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子崛起》（The Son Also Rises）一书强有力地提出观点，认为社会地位由生来遗传的能力所决定，这一观点含有潜在的政策寓意。该书作者格雷戈里·克拉克（Gregory Clark）忠告：“一旦你选择了你的伴侣，大部分任务已经完成。你可以放心大胆地不去计较你的子孙后代，而是自信自己为他们挣来的天赋将照亮他们的前程。”
在这本书中，克拉克（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经济历史学家）披上了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的斗篷。高尔顿100多年前研究了19世纪英格兰各个年龄层的社会地位转变，他同时也因其研究过程中发明的统计方法而闻名。与此同时，细心的读者们既景仰高尔顿又对他的成果提出了质疑，他们也理所当然地认定《虎子崛起》一书的学术地位，同时认为该书涉嫌学术扩张。
社会科学家们检验了代际传递间社会地位变化的不同的指标，克拉克从他和他的同行追踪的与姓氏相关联的研究得出结论。高尔顿使用了身高，克拉克在最近的研究中特别研究了各种收入；职业、教育、财富和其他指标也被纳入其中。例如，两代人之间在收入上的差别国家与国家各有不同，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平等程度，某些情况下随着政策和制度的变化时间跨度不同。研究者找出其他指标来说明时间与空间上的变化较小。尽管此类研究只回顾一到两代人，但克拉克追溯了数个世纪的社会地位变迁。
此书持有的观点认为，以前的研究都是基于某一潜在特质的代际传递间可观测的表现，而收入、教育、职业以及其他所有指标不太能够精确测量这一特质。克拉克有时候将这种潜在特质描述为“社交能力”，其他时候又完全成了“社会基因型”，但是最终他想表达的意思是“基因”。如果测量正确，社交能力有着高水平的代际传递，大约有3/4的优势或劣势由父母传给孩子。这等同或者超过了高尔顿对身高的估计，是父子间收入变化估计量的三倍。
克拉克认为，更重要的方面，社会流动性是不变的常数。它不随着自由公共教育的出现、私人和公共部门的裙带关系没落、经济增长、19世纪公民权利扩大，或者福利状况的改善以及20世纪重新分配税收等变化而改变。社会流动性与这些政策没有什么关系，也和不平等水平没有关系。克拉克认为，这是所有时代、所有区域适用的法则。
权且称它为“克拉克法则（Clarke's law）”，克拉克法则说明，状态中50%到80%的变量在出生时已可以预测。社会流动性始终存在，尽管流动很慢，但和社会、制度或者含蓄地说，还有公共政策都没有什么关系。
书的第一部分，作者罗列了在一些国家关于该法则的一些依据，姓氏信息如何可以最长阶段有效。研究方法包括长期跟踪姓氏的使用，特别注意拼写可能的变化，并将它们与某种程度的社会地位相关联。
在瑞典，该法则包括17和18世纪的瑞典贵族以及教育精英中的罕见姓氏，与那些今天仍使用同样姓氏的人的社会地位相关联，主要以列在表中的医生、律师、大学生以及皇家学院的成员，还有公开纳税记录中的高收入者的名字为准。例如，贵族的名字出现在瑞典律师协会律师名册上是一般公众出现的频率的6倍；克拉克估计社会地位高的职业的持续率一般在0.75左右。
如何变迁？
在格拉斯哥那个沉闷地区的男孩的子孙们会在未来与他境遇相似吗？
在美国和英国的研究使用了类似的方法，利用挑选出来的精英的姓名，比如说从美国医学协会的医生名录中，从注册律师的名单中，或者从1923-1924年《纽约时报》上公布的联邦纳税人名单中进行挑选。
作者提供了追溯到1300年的中世纪英国的姓氏线索。有着精英姓名的人要么与牛津和剑桥大学有关，或与最高法院证明那些与“Sir”或“Gentleman”有关的遗嘱认证，以及国会议员等息息相关。1086年英国国王颁发的土地志中有记载的房产业主，暨英国诺曼底征服者们是1170年牛津或剑桥所代表的名字的16倍，是目前的1/4：稳定却非常缓慢地趋于均数回归，说明从一代到下一代的持续率为0.90。最低限度是，“中世纪英国有着类似于现代美国和瑞典的流动率。说到社会流动性，科学革命、启蒙运动以及工业革命都做了什么？几乎没有。”
书中的章节来源于卓越的研究，但同时也显得有些过火。书的第二部分非常明显，开篇写到在多个国家（印度、中国、日本、韩国和智利）和特定群体（新教徒、犹太教、吉卜赛人、穆斯林和科普特派基督教徒）验证该法则。
克拉克声称此动力适用于整个社会而非只是针对精英，他对支持性论证非常敏感。他反复确认，相关数据代表整个人口。然而某些时候，数据还是局限在当地，例如，在上海周边的两个特定区域研究中国姓氏里的地位演变。
各类数据是否具有代表性这一点多有争议，但并不影响此法则被广泛地应用，只要代际间传承的优势比例不改变社会层级（也就是说，流动性过程呈线性）。但如果克拉克法则随着社会地位而改变，那么此书也只是在宣传代际之间精英的地位。
调查社会流动性当代模式的研究社团要同时兼顾代表性和普遍性，他们使用比以往能想象到的还要更广泛和精确的数据。这些问题能用最佳的经济史来解答得更彻底，这是一个很多人可能都会觉得奇怪的说法。
克拉克法则可以被描述成一种本着高尔顿精神的简单的趋均数回归模式，其中双组分（反映了基因的遗传和可能被有些人称作为运气的影响）决定了一个孩子成年时的社会地位。但其他模式也可以得出关于社会地位同样高的持续率。有权势的父母不需要通过遗传，而是通过社会制度和诸如长子继承权、裙带关系、选择大学的机会或者宽裕的经济条件以及遗产税等，直接影响孩子的未来。精英的孩子们得利于这种社会关系，因此不需要内在的才华就可以获得成功。
克拉克法则是否有效，或者能否推广，是不应该被遗失的公共政策的重要一课。经济发展、累进所得再分配、公共教育的兴起、保健的完善，以及集体保险的福利现状都非无关紧要。书中的建言是，它们对于个体差异的重要性比我们想象或希望的要小，但它们对于幸福的绝对水平和人类能力的发展至关重要，这一讯息会因为人们对相对结果的关注而被丢失。
作者认为，他的法则的意蕴是，收入以及其他经济成果不应该在一些国家被不平等分配，因为它们反映了基因的传递，以及超越个人控制的能力。但这只是一个顺便提出的建议，读者们会怀疑克拉克法则会如同在一些公共政策组织中那样，被解读成一种对那些社会阶层顶尖处的人的应有报应。
总之，尽管《虎子崛起》一书趣如历史奖学金的运用，它并未推进当代的公共政策。高尔顿甚至在1892年的一本书中有着克拉克书中一样的开头和结尾：“我认为，……一个人的天生才能靠遗传，整个有机世界的姓氏和物理特征都有着同样的限制。因此……在几代人之间通过门当户对的婚姻创造一个高天赋的民族还是行得通的。”过去几十年里，这样的话我们听到过很多次，它既不能有助于设置合适的公共政策，又无助于父母对孩子的管教。
资料来源Science
责任编辑 彦 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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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迈尔斯·克罗科（Miles Corak），现就职于加拿大渥太华大学公共与国际事务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