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末的一天，我和南美电子工程师、喜欢捣鼓机器人平台的Rudi正聊着Rudi作为会员加入并感觉深受其益的创客空间“新车间”的时候，背着个沉重的登山包、有点像斯文版加勒比海盗的Lucio（中文名鲁修）从我们面前走过。手里正比划着单片机指导中国同伴如何通过灯泡的不同闪烁方式来控制空气净化器风扇速度的Rudi立刻指着他对我大喊：“你说的和李大维一起搞新车间的外国人，可能是他，不是我。”

　　巴西人鲁修今年38岁，来沪3年，到中国来是少年时代曾跟老师学过中国功夫的他的“childhood dream”。他大学念法律，后来又念了个MBA，在巴西一家业务涉及采矿、伐木、养牛的企业做过4年CEO，太太是个中国人和巴西人的漂亮混血儿，还有个带着异国情调的可爱女儿。“我什么都有了，但也开始觉得有些无聊，我想应该去实现自己的梦想了。”在正在举办中美青年创客大赛的同济大学创意设计学院开放创造实验室（FABLAB）里，鲁修对我说，他实现第一个梦想的方式是：卖了房子，在欧洲买了条帆船，从欧洲往返巴西旅行了一年。船上有太阳能、风能等各种新技术设施，符合他爱折腾设备的性格。然后，他决定实现自己的第二个梦想：前往中国。

　　虽然在巴西的时候，他对中国也已有些了解，但真的到了中国，在上海师范大学学了6个月中文后，鲁修还是发现：“学中文很难，在中国生活更难。”心情黯淡的时候，他想到了自己的旧爱――机械制造，并通过网络搜索发现了国际上正在风行的3D打印。“我中文说得不好，其实和这个发现有关系。这个发现直接中断了我学好中文的可能――因为，我的兴趣已经转移了。”鲁修调侃自嘲地告诉我这段私人历史的同时，特别向我强调：“3D打印机其实就是一种机器人。”

　　在巴西的时候，鲁修有一个自己的车间，经常独自在那里做摩托车零部件（他喜欢骑摩托车）、用烤箱熔化铝之类他能想象出来的各种事情。“但那时我不了解世界的趋势和潮流。”当不安分的鲁修在上海感到boring的时候，他GOOGLE了“3D Printer”，然后找到了在上海与之相关的“新车间”。“Oh!Hacker Space!”他在心里默想，但过去接受的教育总让他感到黑客似乎是个与犯罪有点关联的人群（硅谷创业之父保罗·格雷厄姆在《黑客与画家》一书中更正了这个大众的误解）。怀着好奇心，他仔细阅读了“新车间”内部Wiki page上的“新车间”章程，用他的话说，就是学习“How should you behave”。他发现那些章程他都喜欢！在我的要求下，他给我举例介绍了其中的一些章程（现在想来，我这个要求真是太不黑客!），比如：假如你有个想法，就把它做出来；如果不喜欢什么，你就改变它。总之，不要只是用嘴说。又比如：如果你想学什么，“新车间”里的人不会像帮助一个婴儿一样来帮助嚷嚷“我要学……”的你，但如果人们看到你真的在尽力而为，他们自然会帮助你，如果你干得好，他们也很容易对你的作品产生兴趣。

　　带着对这些章程的高度认可，鲁修开始了他在“新车间”的工作。刚到那里时，他觉得场地乱乱的，不够干净，想到章程，他就自己拿起扫帚开始打扫。周围的人很快因此注意并接纳了他。他从淘宝上买了电子材料、有机玻璃等制造3D打印机的原材料，照着网上开源程序教授的流程，坚持不懈，花3个月的时间做出了一台3D打印机。其间，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会请教大家，“新车间”里的伙伴也纷纷对他渐渐成形的产品表示出了很大的兴趣――在鲁修之前，虽然“新车间”里的人都知道并常提起3D打印，但从未有人完整地做出过一台真实的3D打印机。因为这个作品，鲁修迅速获得了大家的认可，人们甚至纷纷请求鲁修教他们这一招。

　　“可是这个太难了！要知道，我整整做了3个月呢！”鲁修说，他决定从头做一台稍微简单点的3D打印机，然后再教大家。事实证明，后一套方法比较可行，鲁修共教了10个人，他们都在两天内就学会了制造。但鲁修也随之面临善意的质疑：“这毕竟是来自开源软件的设计，不是你自己的啊！”

