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科学界最闪耀的明星决定离开。《自然》杂志发现了他们会去往哪里。
在离开有机化学实验室后，索鲁什·夏姆巴亚提（Soroosh Shambayati）并没有将化学合成抛在脑后。作为一个转行为投资银行家的化学博士，20世纪90年代，他开始投身衍生品市场。当需要以精确顺序安排一系列复杂交易时，他会想起一串接一串的有机化合物合成反应。
在研究生时代，夏姆巴亚提对化学合成颇为精通，就像对其他他尝试过的东西一样。他的前导师，美国马萨诸塞州博德研究所生物化学家斯图亚特·施赖伯（Stuart Schreiber）曾评价他是“超凡的天才”。在读博期间，他玩转三个不同的项目，分别涉及有机合成、理论物理化学和生物化学及免疫学。他也非常冷静，爱思考，读过很多书：他的藏书涉及哲学、进化生物学和物理。施赖伯知道如果夏姆巴亚提想成为一名科学家，他一定能成功。“我很清楚地知道，他一定会成为一个明星。”他说。但夏姆巴亚提却选择了金融界――并在那里做得很成功。他目前已成为日内瓦古根海姆投资公司（瑞士）的首席执行官。这家公司为富人和各种组织管理数十亿美元。
夏姆巴亚提是众多接受学术训练最终追寻不同职业的科学家之一。在最近一个由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组织的关于博士学位获得者的调查中，2010年有接近五分之一在职的科学和工程博士学位获得者不再在科学领域工作。一部分是由于学术界上层缺少机会造成的。在美国，劳动力中博士的数量呈火箭式增长，但稳定的学术性岗位却并没有如此增长。1973年，近90%的美国博士在学术界获得了全职职位，而到2010年，这一比例下降到了75%。
对此，一个通常的看法是，能力较弱的科学学生被迫离开具有竞争力的岗位，为学术界留下了最闪耀的科学之星。但夏姆巴亚提的故事显示――正如大多数导师了解的那样――这并非整个图景：有时，离开的科学家是最有学术前途的。他们的动机多种多样：有的想要更多金钱、有的希望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还有的是被其他的机会所诱惑。为了更好地探寻为什么有才华的科学家会离开学术界，他们在学术界受到的训练会怎样影响他们的人生，《自然》杂志联系了曾经是他们导师的团队领袖并对他们提问：“谁是逃离者？”
从化学家到资本家
索鲁什·夏姆巴亚提：“我不认为我是最天才的银行家或金融思想家，但我知道我有一定的能力。”
夏姆巴亚提出生在伊朗，在瑞典求学，之后获得了去美国洛杉矶一所大学学习化学和数学的奖学金。在本科期间，他被科学对客观真理的追求和探索深深吸引。显然，获得博士学位是他的下一步目标。上世纪80年代末，他在施赖伯的实验室表现出色。“当我看到斯图亚特的时候，就像是遇到了我在脑海中想象的科学界的达芬奇一样。”夏姆巴亚提说。当时，该实验室致力于合成有机化学，但施赖伯也十分大胆地尝试生物学分支领域，这意味着夏姆巴亚提能向着成为一名三管齐下的博士努力。
但是，现实中的科研工作很快与他想象中的牧歌般的场景背道而驰。他发现化学合成很缓慢，并充满挫折――“有点像让你的头长时间碰撞墙壁”――他说，同时他还被科学的政治因素所阻挡，谁发现了艾滋病病毒的争论就是一个例子。但在博士毕业后，夏姆巴亚提仍然立刻申请了若干顶级大学的教师职位，并收到不止一个录取通知。
就在纽约面试哥伦比亚大学时，夏姆巴亚提与一个在银行界工作的朋友偶然遇到，朋友对大学助教的低薪酬表示惊讶。他鼓励夏姆巴亚提转而投身金融界。“我说‘你这个笨蛋’，”夏姆巴亚提回忆道，“我对银行和银行业一无所知。怎么会有人想面试我呢？”
但高薪还是诱惑着夏姆巴亚提，他有沉重的家庭负担。他的父母1979年革命后逃离伊朗，丢下了他们的房子和积蓄。夏姆巴亚提接受了朋友在美国信孚银行的老板进行的面试，这家银行之后被德意志银行收购了。这家投行是衍生品交易方面的领头羊，他们也正在寻找像夏姆巴亚提这样善于定量分析的人。最后，他接受了一份薪酬是学术界薪金几倍的工作。他觉得如果事情不妙，他仍然可以回去继续攻读博士后。
