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超重不一定会缩短寿命――但一些公共健康研究者并不想探讨这个问题。
2月20日上午晚些时候，200多人填满了位于马萨诸塞州波斯顿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礼堂。组织者表示，这个活动的意义就在解释为什么一个关于体重和死亡的新研究是彻底错误的。
这份报告对涉及到288万人的98项研究进行了综合分析，并于1月2日发表于美国医学会杂志。这个团队由来自马里兰州海兹威尔市美国国家卫生统计中心的流行病学家凯瑟琳·弗莱戈（Katherine Flegal）带领，他们在报告中指出被国际标准界定为“超重”的人在同样的生命阶段比“正常”体重者死亡危险少6%。
这个结果看起来颠覆了几十年以来连适度的体重增长都要避免的建议，它迅速占据了所有新闻杂志，并引来了公共卫生专家充满敌意的强烈质疑。“这项研究真是一堆垃圾，不应该有人浪费时间来阅读它。”哈佛的营养学和流行病学研究者沃尔特·威利（Walter Willett）在一次电台访问中说。威利后来组织了一次哈佛研讨会，会上演讲者们排着队依次批判弗莱戈的研究，纠正并强调他和他的同事们看到的这份研究的问题。“弗莱戈的报告实在是大错特错，这会让许多人感到混淆并误入歧途，我们认为很有必要对它进行更深入的挖掘。”威利说。
但是很多研究者接受了弗莱戈的结论并把它们看作是“肥胖悖论”的最新研究成果。超重增加了一个人患糖尿病、心脏病、癌症以及其他许多慢性病的风险。但这些研究也表明对某些人――尤其是对中老年人和已经患病的人――轻微超重并不十分有害，甚至还可能是有帮助的。
这个悖论引发了一场公共卫生领域的大讨论――包括美国医学会杂志上收到的大量信件――一部分是因为其中涉及到的流行病学理论很复杂，排除干扰因素的影响很困难。但是辩论中最有争议的部分不是科学本身，而是要怎样去谈论它。包括威利在内的公共卫生专家已经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来强调超重的风险。类似弗莱戈的研究是很危险的，威利说，因为它们会让公众和医生产生混淆，并破坏控制肥胖率攀升的公共政策。“会因此出现一些内科医生，他们不会为超重病人提供建议。”他说，更糟糕的是，这些结果可能会被一些强大的特殊利益集团如软饮料、食品集团滥用，来影响政策制定者。
但很多科学家说他们对为了得到更简单的信息而隐藏或者忽略数据的做法很反感，尤其是结论已经在很多研究中出现过。“一个研究也许不足以会告诉你真相，但当一系列研究都在以同样的结论重复同一件事情，就真的很有说服力了，”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的内科医生和肥胖专家穆埃尔·克莱因（Samuel Klein）说，“这些数据就像《绿野仙踪》里带领美丽少女多丽娅回家的、由金砖铺成的大道，会指引着我们到达真理的彼岸。”
死亡曲线
超重会加速死亡这一提法，最早可以追溯到美国保险行业的一些研究。20世纪60年代，一份基于美国26家人寿保险公司投保人数据的分析报告显示，体重比美国人平均体重稍低的人群死亡率是最低的，而体重高于平均值的人，死亡率会随着体重的增加稳步上升。该报告促使美国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更新了标准体重表，以此筛选投保客户，后来该标准在随后的数十年里被医生广泛使用。
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美国国家老龄化研究所主任鲁宾·安德雷斯（Reubin Andres），因为质疑了这张标准体重表而登上了头条。在重新分析统计数据和研究成果后，安德雷斯发表报告说根据身高调整过后的体重和死亡率之间的关系遵循一种U型曲线。并且曲线的最低点――死亡率最低的体重点――取决于年龄。美国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的推荐体重可能对那些中年人是适合的，但是对那些50岁或更年长的人来说，还是“超重”更好一些。它是肥胖悖论的第一缕曙光。
