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威奥斯陆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英国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系研究部主任文策尔·盖斯勒（P. Wenzel Geissler）和英国剑桥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研究员费迪南·奥克沃诺（Ferdinand Okwaro）强烈要求：直面经济差异，加强全球研究。
非洲国家的卫生研究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和政治不平等。这些状况使得合作科学家们的工作和生活与平等合作的初衷背道而驰。来自“南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委婉称法）的大多数科研人员受雇于当地的科研机构或者定期合同制工作。尽管这些研究人员比那些非合作式的当地同事更具备优势，但他们比北部的同行们收入更低，在医疗、住房、退休及孩子教育方面的补贴也更少。然而，一旦国外和当地的科学工作者结束工作离开后，那里可能依然保留着阶层和殖民的差异，而这样的不平等无人问津，我行我素。
问题出来了。未被承认的不平等引起各种误会和不安。一次国际会议上，年轻的非洲研究员们为了省下他们的津贴，在五星级会场外吃饭睡觉，不参加非正式的科学交流。对不明事理的同事来说，他们可能看上去自由散漫。或者一位南方的首席研究员受聘参与多站点试验，他必须在当地预算有限的情况下，承担安全、住房、国外同事的学费等大笔资金。正如民族志跨国研究的结果显示，这不仅仅是被剥削的南方科学家和强势的北方科学家的比喻，这也是全球卫生科学界的现状。
刚果民主共和国，疟疾药品实验室，一名研究员正在工作
未被承认的不平等
我们用“未知”这一用语，意指避免直接谈论明显的不平等的倾向。“未知”可以是指参与者的贫困，或者公共卫生设施的不完善，或者科学人员之间的未知。尽管关于不平等的话语往往局限于同行之间的私人聊天，也并非完全沉默。委婉语――包括“伙伴关系”“南方”和“北方”――将公众注意力从物质现实上转移开。实际安排亦如此：公开讨论或对比工资收入会揭开截然不同工资数额的一系列问题，于是，研究人员自己讨论使用“报销”或“每日补助费”这样的用语。
这个主题有些生硬。叫喊不平等显示我们做正确事物的能力有限。特别是北方的同事有时候感觉这样的交谈不公平。积极的研究人员致力于改善他人的生活，但他们讨厌与剥削他们的殖民者互相比较，即使有时候是无意的。
在一些大型合作场合，公开讨论威胁到已有的惯例和大量的各类投资。一旦差异显得棘手，谈论它们会让人感觉到类似家长式作风：粗鲁、烦躁、自以为是，或者说，毫无意义。然而，“未知”也抑制重要的科学讨论。非洲卫生系统的“正常紧急状态”往往需要研究针对具体情况的参考值，针对营养、毒性、人员紧缺的手术室的手术安全程序，以及取代标准考试的诊断流程。礼貌地回避承认真实的医疗卫生条件，坚持通用标准和研究主题可以产生“世界级”研究，却无法解决实际生活的问题和机遇。反过来说，这给当地科学家们灌输了一种有劳无获的感觉。
如果人们忽视了迥然不同的利益和需求，则会出现破坏性的结果：例如在工作场合谈论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或者伦理审查程序的幌子下的冲突，或者甚至直接的法律较量。简而言之，没有明说的“我们和他们”思想侵蚀了研究质量。关于金钱、机遇和领导的坦率讨论并不是“政治”，尽管有时会受到如此诋毁。这点至关重要。
交谈有益
也就是说，阐明非平等双方的不平等很难。这样的会话可能由那些寻求解决方案的人发起，但是它应该由领导人或借助社会科学家的帮助启动。
今年，我们在非洲东部和欧洲合作机构的一大批地点提出了有关于日常研究伦理和不平等的虚拟事例。多数参与者，尤其是当地的合作者，感谢有此次机会公开承认研究不平等。其中一个演讲开启了首次就医院的外部研究的公开讨论，该医院与欧洲一家医院有着几十年的合作。它为就进一步交流提出了建议，并要求获得特殊的诊断资源。尽管人们对于经理的“现实主义”和基层员工提出的“激进”要求进行了没有结果的争论或激烈的冲突，参与者们评论了公开讨论的益处。
非平等条件下的合作让人不自在。谈论眼前的现实能够促进共同目标、建立更平等的关系，并推进科学的发展。
资料来源Nature
责任编辑 彦 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