一切都很顺利。金融对夏姆巴亚提来说大开眼界，他在混乱的新兴市场工作，一天内能赚到或损失数千万美元。他发现和化学实验室相比，在交易场所会被同事们围绕，“隐私甚少”。他的职业生涯进展迅速，之后他跳到高盛投资公司、花旗集团，然后是雷曼兄弟（2008年公司突然倒闭催生了全球金融危机时，他就在那里――他将这次经历形容为“飞机失事”）。
施赖伯从未质疑过夏姆巴亚提离开科学界的决定。他努力工作并不是为了他最好的学生能追随他的步伐，他说。夏姆巴亚提则认为，他能成功的部分原因是导师科研方法的影响――计算风险、努力工作和创造性。“我不认为自己是银行或金融天才，但我知道如果努力工作，我有能利用的足够的知识能力。”他说，“这也和斯图亚特教授的方式有很大关系。”
从物理学到网络空间
勒娜特·萨尔诺（Renata Sarno）：“我身无分文，发现一条充满机遇的大路来到我面前。”
有时，离开科学的决定是半推半就的，勒娜特·萨尔诺（Renata Sarno）就是这样。她在理论物理领域奋斗八年后，却在故乡意大利找不到学术工作。互联网就在这时兴起了。萨尔诺开始投身在线交易――是意大利当时的少数几人之一――最终她的交易量达到了数以亿计欧元。
“她是一个很聪明的学生，”她的导师，罗马大学理论物理学家希奥尔希奥·帕里西（Giorgio Parisi）回忆道。她能够理解理论物理学问题，然后确定一台计算机如何处理这些问题。1987年，萨尔诺来到帕里西的实验室完成数学物理学毕业课题，之后在这里继续她的博士和博士后研究。她帮助建造了一台超级计算机――那是当时世界上最快的计算机之一，然后用它根据晶格规范理论模拟名为费米子的亚原子粒子，这种理论能将时空分为一系列离散点。她还受帕里西众多兴趣的启发，例如，蛋白质折叠和神经网络，以及粒子物理学领域的新计算问题。
对于萨尔诺而言，学术生活似乎很理想，帕里西认为她将成为优秀的团队领袖。但在1994年，当萨尔诺博士后经费耗尽时，她无法获得更多的经费，科学界的低层职位也寥寥无几。从古至今，意大利物理学界的最高层都很少有女性的身影，她同样也感受到歧视。
不过，生命为她打开了另一扇门。一年后，欧洲粒子物理实验室CERN让互联网公开化了，萨尔诺发现这对有计算机科学背景的人来说是一个机会。“我身无分文，发现一条充满机遇的大路来到我面前。我决定走上这条道路。”她说。
萨尔诺与三位同事依靠仅有的一万欧元资金，创建了一系列网站，其中包括名为维纳斯的旅游网站――这是最早提供酒店预订和其他服务的网站之一。该团队开发出允许人们讨论和评价酒店的工具，一时成为新奇事物。萨尔诺提到，她之前对用计算机解决问题的研究为之后做互联网生意打下了基础，但她同时也受到了帕里西的启发：“我选择去互联网，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选择从头开始。”帕里西很遗憾他最优秀的学生之一离开了实验室，但也为她的成功骄傲。2008年，萨尔诺和她的同事将维纳斯以两亿欧元的价格卖给了在线旅游公司艾派迪（Expedia）。
萨尔诺并没有完全离开研究领域。卖掉维纳斯后，她成立了一个基金，用于支持蓝色圆锥体全色盲（一种罕见的遗传病）研究。这种病在她的家族内蔓延，会导致视力问题和色盲。她一直和帕里西保持联系：当她想知道不同的光感受器是如何被安放在人类视网膜中时，他帮助她解释了显微图。她很希望将基因安插在视网膜上能帮助治疗疾病。就像对粒子物理和互联网一样，她在基因治疗上看到了机会，能在一个新领域解决难题。
从生理学家到全职父亲
埃里克·潘恩：“我能去做它，但我们的孩子那时还需要照顾。”
