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妮特·D·罗利（Janet D. Rowley）, 芝加哥大学医学系和分子遗传学与细胞生物学系的布拉姆-雷司杰出教授，将肿瘤发展与基因异常相联系的先驱。她因卵巢癌并发症于2013年12月17日在家中去世，享年88岁。
珍妮特·罗利
在罗利之前，鲜有科学家怀疑过是染色体畸形导致了癌症。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起，她以一系列的研究证明了是特定染色体的变化导致了特定类型的白血病。
罗利的发现改变了人们理解癌症的方式，促进了针对特异基因异常的药物治疗法的产生，并创造了现在仍然在推动癌症研究的模型。
“珍妮特的工作确定了癌症是一种遗传疾病，”华盛顿大学遗传学和医学（遗传医学）教授、美国人类遗传学协会会长玛丽-克莱尔·金（Mary Claire King）说，“她证明了关键基因的突变能导致特定的白血病和淋巴瘤，可以通过病人肿瘤的基因变化来直接确定肿瘤的种类。我们现在仍然在按照她提供的范例来研究。”
不过她奋斗了很多年来说服其他研究者。“我似乎变成了一个传教士，”她经常回忆起不停地向其他人强调染色体畸形很重要，并提醒血液学家应该对它们多加注意，“我一开始就有着惊人的忍耐力。”
但多亏了她的坚持和一长串的相关发现，她的想法赢得了信任。最终，它们给她带来了许多荣誉，包括拉斯克奖、国家科学奖和总统自由勋章。
全民英雄
“珍妮特·罗利是许多人心中的英雄，也包括我，”俄勒冈健康与科学大学奈特癌症研究所主任布莱恩·J·德鲁克（Brian J.Druker）说，“她在鉴别慢性髓细胞性白血病病人体内9号染色体和22号染色体的相互易位中所做的开创性工作让格列卫疗法得以发展，这种疗法拯救了许多人的生命。
她的工作也对其他科学家的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珍妮特·罗利是‘转译研究’的先驱，将实验室里的研究直接运用于解释和治疗人类疾病，”曾经在芝加哥大学和她一起工作，现在是美国临床肿瘤学会首席医疗官的理查德·L·斯勒斯基（Richard L.Schilsky）说，“她为个性化癌症治疗和靶向治疗奠定了基石。”
“她发展了让我们开始分辨白血病和淋巴瘤的‘罗塞塔石碑’，让我们理解了它们的进展以及它们对治疗的反应，”血液癌症专家、芝加哥大学医学教授理查德·拉尔森（Richard Larson）说，“在我的实践生涯中，她的发现带来了医学的发展并戏剧性地改变了对像慢性髓细胞性白血病这样的绝症的治疗方式。”我们现在能够在门诊中用口服药物来治疗这些病人，这样不仅风险小而且高效。
一个很常见的场景：珍妮特•罗利每天早晨骑着她的自行车去工作。这张照片摄于2009年，芝加哥大学克纳普生物医学研究中心前
她还影响了医学研究和公共政策之间的关系。总统吉米·卡特任命她加入国家癌症咨询委员会（1979-84）。总统比尔·克林顿给她颁发了国家科学奖章（1998）。从2002年到2009年，她服务于乔治·W·布什总统的生物伦理委员会。在2009年，当奥巴马总统宣布撤销关于“禁止用联邦财政资助干细胞研究”的规定时，她就站在总统旁边。2009年下半年，她又回到白宫接受总统自由勋章。
罗利常常被认为是一个拥有强大的独立思考能力和毅力的例子。“珍妮特一直是她的同事和实习生的良师，也是一个将科学的智慧和想象力与无可挑剔的专业和个人风格相结合的活例子，”她的同事，芝加哥大学医学综合癌症中心主任米歇尔·列·博（Michelle Le Beau）说，“她获得了所有我能想到的荣誉。但她仍然保持着惊人的谦虚，把大部分成功都归功于同事、学生和运气。”
事业和家庭的开端
珍妮特·戴维森·罗利1925年4月5日出生在纽约城，是赫尔福德（Hurford）和埃塞尔·戴维森（Ethel Davison）唯一的孩子。她的父母都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在她两岁的时候搬到了芝加哥。父亲在高等学校里教授零售商店管理，母亲在公立高中里教英语。
1940年，进入天主教女子高中两年后，15岁的罗利赢得了芝加哥大学哈钦斯学院的奖学金，它结合了高中的后两年和大学的前两年。“芝加哥大学教会了我如果认为自己是对的就要坚守自己的信念，不管别人同不同意。”她后来回忆道。
她1944年取得了学士学位并被录取进了芝加哥大学的医学院，但当年女性的配额――一个65人的班级3个女生――已经满了，“所以我需要再等9个月，”她在一个采访中说，“但是我只有19岁，所以这不算是一个大悲剧。”
1948年12月17日，23岁的她从医学院毕业。第二天，她就嫁给了医学院的同学唐纳德·罗利（Donald Rowley），他后来成为了芝加哥大学病理学教授。他们1951年在芝加哥的美国公共卫生服务海洋医院完成了实习，并拥有了4个男孩。她在接下来的20年里一边每周工作3天，一边照顾孩子们。她工作的地方多种多样，包括芝加哥一个为患唐氏综合症的孩子们开设的诊所。
她在染色体和癌症方面的兴趣从1962年在牛津大学学习一年后开始显现，这里她学到了染色体分析的新方法。回到芝加哥后，她的同事和导师利昂·雅各布森（Leon Jacobson）建议她应用这些技术来研究白血病人的染色体。他提供了一些实验室空间、一台显微镜和5 000美元一年的工资。在接下来的10年里，她和显微镜为伴，在基因看似混乱的白血病细胞中寻找一致的染色体异常。
