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山喷发、石油泄漏和细菌爆发都是政府科学顾问的职责范畴，并且让他们备受考验。
冰岛的艾雅法拉（Eyjafjallajokull）火山喷发使世界各地数以百万计的旅客出行受影响
作为一名种群生物学家，约翰·贝丁顿（John Beddington）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研究捕鱼业，而不是担忧火山喷发问题。但是，2010年4月，时任英国政府首席科学顾问的贝丁顿发现自己不仅要搞清楚艾雅法拉的发音，还必须弄清楚如何应对冰岛的这次火山喷发。
2010年4月14日，在短短数小时内，艾雅法拉火山从它以前的状态――风景如画地喷出熔岩，变成剧烈地向大气中喷发出高高的羽流状火山灰。当时，受西北风影响，火山灰对欧洲繁忙的商业航空公司的航线造成了威胁。突然之间，科学家们争先恐后地不仅得了解火山喷发产生了多少火山灰，还必须弄清楚火山灰是如何通过大气扩散的，以及对航班造成了多大危险。所以，贝丁顿在他科茨沃尔德的家中接到了一个电话，召唤他到唐宁街10号（英国首相官邸）。“当时我的脑袋一蒙，就去赴会了。”贝丁顿说，他现在任教于牛津大学。
在危机爆发的第一周，当局迅速关闭了受火山灰侵袭的空域。最终，欧洲超过300个机场被关闭，大约850万旅客的出行受到影响，使航空公司以及与航空业有关的商业蒙受巨大经济损失。每个国家都对其空域做出了处置决定，这一形势把贝丁顿推到了帮助英国政府官员弄清楚如何应对此次危机的风口浪尖。
当科学家进入政府部门充当科学顾问的角色，或是成为一个科学机构的负责人，他们就需要有应对突发事态的能力。他们最关键的一些贡献是在危机中做出的，这个主题于8月28-29日在新西兰奥克兰召开的全球科学顾问峰会上进行探讨。在会议前夕，《自然》杂志把目光聚焦于三场危机，分别是2010年艾雅法拉火山喷发、2010年墨西哥湾石油泄漏、2011年欧洲溶血性尿毒症候群（HUS）爆发，并回顾政府科学顾问在当时的应对措施。
这些案例表明，科学顾问在危机应对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尤其是他们能向政府领导人和公众传播清晰可信的信息。但有时，科学顾问也得克服危机带来的诸多困难：少数危机事件会令他们措手不及，官僚主义会压制他们做出应对的努力，使得他们经常跟不上事态的变化。贝丁顿说：“我们必须以最快的速度为政府建立一套危机应对的有效机制。”
空中危机
结束与首相的会谈后，贝丁顿开始召集一个由火山学家和气象学家组成的专家小组，组建了一个突发事件科学顾问小组(SAGE)――艾雅法拉火山专案组，SAGE是英国政府在应对危机时获取技术建议并将之传达给决策者的一个主要机制。
SAGE这个概念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当时是为了应对牛海绵状脑病即“疯牛病”的传染。贝丁顿是召集突发事件科学顾问小组的首位英国首席科学顾问，那是在2009年流感大流行期间。由于那次经历，他说，当艾雅法拉火山喷发危机开始的时候，“我知道我需要哪些人组成艾雅法拉火山专案组。”
在世界最繁忙的机场――伦敦希思罗机场连续5天取消超过97%的航班之后，SAGE艾雅法拉火山专案组于4月21日召开了第一次会议。SAGE专案组的专家包括英国地质调查局（位于爱丁堡）的火山学家苏·洛克林（Sue Loughlin），她的博士论文就是研究艾雅法拉火山的，并在1997年西印度群岛蒙特塞拉特岛的一次致命的火山喷发期间，曾在那里工作。洛克林和其他科学家向SAGE提供了有关艾雅法拉火山的地质史和当前火山喷发速度的基本信息。
但是，火山灰移动的速度和危机的严重程度都超出了SAGE的应对速度。迫于那些要求恢复航班的航空公司的压力，欧洲各国的交通部长不得不在4月19日迅速促成航班运营指南的修订。甚至当SAGE召开会议的时候，原先取消的飞机已经重新起飞。
在最初的火山喷发停歇之后，艾雅法拉火山仍然在继续喷出低含量的火山灰，没有人知道这座火山是否还会再次喷发。在接下来两个月，贝丁顿又召集了三次SAGE会议，对艾雅法拉火山喷发的技术细节和再次喷发的可能性进行评估。尤其是，SAGE专案组探讨了附近的一座名叫卡特拉的火山是否也会喷发，因为在过去，卡特拉火山与艾雅法拉火山曾相继喷发。顾问们把这些信息提交给内阁办公室用来研究未来的火山灰突发事件的应对方案。