　　“我又遇到了挑战！”倔人鲁修不甘心，为了得到真正属于自己的设计，他又上网了，并真的在网上找到了设计3D打印软件的教程。人们去向他求教，他就免费教他们。到现在，已经有20人跟着他在“新车间”学会了3D打印机的制造，五六十人学会了如何使用3D打印机。

　　“你简直太神了！3D打印这种事跟你的专业一点不相关啊！这你都能自己学会！”我说，“相比之下，我们中国人的动手能力、创造精神真的差好多。”“谁说的？”让我感到意外的是，外国人鲁修完全不是这么看。他说：“你看到淘宝上那么多种类的商品，每一种商品都有那么多样，你就会知道中国人是多么有创造力！”“那可能是使用工厂机器生产的集体产品吧？”我有些怀疑。“任何集体，归结到最后，还是落实到个人呀！”鲁修认为中国人目前动手能力弱的根本原因是：人口大国劳动力还非常便宜，人们如果能用便宜的价格得到一种产品或一种服务，就不会愿意自己花宝贵的时间去做。“但是如果你不开始动手，你就永远不会。”鲁修觉得，他现在会做这些事是因为他有钱也有闲，如果中国人也有闲暇的时间和财富，人们就会开始做这样的事。眼下正是一个时间上的起点。他这个说法让我很吃惊――从来没有听中国人从这个角度分析过这个问题，但又似乎很有道理。

　　据说，鲁修最近已在“新车间”仅一墙之隔的地方开办了一个“新FABLAB”（“新新车间”），他自己出资购买了部分设备，“如果有人有想法但是没有钱启动设备等，他可以来‘新FABLAB’做，只要付很少的钱，不必担心失败。‘新车间’的会员如果想要使用我们这里的设备，更是只要推门就可以借用。”他希望未来能有个人或企业为他赞助一些设备，这样，他可以把会员费尽可能降到很低。

　　“可是这样的话，你和李大维搞的‘新车间’有什么区别呢？你为什么非要自己再开办一个？”我有些不解――既然他在“新车间”工作得很愉快，在他刚到上海的时候，李大维也把他推荐给过很多“新车间”的朋友。对此，鲁修的解释是：“如果使用设备创造出成功的产品，有些人也许就有能力自己去购买设备了，然后，他们可以用他们的设备继续与我开创的空间合作，这样，我就能实现拥有许多机器的梦想了，这可是我的一个大梦想（笑）！此外，我们的会员通过使用机器，也可以用自己的亲身体验帮我们为一些厂家的设备作人际推广，会员们也会不断为我们的空间带来具有启示性、值得学习的新问题。这都是我想要的东西。‘新车间’的人有他们想做的东西，但目前他们中还没人想要这个，而我想要，那么我就自己把它做出来。某种意义上，你可以把‘新FABLAB’理解为‘新车间’的一个‘儿子’。”

　　“噢，有点像一个社会企业的运作方式。”我理解。“不，这不是一个类似NGO的东西，我也不需要别人说我是个非常好的人，它是非常理性、务实的。我并不是不工作，我每天工作10个小时，只是不拿薪水而已。”说到这里，一直仿佛处在一种创业兴奋中的鲁修特别严肃地向我强调。

　　虽然我至今还没有完全搞明白3D打印与新工业革命的关系，过去也一直抽象地理解工具的改变可能带来的生产方式的变化，但鲁修似乎瞬间让我领悟了这一切。曾经有人评价斯图尔特·布兰德的《全球概览》对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个人创新精神激发的影响时说：“制造工具者均为使徒。”今天，我觉得鲁修在内心深处也是要做一个类似的使徒――提供工具者。在他身上，我仿佛看到了正在发生的这场新工业革命的一个缩影。

　　据说，我们这座城市里的创客，每周三晚上会去位于铜仁路的“新车间”聚，周四晚上到张江的“蘑菇云”聚，周六晚上则到同济的FABLAB聚，来来往往，虽然地点在流动，人却大多是同一群人。猜测将来多半有一天，大家也会到鲁修的“新FABLAB”聚。比起一些形式大于内容的创新大赛，我觉得这才是上海这座城市更真实地积蓄创新能量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