发现染色体易位
她在家中完成了第一个重大发现。1970年至1971年，她在牛津学习了用新的染色技术来标记染色体上不同的条带。在第二次轮休假后，罗利开始用荧光显微镜拍摄白血病病人染色体照片。
她会把照片带回家研究。当她坐在餐厅的桌子旁把每个染色体从照片中剪出来并小心翼翼的配对时，她的孩子们常常嘲笑她靠和纸娃娃玩来赚钱。
1972年春天，在她海德公园的家中，罗利“将从白血病细胞中得到的染色体在桌上排列好，并告诉我的孩子们不要打喷嚏。”
她发现一个患有急性髓性白血病的病人的染色体有两处畸形。8号和12号染色体看起来做了一个交换。21号的一部分断裂后移到了8号染色体上，而8号染色体的一部分移到了21号染色体上――这是一种被叫做“易位”的交换。当她观察更多有这种白血病的病人时也发现了同样的过程。
同年后期，她又注意到有另一种白血病，慢性髓细胞性白血病的病人有一种不同的易位。22号染色体的末梢和9号染色体的一段交换了。因为从一个染色体转移到了另一个染色体，和细胞生长和分裂有关的重要基因脱离了原来的位置，导致肿瘤中细胞的不受控生长。
这两种一致的易位――一种在急性髓性白血病中，一种在慢性髓细胞性白血病，都发表于1973年――显示这样的易位可能与特定种类的白血病相联系，但是因为患有急性髓性白血病和慢性髓细胞性白血病的病人染色体数量繁多，很多科学家仍持怀疑态度。1977年，罗利和她的同事们鉴定了第三个染色体例子，导致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15：17号染色体易位。这是一种罕见的疾病，但每个病人都有相同的基因缺陷。
“这让我成为了一个信徒，”她后来回忆道，“那是锦上添花的一笔。”
产生新抗癌药物
理解9:22染色体易位最终带来了伊马替尼药物（格列卫疗法）的发展，这是至今为止最成功的癌症靶向疗法之一。格列卫封锁了染色体易位产生的异常蛋白质。她关于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染色体易位的发现促进了使用大剂量维生素a酸（一种维生素A衍生物）的高效治疗法的产生。
在她的特定易位决定特定癌症的观点的引导下，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加入了染色体研究项目，寻找交换遗传物质，复制遗传物质或遗传物质缺失的染色体。还有研究者用染色体易位作为路标来寻找被染色体损伤破坏的特定基因，开启了肿瘤遗传学的新时代。至1990年，超过70个染色体易位已经被鉴定并相应匹配了不同的癌症。
“这是一段充满兴奋和奇迹的时光，很难用语言描写。”她在一篇文章中写道。47岁时，在发表了关于急性髓性白血病和慢性髓细胞性白血病的研究、她的第17篇和第18篇论文之后，她的事业起飞了。她的简历现在列举了508篇发表在顶级科学杂志上的文章。更近一些的研究包括克隆了一种发生在很多婴儿白血病中的基因重组，以及识别了由特定抗癌药物引发的治疗相关性白血病中的5号和7号染色体的部分缺失。
她在芝加哥大学的级别上升迅速，从1962年的研究助理（助教授）到1969年的副教授，再到1977年的教授，最终1984年成为杰出教授。
20世纪80年代起，她开始收获各种奖项，包括1998年获得最高的国家科学荣誉、拉斯克奖和国家科学奖章；2009年获得美国最高的平民荣誉总统自由勋章；2010年获得美国癌症研究协会颁发的终身成就奖；2012年获得日本医疗和医疗技术奖；2013年获得奥尔巴尼医学中心奖。她获得了14家机构颁发的荣誉理学博士学位，包括牛津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和达特茅斯学院。
她被选为无数科学和荣誉协会的会员，包括美国国家科学院、美国国家医学院、美国哲学学会和美国艺术与科学院。
给下一代的鼓舞
罗利80多岁时还坚持每天从海德公园的家中骑车到她的实验室，常常建议年轻的研究者不要放弃。
“接受风险，”她说，“如果觉得它有趣，就去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我直到50岁还没有做出任何惹人注目的事情。成功常常需要很大的运气。一些人不喜欢听到这句话，因为这意味着有一些事情他们无法掌控。但事实就是这样。”
“她鼓舞了一代转译研究科学家，影响了成百上千条生命，她的灵魂也会在所有受益于她的研究的人们中得到永生。”德鲁克说，“我一直以来都很钦佩她无穷的好奇心和优雅谦逊的作风。”
罗利还是一个狂热的园丁，她把她的闲散时光都花在了她校园旁的空地，将它变成了一个种满了鲜花和蔬菜的花园。她声称她在这片地上运用了她最好的一些想法。她还有很多其他的兴趣，包括欣赏歌剧，去世界各地徒步旅行、露营、观察野生动物、了解土著人等等。她也很享受和她的家人在密歇根湖旁的小别墅里共度的时光。
“我的父母为我们对待科学、生活、他人和家庭的方法树立了模范榜样，”她的一个儿子大卫·罗利（David Rowley）说，“我母亲用她的慷慨和关怀鼓舞了所有的家庭成员，也做了所有她力所能及的事情来帮助我们每个人实现自己的目标。包括5个孙子孙女在内的所有家庭成员都会深深地想念她。”
资料来源UChicago News
责任编辑 彦 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