的埃登霍费尔，他不得不控制住自己的倾向性意见，专注于提交一个无懈可击的解决方案。他赞成总量管制与排放交易计划，例如，为促进环境友好型、减少碳排放最有效的方法而直接收取碳排放税。同时他坚持认为，全球向低碳经济的转型短期内难以实现――无论是致力于什么目标的关键排放体――因为所有经济部门的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并没有显著增加。
对于涉及预测未来经济模型的可靠性，埃登霍费尔坦诚自己知识的局限性。最主要的是不确定性――模型往往依赖于宏观经济方程或假设，难以满足现实世界的发展――经济学家们很清楚，虽然这些模型能够预期大致的趋势，但是它们难以预测诸如金融危机或政治危机对经济的破坏力。
不确定性同样影响到各个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制定：共同协作的国家有多少？他们对核能的依赖度是多少？如何快速部署可再生能源以及以什么样的价格配置？除了这些短期担忧，研究人员还必需制定更遥远的潜在缓解策略，比如，多大程度地碳捕获和碳储存，或减缓气候变暖的大型地球工程项目等。
在致力于解决这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同时，第三工作组还将涉足一个有争议的议题，即来自植物和细菌产生的生物燃料的辩论。自IPCC 2007年的报告以来，许多文献对生物燃料和矿物燃料对气候影响的利弊进行了分析。
生物燃料的过度生产可能导致粮食短缺的担忧会使争论变得更加激烈。“毫无疑问，”埃登霍费尔说，“这是我们要处理的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迄今，对生物燃料的争论盖过对核能的争论，就此孰轻孰重，IPCC将做出科学权威的总结。
要解决上述这些棘手的问题，埃登霍费尔坚信IPCC胜于任何其他团体。因为最终的报告是由科学家和各国的政务人员共同决定的。尽管一些科学家开始质疑IPCC，尤其是其旷日持久的争论过程，埃登霍费尔认为这个过程应该继续。正如他所说的，IPCC的“奇迹”是迫使政府严肃地对待科学。
“为了参与并评估我们的工作，政府确实需要仔细审阅我们的报告，”埃登霍费尔说，“其实这也是一种通过科学来影响政府领导人的独特机制。”虽然第三工作组在完成这个程序之时，他还会频繁地瞄向摆放在桌子上的小纸条。但是，他对这个过程很有信心。“当一切说过和做过之后，即便是最难缠的谈判者眼中也噙着泪水，这是因为科学――而不是权力――具有最终的决定权。”
资料来源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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