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顿·瑟夫15岁那年，放弃了他的大提琴，转向了键盘和电脑。那是上世纪50年代末期。1997年，克林顿总统将美国国家技术奖颁给了瑟夫，他由此被称为“互联网之父”。他和罗伯特·卡恩一起，负责设计互联网的基本结构，我们才得以在全球范围内交流信息并保护信息。
互联网之父，谷歌公司副总裁温顿·瑟夫
现年71岁尚未退休的温顿·瑟夫（Vint Cerf），目前正忙于他号称的星际互联网，即在太空中建立电脑网络。瑟夫也是谷歌公司副总裁，兼“首席互联网传播官”。2005年，乔治·布什总统向瑟夫颁发了总统荣誉勋章，他于2012年正式进入国际互联网名人堂。最近他用自己的电脑拨通电话，和《华盛顿邮报》（以下简称邮报）谈论互联网、他的一生，还有关于衰老。
首席互联网传播官
邮报：您的工作头衔是谷歌公司的首席互联网传播官。请问这个头衔是什么意思？
瑟夫：我进谷歌的时候，他们问我想要什么头衔。我说：“大公，怎么样？”他们说：“嗯，那个名称和我们的风格不搭。做我们的首席互联网传播官怎么样？”那是2005年。
30年来，我一直在尽己所能让互联网遍布世界。这个头衔挺好的。我可以经常出行，还能接触很多政策上的东西。
互联网和政府是所有国家的头条。存在建立互联网的问题，这包括规劝政府制定规范性政策，包括将互联网延伸到农村地区的新技术。
邮报：互联网有没有让你觉得厌倦？
瑟夫：我不一定要使用每一个程序。但我是很虔诚的手机用户。我有谷歌智能眼镜，尽管这个产品还处于应用的初级阶段。我觉得自己对于脸书(Facebook)这样的东西没太大兴趣。我有推特的账号、脸书的账号，还有谷歌的账号。更多时候倾向于用谷歌账号，不是因为我是谷歌的员工，而是因为谷歌提供的群件我觉得有用。
对于一些在社交网络活动中忘乎所以的人我有些弄不明白。但因为我自己参与了互联网的初期设计，我也没有因此觉得厌倦。
我觉得要帮助人们明白如何应对网络上的各种泛滥越来越难。人们在互联网上有着各种分享，里面充斥着恃强欺弱的行为和种种让人目瞪口呆的事情。
整理我们需要为互联网采用的社会规范是个棘手又复杂的话题。我想，我们也是在经历着诸多此类问题，直到有一天我们发现了那些有意义的社会规范。
邮报：您每天花在互联网上的时间是多少？
瑟夫：我的大多数新闻都从网上获得。我订制了《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网络版。我的确每天花很多时间上网，这对自己的工作有帮助。如果我在写一个文件，上谷歌搜索个信息是家常便饭。即使是像今天这样的通话，如果有人问我问题，我可能需要一个语境，我也会上网。大多数时间我都在网上。
说到娱乐，我是十足的按需所求的人。我们要大量用到奈飞（Netflix），流媒体和DVD。我是《唐顿庄园》的忠实粉丝，我们也是在网上观看这部英国的电视连续剧。
音乐，不那么多。我在iTunes上购买音乐。我不用iPod。我觉得自己用不到声破天（Spotify）和潘多拉（Pandora）。我喜欢古典的东西。对于1850年代之后的音乐我没有兴趣。那些东西到处都是。
邮报：挺有意思。您是很现代的一个人，对音乐除外。
瑟夫：我也穿三件套的西装，1921年以后就过了时，不过潮流又要转回来了，信不信。
邮报：为什么您会穿三件套的西装？
瑟夫：我在斯坦福大学为国防部开展互联网研究项目的时候，应邀到华盛顿参与国防高级研究项目部的项目。是1976年，我太太说：“你要去华盛顿的话，一定要穿三件套的西装。”她后来去了萨克斯第五大街精品商店为我买了西装。
然后我就在八月中旬穿着西装去了。其中有一件是绉条布的，因为那里很热而且潮湿。几个星期以后，我被叫到在哈佛的主任办公室谈话，去谈关于我在会上的发言和想法，“天啊，难道我说错了什么吗？”
主任说：“我从委员会那儿得到一个非常好的反馈。他们很欣赏你的言论。而且他们说你是他们见过的美国穿衣服最讲究的工程师。”
所有人的互联网
邮报：互联网对老年人有什么用处？
瑟夫：我今年71，也算老年人。在美国退休者协会（AARP）的一次会议发言上，我从一张幻灯片开始说起，我说：“如果你们认为老年人不知道如何使用互联网，我们已经发明了它。”
有些应用的确很难，因为在一些人的成长中它还没有出现。没有简单的卡通式的例子来展示如何操作互联网，如果有东西坏了该如何处理，以及向谁寻求帮助。我们尽可能地完善用户使用的便捷性，这些应当归功于那些对网络技术不熟悉的人。
