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一次采访，是对红外分光计项目第一任组长张肇先先生的采访。我们在他的家中开始谈起，2个多小时后，我们又转移到他家附近的一个饭店继续。在总共大约5个多小时的采访过程中，这位年近80岁的老科学家，如数家珍地向我讲述着自1980年起这个项目的一个个情节。他甚至记得20多年前某一个人的一句话甚至一个表情――那些看似久远的故事，在他开始明亮逐渐沙哑的讲话中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在此之后每次采访我都会注意采访对象的年龄，以及他在他所取得成绩的领域所奋斗的年数。我意识到，对于大多数科学家而言，在取得一定成绩（姑且以获得重大国家科技奖或者上海市科技奖为标准），大都需要20年左右的时间。

　　1960年代毕业于复旦大学化学专业的庄国顺教授，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80年负笈美国，师从著名的大气化学专家攻读环境科学博士。在这一阶段，庄教授建立了大气科学研究的全球性视野。在美国工作数年后的1998年，因为“对沙尘的源头非常感兴趣，所以就想回来中国继续做研究”。这时距离他在美国博士毕业已经十余年过去了。回国后，之于中国关系巨大的沙尘暴和PM2.5等问题先后引起了他的关注。他及他的研究成果也迅速为中国的政府决策者和公众所认识，并获得了2012年度国家科技奖的认可。在他的研究不断获得各方认可的2012年，距离他博士毕业已经有20余年的时间（2013年04期）。

　　中科院药物研究所的宣利江研究员则较为顺利。出生于1960年代的他，博士阶段在导师的指导下开始研究中药丹参。丹参是传统中医中的一种药材。但随着时代进步，中药越来越需要像西医一样讲明药物的具体成分以及发挥药效的机理。这项工作在他博士毕业时已经有了突破性的发现。然而解释清楚丹参的明确成分、明了其发生作用的机理，只是说明有可能根据丹参成分研发出一种新药。但是实验室可以不计过程、成本，以结果论英雄，工业化生产则需要规模化的产业水平，以市场为准则，这就要难多了。而且新药的面世，即便是中药的一种改造，也需要像西医药物那样，经过现代的医药审批程序。这是一个漫长过程。从宣利江的研究成功到新药的获批面世，这一历程经过了长达20年（2012年07期）。

　　与从国外学习或者在国内有导师指导下的研究进路不同，一些项目在国内完全是从零做起。气象卫星中很重要的红外分光计――分析大气云层变化以预报天气变化的一种仪器――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着手研究红外分光计。项目启动时，几乎没有人受过相关知识的训练。1980年至1985年研制的第一代模样机，是对美国70年代初研制的同种仪器的简单模仿。但是这种模仿，并不是在拿到实物或者详细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反推，而是完全靠自己琢磨。其实这样的过程相当于重新走国外摸索过的科研之路。然而更复杂的是，卫星发射与否、装载什么仪器，又往往与国家政治经济考虑相关。所以这些研究成果的评价有很多的变数。红外分光计在2008年才真正搭载卫星上天，此时距离项目启动已经过去30年。在1980年即参与项目筹备运作的元老们，如最早担任项目组长的张肇先先生和王模昌先生，都已经退休（2012年04、06期）。

　　30年，是改革开放至今的年数，20年，是一个科学家黄金的科研时间。在30年的改革开放中，中国的科学研究体系逐步建立逐渐成熟。在这其中，一代人，或者海外归来，或者师承延续，或者从零做起，在各个不同领域里突破一个个关口，燃尽最为激情的年华。在这些取得成绩的一个个科研项目中，我们仿佛可以看到历史不停向前的脚步，伴随着科技进步的是整整一代人的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