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7月开设的“走近科学”栏目，已经走过了两年半的光景。我们选择的采访主题，主要是取得重大成果而又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科研项目。陆陆续续，至今已经采写了27个来自不同领域不同学科的项目。对于科技在社会经济中的位置，人们经常用指标来表达。不过，那些冷冰冰的数字或许并不能完全反映上海科技现状的全部色彩。27个案例显然还不够多，但却也可以提供数字表达之外的另外一种可能。到了年关节点，在此把这两年多来的一些观察所得拿出，聊作“摸象”之举，供君一读。（李辉）
这些年，上海科技界在做些什么？解决近30年工业化带来的种种问题，至少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
三十年前，人们不会要求对进入市场的每一块猪肉进行安全检测，因为当时的工业化养殖并不发达，没有“瘦肉精”等非法添加剂。三十年前，人们更不会要求对进口食品进行转基因检测，因为在那个时期，转基因食品还只是实验室里的研究课题。
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更多的物质保障。拿“民以食为天”的口粮为例。作为国人主食的大米，一直受困于有限的产量和人口不断增长之间的矛盾。而随着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罗利军教授等人节水抗旱稻的培育成功，这一问题得到了进一步的缓解（见本刊2011年09期，下同）。坛紫菜是一种并不经常上饭桌的佳肴，但随着上海海洋大学严兴洪教授等人对坛紫菜新品种培育的成功，渔民已经可以实现产量稳定的规模化养殖，这给人们的菜单添加了一种新的选择（2012年09期）。
然而任何一枚硬币都有其正反两面。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在这个时代，人们有时候在不情愿和不知晓的情况下已经开始吃自己之前没吃过的食物。科学家们，正在努力用技术手段规避这种情况的发生。比如，上海海洋大学谢晶教授等人与有关企业联合开展的猪肉信息全程监控系统项目，目的就是为了监测猪肉从养殖到进入菜篮的全过程（2013年07期）；再比如，上海交通大学的张大兵教授和上海出入口检验检疫局的潘良文研究员的联合团队正在研究转基因作物的检测方法，以便可以准确快速地监测进出口的农作物中是否含有以及含有多大比例的转基因成分（2013年09期）。
经过三十年持续的工业化发展，人们在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不仅仅在食物方面，在人们生存生活的这片土地上，空气、河流、地理、生态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改变需要用科技的手段进行监测，对于业已形成的破坏需要用科技手段尽可能地修复。在科技行动中，这样的行为就是一个个关注民生的科研项目。
PM2.5是人们近几年最为关切的环境话题之一。从大气科学的角度对PM2.5所含物质及其来源进行分析，是整个问题的前提。这一问题的研究经过了几个阶段。人们很早就知道大气环流是全球性的，所以当上个世纪70年代欧洲出现大气污染情况时，他们所采取的措施主要是针对气体的区域传输。至上世纪80年代，科学家通过研究得知颗粒物也可以长途传输。于是人们明白，解决PM2.5问题，除了分析大气运动，还要讨论气溶胶的所含物质和源头。这正是复旦大学庄国顺教授一直从事的工作（2013年04期）。
空气在改变，河流也在改变。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黄浦江经常有所谓的黑臭期。这是因为随着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的大量排放，河流中有机碳、有机氮以及含磷化合物负荷不断加大；而这些有机物在没有氧气的条件下会腐败，生成臭气和黑水。在水中注入空气增加溶解氧，这一问题得到了解决。然而三十年之后，随着工业化的持续推进，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的水量已经急剧增大，排放源也越来越多，城市污水处理厂中积聚的污染物成分已经相当复杂。应对这一问题，人们想到通过微生物对污染成分进行降解。但是，一旦污水中存在一些复杂的有毒物质，即便微生物也无能为力。这正是同济大学马鲁铭教授及其团队多年来一直在努力攻克的难题。他们提出的铁刨花与微生物相结合的方法，为这一问题的破解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2011年11期）。
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也在变化着。过去，包括上海地区在内的长三角的塑造主要是自然原因。在数千年的历史中，长江源源不断地挟带泥沙而来，大海随海平面变化或带走或沉积其中的一部分。两者共同作用从而塑造了长江三角洲今日的形态。而这一历史演变模式，随着近代工业文明的发展而开始产生变化。表现最明显的，就是人类成为了第三主角。人类的建坝行为，改变了水流方向和含沙量。工厂的大量排污，改变了原有水流的组成成分。20多年来华东师范大学陈中原教授和他的团队一直以他们的方法和方式，试图清晰地描绘出这一新的地貌形成机制和水流运动机制并分析其带来的影响（2012年08期）。
地理的变化以及人类的作用已经引发了生态的剧变。长江河口地处江海交汇处，是大量鱼类选择的产卵场、索饵场和越冬场。然而，随着人类活动的干预，曾经的“五大渔汛”现在已经消失了。对于居住在上海的人们来说，这意味着曾经经常下饭的鱼类现在必须以很高的价格在某些特定时间和场合才能买到，或者已经根本没有机会享用了。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庄平研究员的团队的主要工作就是搞清楚崇明岛上“原住民”物种的生活方式，以及这些物种所在的环境正在发生着怎样的变化。保护原有的物种，既是在保卫生态，也是在保卫人类自己――至少是保卫自己的菜篮子（2012年12期）。
实际上，这些环境的变化，已经深刻影响到人们的身体状况。根据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叶定伟教授的经历，在他大学毕业的1986年前后，前列腺癌在上海相关的医院里平均一年只碰见一例，而在医学理论中，按照叶教授的说法，“前列腺癌，在当时，只是医学教科书中非常小的一个章节而已。”然而近些年来，前列腺癌在上海的发病率已经越来越高。前后的对比说明，前列腺癌与人体基因存在着关联，但随着近代工业的发展，前列腺癌的发生与环境变化的关系也逐步显现。环境的改变已经无法逆转，新的疾病必须通过新的医学手段进行解决，这正是叶定伟教授所研究和探索的（2011年08期）。
刚刚过去的三十年，正是上海乃至整个中国大规模工业化的一段时间。工业的发展，是现代科技的衍生产物。而工业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甚至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设想。上海科技界所承担的项目中，有很大一部分，正如文章开头提到的，就是解决工业化所带来的问题。发达国家经历过工业化所带来的问题，但在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后发国家再次发生时，其场景已经大为不同。如此，科学家们一方面要学习国外已有的技术经验，另一方面还要针对新的工业影响特点进行新的研究，用更新换代的技术解决发达国家发生过或者没有发生过的工业化问题。
这些研究，不会万众瞩目，不会石破天惊，在统计的表格中也只是一个项目或者一个奖项。但它们正一点点地维护和改造着我们的生活，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