当埃里克·潘恩（Eric Pane）开始攻读生理学博士时，他已经开始了第二职业――或者是第三职业？他在美国加州一所久负盛名的小学教书，面对着雄心勃勃的下一代和他们期待满满的家长。同时，为了收入，他同时兼职服务员、家庭教师和保姆。沉重的工作将他压垮，他希望能找到出路。“我不希望在70岁的时候因为心脏病发作死在幼儿园里。”他说。于是，潘恩回到大学学习生物学。他发现，鱼类生理学为理解复杂的生物体是怎样被放在一起的做出了巨大的努力，这点尤其让他着迷。“我喜欢这种‘像拆开烤面包机一样拆开鱼’的感觉。”他说。
在潘恩阅读科学文献时，他再三注意到克里斯·伍德（Chris Wood）这个名字，这个人是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生理学家。于是，潘恩联系到他，希望能加入他的实验室。“他是个与众不同的申请者。”伍德回想道。伍德大多数毕业生都是在刚结束本科学习时加入的，而潘恩在2000年加入他的实验室攻读博士时已经31岁了。
很快，潘恩让人眼前一亮。他研究镍对鱼的毒性效应，并成为实验室最高产的成员，基于他的论题发表了7篇论文，合作发表了3篇论文，并因为他的研究获得了行业奖项。“他是每个人都希望拥有的梦想学生，他们能够告诉你自己的想法。”伍德说，“我想这家伙有一天会成为一个研究人员，他是个多面手。”
在研究工作的指引下，潘恩在加州莫斯兰丁海洋生物研究所开始了针对海洋酸化研究的博士后生涯。但他的下一个职业选择将涉及到他的下半生。潘恩和妻子米希科（Michiko）当时已经有了两个男孩，并已经在旧金山港湾区定居。米希科作为研究经费管理人员的职业正蒸蒸日上。当潘恩的同事在寻找世界各地的研究工作时，潘恩却被限制在了当地的大学，这样才能让家庭稳定。但作为助理教授的时间要求和相对较低的收入为他们带来沉重负担：米希科每周工作60多个小时，潘恩则希望能从学校接孩子回家。“我可以去做的，”提起教职工作时他说，“但我们的孩子需要照顾。”现在，潘恩每周抽两天时间在社区大学教课，而且大部分在线进行。而在其余时间，他开始扮演全职父亲的角色。
潘恩依然羡慕导师营造的高产和充满成就感的环境，并且他也试着这样建立自己的课堂文化。在在线教师评价中，他被描述为“艰苦但公正”，这让他非常自豪。
伍德很惊讶他曾经的学生选择了一条不同的职业路径。“最初我有些失望。但每个人都有权利决定他们自己的人生道路。”他说。伍德的反应也代表了其他很多发现自己的明星学生退出实验室的团队领袖的心情：为他或她找到了自己满意的生活而高兴，也带着一丝学生的天赋没有应用在科学的遗憾。但大多数《自然》杂志在撰写这篇报道时联系的科学家都将为师不仅仅看做是培养下一代教授，他们也意识到非学术工作也是科学训练的一个很好的应用。
在2012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一组科学政策研究者试图解决为什么科学家会退出学术界。阿姆斯特丹大学彼得·凡·德恩·贝赛龙（Peter van den Besselaar）是该研究的负责人，研究比较了21对丹麦学者，每对都有相似的年龄和工作背景。这些人早年都有比较好的学术成绩，其中一半后来离开学术职业。这个团队发现留下者和离开者的不同选择并没有什么具体的区别；比如两者都发表了类似数量的论文，获得了类似频率的引用。但那些留下来继续从事学术研究的科学家往往有一位比较有激情的导师、得到同事的协助和学术职位机会更多。当涉及到坚守一份学术工作时，凡·德恩·贝赛龙说，“取决的可能只是运气――你是不是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
潘恩离开伍德的实验室已经10多年了，闲暇时他仍念念不忘过去的学术经历，经常怀疑自己当时的决定是否正确。“就像是一个分岔路口。你选择了其中一条道，永远会后悔没看到另一条上的风景。”但在这一天，七月初的星期五，他没有时间后悔，因为他要和孩子们完成他们的计划。“现在黑莓已经成熟啦，”他说，“所以我们要去采摘一些。”
资料来源Nature
责任编辑 彦 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