安德鲁斯的想法被主流医学团体全面否定。例如在一篇1987年发表于美国医学杂志的经常被引用的论文中，威利和哈佛大学公共健康学院的乔安·曼森（JoAnn Manson），分析了25个关于体重和死亡关系的研究并且声称这些数据主要被下面两个因素污染了，一个是吸烟一个是疾病。与不吸烟的人相比，吸烟者往往会偏瘦一些，且死亡率也会高一些；同样，患有慢性疾病的人体重也会偏低。恰是这两种因素，使得偏瘦本身就成为了一个风险因素。
曼森和威利支持一个在1995年的报告中的想法，它在一段长期的健康学研究中分析了115 000余名登记在案的女性护士的身体质量指数（BMI）――体重的“黄金标准”度量法，定义为用体重（kg）除以身高(m)的平方。当研究者们排除了曾经吸烟和在研究开始的最初四年死去的女性（推测这些女性可能会有疾病引起的体重下降）后，他们发现在BMI和死亡率间存在直接的线性关系，死亡率最低点的BMI在19以下（相当于一个1.63m的女性体重50kg）。
“超重和肥胖增加患威胁生命的疾病的风险又能降低死亡率，这点从生物学角度上看来并不可信。”曼森说，这项研究证明，这个想法“显然是不可靠的”。
几乎就在同时，全世界也都开始关注肥胖问题。从1980年开始，超重和肥胖率就开始猛增，1997年，世界卫生组织（WHO）首次针对此议题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了会议。这项会议促成了新的体重标准制定，“正常体重”（BMI：18.5~24），“超重”（BMI：25~29.9），“肥胖”（BMI：高于30）。1998年，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降低了它的BMI分界点来匹配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我们曾经把‘肥胖’叫做风险因素中的灰姑娘，因为没有人注意到它。”在明尼苏达州罗切斯特的梅约诊所工作的心内科医生弗朗西斯科·洛佩斯－希门尼斯（Francisco Lopez-Jimenez）说，它们现在已经被注意到了。
数据博弈
弗莱戈是那些敲响警钟的人中的一员。在CDC的数据中心，她手握来自全国健康和营养调查（NHANES）的建立在每年对5 000人的访问和健康检查上的数据，NHANES从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运作了。弗莱戈和她的同事们用它来展示美国超重和肥胖率正在攀升。
但在2005年，弗莱戈发现NHANES的数据证明了安德鲁斯的U型死亡率曲线。她的分析表明超重而非肥胖的人比正常人有更低的死亡率，并且这个结论对从没吸过烟的人也成立。
弗莱戈的研究获得了许多关注，威利说，因为她在CDC工作并且这个结论看起来像是对增长体重的鼓励。“很多人把它认为是美国政府的官方声明。”他说。就像他们今年早些时候做的一样，威利和他的同事批评了这项工作并一起组织了一次公开座谈会来讨论它。这个学术上的争议给弗莱戈的研究带来了很多消极的媒体关注。“我对这些针对我们的工作提出的大量攻击感到很吃惊。”弗莱戈说，她更希望人们能关注流行病学数据里的那些微妙难解之处，而不是这些统计结果会有怎样的政策暗示。“特别是在刚开始，有很多关于我们的成果的误解和困惑，要把这些全部都消除是一项耗时且困难的工程。”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其他的研究者也发现了相同的趋势，于是弗莱戈决定完成那项综合性分析研究。“我们觉得现在应该是把所有东西整合到一起的时候了，”她说，“我们可能还没理解所有这些意味着什么，但我们至少要把这些信息全部呈现出来。”她的分析包括了97个用BMI评估了所有死亡率影响因素的预期研究。所有的研究都使用了标准的数据来调整吸烟、年龄和性别的影响。当来自所有年龄层的成年人的数据结合的时候，BMI在超重范围（25~29.9）的人们显示出了最低的死亡率。
但哈佛的研究团体质疑，弗莱戈的方法中没有完全校正年龄、疾病和吸烟引发的体重减少。他们说如果弗莱戈真的做到了，这个效果会在年轻的群体中消失。他们还质疑不是所有的吸烟者都有相同程度的嗜烟程度――例如有些重度吸烟者会比偶尔吸烟的人更瘦――所以把吸烟这个干扰因素消除的最好方法就是只关注那些从没吸过烟的人，威利在他的一项发表于2010年的研究中指出。这项研究没有被用在弗莱戈的分析中，因为它没有使用标准BMI指数。分析来自146万人的数据，威利和他的同事们发现在从没吸过烟的人中，最低的死亡率出现在“正常”的BMI指数中，在20至25之间。