SAGE还敦促政府部门评估未来出现更大规模火山喷发的风险。2012年，内阁办公室把冰岛的火山喷发加入到英国国家风险登记表中，这是官方列出的可能会破坏社会的突发事件的清单。“在那之前，我根本就没有想到过这个，”贝丁顿说，“这非常尴尬。”关于如何应对可能会向整个英国喷出硫磺等有毒气体的火山喷发，比如冰岛的拉基火山（Laki）在1783年至1784年为期8个月的喷发，内阁办公室也在制定更具体的方案。
伦敦大学学院的一位风险专家大卫·亚历山大（David Alexander）说，艾雅法拉火山喷发的应对经验改进了这个国家灾难应对的一些方面。例如，关于在多少烟灰的情况下，飞机能安全地飞行，国际民航组织已经更新和明晰了其业务准则。英国气象局也已经微调了其用于预测干灰在空气中扩散的大气模型。
但是几乎所有的政府部门应对危机的速度都太慢了，亚历山大说。他指出，即使到现在，也还没有能实现替代运输的协调方案，比如在2010年4月变得超载的渡船、火车和出租车。“仍然没有足够的替代运输工具来运送几百万被困旅客。”亚历山大说。
在贝丁顿于2013年卸任之前――继任者是马克·沃尔波特（Mark Walport），他再一次启动了SAGE机制，这次是为2011年日本福岛核电站灾难性事故发生后，英国政府是否撤离在日本的英国国民提供建议。SAGE对放射性物质如何扩散进行建模，得出的结论是人们遭受核辐射的风险相对来说还是不大的。最终，政府提供碘片作为一项预防措施，但告诉自己的国民他们可以留在日本。
为了以防万一，贝丁顿还为一个会造成大面积停电的重大的空间气象事件，以及其他令人震惊以至于他宁愿不要提及名字的事件，进行了一些桌面演习。“如果任何这样的情况发生，”他说，“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召集一个SAGE专案组。”
深海危机
当火山灰云正在欧洲扩散时，美国的科学官员也被他们自己遇到的危机弄得焦头烂额，那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生态灾难之一。这起灾难开始于2010年4月20日下午9点，当一位工程师登上英国石油公司（BP）在墨西哥湾的深水地平线号石油钻井平台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振动。几分钟后，钻井平台就爆炸了，导致11人丧生，为了止住从海底被损坏的油井泄漏出来的石油、避免一场环境灾难，人们开始了长达数月的努力。
当泄漏口于2010年8月初才被堵上时，据估计已经有490万桶原油泄漏到了墨西哥湾中――超过了之前所有的海洋漏油事故，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新组建的自夸为一流的科学顾问团队迎来了最棘手的挑战，奥巴马科学顾问团队对这一挑战的应对受到了褒贬不一的评论。
深水地平线号钻井平台爆炸是一场令人生畏的灾难，原油以不为人知的速度从海底1 500米深处泄漏。但是，在漏油事故发生超过一个月后，奥巴马政府还是极大地低估了原油的泄漏量，这个错误妨碍了封堵漏油钻井的努力，也削弱了公众对奥巴马总统应对危机能力的信心。奥巴马政府重要的科学官员，包括总统科学顾问约翰·霍德伦（John Holdren）在内，对于错误估计的纠正迟缓，即使当时已有学院派科学家认为深水地平线号钻井平台的漏油量比英国石油公司或政府公开宣称的数据要大几个数量级。
在2010年墨西哥湾石油泄漏危机中，奥巴马总统接见了科学家朱棣文、简·卢布琴科、约翰·霍德伦，以及海岸警卫队指挥官萨德·艾伦
从理论上来看，这个危机似乎是为奥巴马2009年上台后集结的全明星阵容的科学顾问团队量身定做的，因为当时，海洋生态学家简·卢布琴科（Jane Lubchenco）掌舵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物理学家约翰·霍德伦掌管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OSTP），地球物理学家玛西娅·麦克纳特（Marcia McNutt）已经接手领导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而美国能源部也以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朱棣文（Steven Chu）担任其部长而自矜。
霍德伦说政府在钻井平台爆炸后的几小时内就向外界的科学家寻求帮助了。但是在许多方面，奥巴马和他的科学顾问团队行动都太迟疑了。直到5月19日，也就是爆炸发生几乎一个月后，奥巴马政府才召集了一个由麦克纳特领导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团队，修正有争议的漏油速率计算。石油泄漏之所以极难估计，是因为没有直接的方法测量油井的出油量，而且工业界和学术界的科学家对于如何最好地估算漏油量意见不一。
