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林·马基宛（Colin Macilwain）直言，首席科学顾问无法替代统治精英，因为他投身的是科学和工程。科学的公众声望比任何时候都要高涨，但它却仍然远离政权的中心。
英国热爱她的科学顾问们。几乎每一个政府部门都有一名科学顾问，而且本月初，南安普顿市成为了英国首个自己任命科学顾问的地方政府：阿布巴克·巴哈（AbuBakr Bahaj），南安普顿大学能源与气候变化部门负责人。
英国政府自己有一名新的首席科学顾问即将上任：马克·沃尔波特（Mark Walport），威康信托基金会主任。六月公布任命，到明年四月上任，沃尔波特将是这个职位的第11任国家首席科学顾问。他是科学界重量级的人物，他的选择让英国资深的科学家们心感振奋。
沃尔波特的任命非同寻常，却鼓舞人心。他自愿放弃了全球最大的生物医药研究慈善机构威康信托基金会中一个影响力深远的位置，而且那个职位的薪水远远超过新的工作。他显然非常满意，因为他的声音在国家领导人的走廊上将铿锵有力。
但未来真将如此吗？英国政府需要什么样的谏言，或者说需要一个首席科学顾问提出什么样的谏言？
研究者们不管谁来接管这个工作，只要他能在政府为科学家们呼吁，最终改善他们未来的研究基金。另一方面，政府则希望通过科学顾问加强其各项政策的可信度。
英国有科学顾问，美国也有科学顾问，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恪守职责。但是从更广义角度的工作来说，他们表现不佳：原本设计这个职位时考虑的任务。
科学顾问的职位最初并非设置用以保证科学预算或将政府政策传达给公众。相反，顾问们需要解决英国物理学家C.P.斯诺所说的“两种文化”之间的差距，他所说的“两种文化”一为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文化，另为控制英国和美国政府的非技术精英的文化。
1957年，前苏联人造卫星的发射迫使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任命詹姆斯·基里安（James Killian）成为美国第一位国家科学顾问。七年之后，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在公开保证科学技术革命将“炽热锻造”一个全新的英国后，当选英国首相。同年，他任命索利·朱克曼（Solly Zuckerman）成为他的第一位科学顾问。
艾森豪威尔和威尔逊任命了科学顾问，但他们在位期间的科学家们既没有赢得更多诺贝尔奖，也没有发表更多的论文。他们所谓的“科学”指的是通过制约科学和技术而获得的军事和工业竞争力。他们觊觎的不是《自然》杂志上的论文，而是前苏联的火箭技术和德国的机械工具。
科学远离政权中心
遗憾的是，无论英国还是美国，科学顾问这一角色的演变方式忽视了其对竞争力的影响。在美国，大多数顾问几乎没有机会直接接触总统，他们主要忙于调解跨部门之间一些重要却又棘手的事务，比如如何协调不同的卫星系统。与美国相比，英国顾问好比是更小的池塘里的一条更大的鱼，但也还是被认为是代表学术科学界的特殊利益，而非经济和企业政策的玩家。
与此同时，德国、日本、中国和法国并没有“首席科学顾问”的需求，尽管这一冠名是英语世界里花哨的言辞。在这些国家，科学家们和工程师们已经都是统治精英。
今年夏天，在柏林看着那些完美得让人抓狂的铁路线，我就在想，是不是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德国人不仅能让火车准点，而且保持整个铁路系统的标准统一，这令伦敦或纽约那些荒废的、瓦砾遍地的路线汗颜。
似乎是，在德国无论谁来管理铁路线都会和他们的老板一样，知晓并认真对待铁路系统的运作。但到了英国，大家都知道，主管的人既不知道也无所谓这些事。
英美两国的科学顾问们目前是“特殊顾问”掌控的政治世界的一部分，那些“特殊顾问”中几乎没有人具备科学或工程界的背景。在这两个国家，经济执掌着统治大旗。
两年前，沃尔波特的前任，种群生物学家约翰·白丁顿（John Beddington）从不同政府部门召集了200名有科学和工程背景的政府公务员开会，力求达成彼此间更好的沟通。
这一做法让人觉得，没有人会认为有必要组织像英国首相卡梅伦这样在牛津大学读哲学、政治和经济的高级官员开会。他们已经执掌国家的统治权，他们的沟通技巧无可挑剔。
我的观点并非说白丁顿的努力是无用功，而是说，经过50年的尝试，英国统治精英的潜在动力没有丝毫动摇。科学的公众声望比任何时候都要高涨，但它却仍然远离政权的中心。
事到如今，科学界对科学顾问将行使深远影响的希望往往又会一挫再挫。
资料来源Nature
责任编辑 彦 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