我觉得潜力无限。去和那些同时代的、记着同样的电影、新闻和音乐的朋友保持联系，这点非常重要，尤其是随着人们年龄越来越大。他们最终退休呆在家里，疏远朋友。而用网络来和朋友、家人保持联系真是件美好的事。
邮报：您的家人一直使用互联网吗？
瑟夫：我的太太是互联网的忠实用户，不过我花了很多年教她用电子邮件。她三岁的时候听力受损，失聪多年，直到53岁那年她做了耳蜗植入。效果还不错，这对她来说是个大变化。在那之前，她的朋友们无法与她通电话，所以一直使用电子邮件。
我们的两个儿子都在电影制作行业。我们之间保持联系多多少少也是通过电子邮件和发送照片，比如有时候我们不能视频或者见面。
我自己和全世界很多的朋友通过电子邮件保持联系。对我来说，电子邮件真是无比强大的工具。我已经能让我的母亲上网，她今年98岁，但在她七八十岁的时候还不怎么使用互联网。
邮报：互联网的世界里存在“年龄差距”吗？
瑟夫：年轻人不会把互联网当成什么技术。互联网就在那儿，他们只是拿过来用。
老年人和年轻人之间沟通风格的变化很有意思。麻省理工有个叫雪莉·特克（Sherry Turkle）的人曾经描述过这一现象。有一些现在已是少年的孩子，他们不打电话，他们认为电子邮件过时了，太慢。
有意思的是他们不喜欢打电话，理由似乎是他们不知道在电话里说什么。一般打电话过程中停顿的时候会有这么一下，你不知道说什么，彼此保持无声状态。对这些年轻人来说，无声是尴尬的，不自在的。再说，人们认为短信更合适，你不想说话的时候短信就好。也许你可能会被干扰，但这并非是粗鲁的表现。如果你是在像我们这样的语音对话中，突然停下来不说话，会让人觉得很奇怪。
难以预见的未来
邮报：您对目前互联网的现状表示吃惊吗？
瑟夫：有一点。自我意识的程度，可能词用得不恰当，有一种高调的、张扬的欲望（指那些网上的人）。脸书和推特让人们拥有了可以随处现身的方式。我不想用“曝光”这个词，因为这个词含义太多了。不过，在社会里高调现身是一种积极的反馈。比如，YouTube视频无处不在，往往是一种积极的反馈体验。
当然也可以是负面反馈体验。恃强欺弱是个典型例子。想要社交，被人了解并接受，是人的自然社会本能，但它会有负面影响。
邮报：互联网的发展是否有您没有想到的地方？
瑟夫：想听真话吗？我们无法想象未来要发生的每一件事。
邮报：回顾过去，您觉得现在是否还和年轻的时候一样有创造力呢？
瑟夫：我不知道。可能我没有年轻的时候有创造头脑，可能是我动手能力比较弱。我早已不再写代码了，这样一来能力和创造力都有所下降。但我热情不减，虽然自己不做，但在鼓励其他有能力的人继续做。
邮报：您为什么不再写代码？是不是年龄大了的人就不能写代码了？
瑟夫：我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做所谓“设计”的事。我设计了很多体系框架，解释事物的工作原理以及整合方式。但我得依靠其他的行家来将这些设计逐一体现出来。
我的双手灵巧。打字，对我不成问题。就是写代码需要时间。写软件是一件非常紧张的、个人的事。你需要时间来整理，来理解，再调试。我只是没有时间，写代码的责任太多了。
邮报：回顾以往，您有什么遗憾吗？
瑟夫：每个71岁的人的内心都有一个憧憬未来的17岁孩子。
一个（遗憾）是我对电脑完全着迷的时候放弃了大提琴学习。现在真的有些后悔。大提琴是非常华美的乐器。
15岁那年，已经学大提琴好几年了，五年或六年吧，我被带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大提琴家帕布罗·卡萨尔斯（Pablo Casals）的一个英才班。我至今仍保留着他的亲笔签名。也是在这一年，我父亲带我认识了一个叫SAGE的系统，SAGE就是半自动地面防空警备系统，是用于雷达跟踪检测来自北极的俄罗斯导弹。
我完全被这家伙迷住了，人居然可以用电脑做这样的事。我于是开始将注意力从大提琴转移到电脑上。1960年，我完全丢掉了大提琴，进入了计算机键盘的世界。
我敬仰那些不放弃的人。创造音乐的能力比写好代码的能力更让人满足。当你在乐队中演奏，音乐的创造力让你感到非常紧张、特殊，而亲昵。
资料来源The Washington Post
责任编辑 彦 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