NOAA此前很长时间都坚持原油泄漏量只有每天5 000桶，但是独立科学家分析浮油增加的卫星图像以及研究英国石油公司海底油井的视频后，认为实际的漏油量应在每天2.5万桶到10万桶之间。担任OSTP高级政策分析师的海洋学家凯特·莫兰（Kate Moran）说：“在我看来，官方一直坚持的估计数据大大低估了真实情况。”当英国石油公司试图用铁穹封堵原油喷涌而出的井口时，这个错误估计给他们造成了困难，因为预先准备的穹顶无法容纳所泄漏的大量原油和天然气的体积。
直到5月27日，政府召集的科学顾问委员会才断定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以及英国石油公司原先推定的漏油速率过低。顾问团最初估计每天有1.2万~1.9万桶原油泄漏到墨西哥湾。最终，政府推定的是一个远远大得多的数字――爆炸刚发生时的漏油量为每天6.2万桶，于8月份下降到每天5.3万桶，之后才有一个临时的封堵阻止了漏油。
“应对这次漏油危机最困难之处在于努力理解我们从英国石油公司获得的信息，以及我们是否真正理解可能的错误原因。”麦克纳特说，她于5月6日抵达英国石油公司的漏油事故指挥中心，并在危机期间在那里坐镇指挥。“我们确实花费了一些时间，可能是花费了太多时间，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位于杜伦的新罕布什尔大学的海洋学家拉里·梅耶（Larry Mayer）说。不过，他认为，在5月中旬政府的危机应对就迅速改善了，霍德伦和其他科学官员会见了来自美国一些最顶尖海洋学研究项目的科学家，试图利用远程操控的深水载运工具等设备，并寻找追踪石油随海底羽流蔓延的方法。
德国地方政府错误地认定从西班牙进口的黄瓜是2011年致命的大肠杆菌疫病爆发的感染源。德国疫病防控中心负责人莱因哈德•伯格（Reinhard Burger）和其他卫生官员的工作就是澄清这样的混淆
对NOAA负责人简·卢布琴科来说，羽流是一个巨大的麻烦，她领导的机构被美国法律勒令协助海岸警卫队追踪石油流入墨西哥湾的路径，并检测其影响。在5月中旬，学院派研究者报告，海洋表面以下1 000-1 400米处发现了大量的微观油滴，正从泄露的井口向数十公里、甚至数百公里以外蔓延。卢布琴科几乎立即发布了一份声明，声称这些报告结果是“误导人的，不成熟的，在某些情况下是不准确的”，引来一些海洋学家的批评浪潮，他们认为她不适当地蔑视了重要证据。
“对我这样一个海洋学家来说，那一刻真有被掌掴的感觉。”位于塔拉哈西的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伊恩·麦克唐纳（Ian MacDonald）说。直到22天以后，NOAA才承认羽流的存在，这个延迟使得外界的科学家对这个机构充满了不信任。
与此相反，麦克纳特和朱棣文在危机期间的行动则为他们赢得了赞誉。当麦克纳特帮助确定泄漏到墨西哥湾的石油数量时，朱棣文也在努力阻止石油泄漏。他于5月12日抵达休斯敦，随同他的是在霍德伦的帮助下召集到的著名科学家，包括一些来自JASON的科学家，JASON就是传说中的在防御和能源等问题上为政府提供建议的专家组。他们以及其他人迅速开始质疑英国石油公司，索要关于事故钻井的更多更准确的数字。朱棣文说服了英国石油公司使用γ-射线成像以及温度计和压力表对井口进行监测，从而提供了关于仍在泄漏的石油的第一手监测资料。
最终，在9月19日，也就是最初的爆炸和钻井爆炸事故发生150天后，海岸警卫队宣布，在工程师插入胶塞以永久封好事故油井之后，结束了此次灾难。四年后，许多科学家仍然对奥巴马政府处理深水地平线号钻井平台漏油事故的方式感到失望。阻止石油泄漏是“一次巨大的努力，大家英勇地不懈努力。”麦克唐纳说。但是，他认为领导政府部门的科学家，应该更迅速地采取行动，应该提供关于漏油的程度和性质的更准确信息。“在这个过程中的很多关键时刻，政府都站在了历史的错误一边。”
溶血性尿毒症候群爆发
在深水地平线号钻井平台漏油事故发生一年后，德国汉堡市的医生向政府紧急求助。2011年5月19日，三名儿童在该市一家市立医院被确诊为溶血性尿毒症候群（haemolytic uraemic syndrome，HUS），这是一种因肠胃感染大肠杆菌导致的可能致命的疾病。因为担忧疾病会大范围爆发，汉堡卫生官员联系了位于柏林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RKI）――德国专门负责疫病防控的联邦机构。