弗莱戈作为回应，批评威利的研究略去了大量原始数据：共省略了来自大约900 000个人的数据。“一旦你删除了这么大量的数字，尤其是当它们的数量这么大的时候，你不太能确定在样本中的不吸烟者跟其他人有什么不一样。”她说。例如从来不吸烟的人可能会更富有或受过更高的教育。更重要的是，弗莱戈说，威利的研究更多地依靠参与者自己上报的身高体重，而不是客观的测量。“这里存在很大的问题。”弗莱戈说，因为人们通常会低估他们的体重。这可能会将死亡风险上移，肥胖者和高风险者都说他们仅仅是超重而已。
健康平衡
许多肥胖专家和健康生物统计学家批评威利对于弗莱戈工作报告中使用的严酷语气。他们说威利和弗莱戈的研究都有其价值，他们俩只是在用不同的方法寻找数据，并且有足够的研究都支持这个肥胖悖论要被严肃对待。“要与数据争论很困难，”丹佛科罗拉多大学内分泌学家罗伯特·埃克尔（Robert Eckel）说，“我们是科学家。我们关注数据，而不试图去推翻他们。”
他们试图解释的是引发这个悖论的原因。一个线索是近几年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在患有重大疾病如心脏病，肺气肿和Ⅱ型糖尿病的患者中超重的人死亡率最低。一个常见的解释是超重的人能存储更多的能量来战胜疾病。他们就像电视节目“幸存者”中的选手，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心脏病学家格雷格·福纳洛（Gregg Fonarow）说，“那些在患病时很瘦的人通常不能最终克服疾病。”
当人们变老时代谢储备也很重要。“生存是风险的平衡，”德国柏林查瑞特医学院心脏病学研究者斯特凡·安克（Stefan Anker）说，“如果你很年轻而且健康，那么在15~20年后可能会引发问题的肥胖就与健康很有关系了。”他说。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平衡可能会偏向体重的增加。
遗传学和新陈代谢因素也可能会有影响。去年，伊利诺斯州芝加哥美国西北大学预防医学研究者梅赛德斯·卡内森（Mercedes Carnethon）报告说，在体重正常时患上Ⅱ型糖尿病的成年人在特定时间内死亡的风险是超重和肥胖者的两倍。卡内森说这个趋势可能是由一些虽然很瘦但却患有“新陈代谢型肥胖”的人引起的：他们的血液中有很高的胰岛素和甘油三酯含量，这把他们置于一个更高的患糖尿病和心脏病的风险当中。
所以这些都表明BMI是一个对个人健康的很武断的测量方法。一些研究者主张真正重要的是脂肪组织对身体的作用，其中额外的腹部脂肪是最危险的；其他人认为不需要BMI和腹部脂肪，用心血管健康指标就可以预测死亡率。“BMI对每个人来说只是第一步，”位于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巴吞鲁日的彭宁顿生物研究中心肥胖研究者和执行主任史蒂文·海姆斯菲尔德（Steven Heymsfield）说，“如果你能够添加腰围、血液指标和其他的一些风险因素，你就能得到一份更加完整的个人等级描述。”
如果有关肥胖悖论的研究是正确的，问题现在就转换成了怎么来表达它们的微小差别。以肥胖形式表现的很严重的超重，很显然是对健康有害的，对大多数年轻人来说，保持身材是很有必要的。但是这可能会在他们年龄增大患病时有所改变。
但一些公共健康专家害怕人们可能会把这个信息当成对体重增加的普遍支持。威利说他还关心肥胖悖论研究可能会破坏人们对科学的信任。“你经常听到人们说，‘我常常这个月读到一些东西，然后几个月之后就听到了相反的结论。科学家们总是不能得到正确答案。’”他说，“我们经常在肥胖问题上被碳酸饮料，或者在全球变暖问题上被石油工业一次又一次的利用。”
首先，阻止体重增长是公共健康的首要目标，威利说，“一旦你肥胖过后想要减肥是很有挑战性的。这就是说超重没有问题的最严重的后果。我们想让人们有动力不在一开始就到达那里。”但是加州大学欧文分校肾病学家姆亚·卡兰塔尔-扎德（Kamyar Kalantar-Zadeh）说，不隐藏关于体重和健康的微小区别，这点很重要，“我们有义务说出真相是什么。”
弗莱戈同时也表示公众对她研究成果的反应不是她最初的担心。她说：“我为联邦统计机构工作。我们的职责不是制定政策，而是为政策制定者和其他对这些话题有兴趣的人提供准确的信息。”她的数据，她说，“并不想要表达什么观点。”
资料来源 Nature
责任编辑 彦 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