当三名RKI的流行病学家于次日抵达汉堡时，他们发现此次事件非同寻常。之后，包括成年人在内的其他患者相继在汉堡市的各个医院涌现，不久德国其他地区也出现了病例，并最终演变成为欧洲历史上最严重的大肠杆菌感染。在大约两个月后疫情对外宣告的时候，总计有超过3 800人患上了急性胃肠道感染，其中有845人演变成HUS，另有54人死亡。而真正的感染源直到7月5日才最终确定是来自埃及的胡芦巴种子。
RKI主席莱因哈德·伯格（Reinhard Burger）说：“本次爆发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告诉人们一种新的威胁从出现到演变并影响大众是多么迅速。”本次事件也说明了当来自不同机构的科学家――他们向不同级别的政府机构汇报，在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时，会涌现出的诸多问题。
RKI最紧迫的任务就是确定造成感染的菌株及其来源。大肠杆菌感染典型地是由受污染的食物引起的，因此流行病学家首先开始调查患者近期食用的食物。“在开始调查的大约两天内，我们就知道通常怀疑的鲜牛奶和生肉制品都不是问题所在。”伯格说。德国北部所有患者唯一的共同点似乎是，他们都食用了包含生西红柿、黄瓜和生菜的沙拉。5月25日，向德国联邦卫生部报告的RKI与德国联邦风险评估所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声称这些蔬菜与日益增加的感染风险有关。
RKI的科学顾问说，负责疾病控制与食品安全的多家联邦机构密切合作，对疫情风险进行评估并向公众发布。但真实情况是，这些联邦机构与向州政府报告的机构之间的协作几乎是没有效率的。随着病例在德国全境涌现，有序的科学传播链破裂了。最糟糕的大错在5月26日铸成，当汉堡市卫生参议员科妮莉亚·普吕弗-斯托克斯（Cornelia Prüfer-Storcks）宣布，汉堡卫生与环境研究所从西班牙进口的黄瓜中发现了肠出血性大肠杆菌（一类致病性大肠杆菌）。但是她在做出这个声明之前，并没有咨询RKI。而几天之后的检验显示，被怀疑的西班牙黄瓜上的细菌不属于从患者中发现的相同菌株。
对细菌来源的不确定性的持续，导致了贸易限制和巨大的经济损失，尤其是西班牙的农民发现他们不能向德国出口黄瓜和其他被怀疑的农产品了。欧盟委员会最终向遭受损失的几个国家的农民赔付了2.27亿欧元（约合3.02亿美元）。
伯格说，汉堡市的声明“损害了公众对政府公告的信任”。当流行病学调查未能发现更具体的线索时，公众对信息渴求的日益增长更加剧了这个问题。“我每天都要面对媒体，但是有时我们根本没有新东西可说。”他说。
回过头看，卫生官员们说，一些技术进步本可以提供帮助。例如，伯格说利用基因测序而不是目前的基于培养的诊断技术可能会帮助医生更快速地识别这次疫情的爆发。
此次危机应对也被复杂的报告链所阻碍：当医生确诊了一例病例时，他们向当地的卫生主管部门报告，再由当地卫生主管部门向RKI报告。在疫情爆发前，这个过程需要16天。去年，法律进行了修订，意味着现在的疫情报告必须在5日之内到达RKI。但是报告仍然可以通过手机、传真或电子邮件层层传达。德国联邦卫生部因此为地方和联邦当局开发了一个电子系统来提供更快速和实时的报告。
这样一个系统并不能避开RKI只能在州政府的要求下行动的问题――一些人觉得这个规则应该改变。“当感觉到疫病爆发正在感染多个州时，RKI应该有权力自己启动调查，”柏林查理特医院的医学主管乌尔里希·弗雷（Ulrich Frei）说，该医院接诊了好几例HUS病例，“健康问题是德国各州仍还有很大权限的少数几个问题之一，而且州政府不太愿意把这个权限转交给联邦政府。”
就像其他自然灾难和人为危机一样，HUS爆发也指出了突发事件中高水平协作的好处。当2011年的一场地震把新西兰城市克赖斯特彻奇的大部分都夷为平地时，新西兰首席科学顾问彼得·格鲁克曼（Peter Gluckman）就在努力克服这方面出现的问题。在震后，相互竞争的科学专家在媒体上讨论未来发生地震的风险，他们的讨论方式加剧了政府官员和公众的混乱，格鲁克曼说。他的办公室花费了数周时间才让科学家们提供关于现存的威胁和不确定性的清晰信息。应对一场危机需要科学的协作，他说，“不一致的科学传播通常会使危机变得更糟。”
资料来源Nature
责任编辑 彦 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