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早上，我尽管知道这是在犯罪，可还是听了亨利·珀塞尔作曲的《当我长眠地下时》。我哭出来时，并不是因为我感到羞耻。那些是喜乐之泪；我被音乐之美解除了防备。

　　此刻我哭泣着，手里拿着榔头，脚边躺着黑色虫胶唱片的碎片，但我现在不是在为音乐而哭泣。或许，如今没人会再次听到这首狄多的挽歌。我无法忍受那种念头，可我还有什么选择呢？现在我看到了音乐为何是如此危险。

　　让我解释一下：是的，我能听见音乐。我们这种人确实存在，谣言是真的。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有些人规避了胚胎筛选，但我猜想父母的动机是通常的那种：他俩的基因组合产生难料的结果，使得他俩不可能孕育出健康的婴儿，不可能把他们天生的失乐症传递给后代，同时他们也负担不起目前并不牢靠的基因疗法的花费与风险。到头来，贿赂医生更加便宜。

　　当然，我们这些能听见音乐的人中有好多甚至从来没发现自身的情况，真的没有。听到夜莺的鸣啭时，我们或许会感觉到一种怪异的兴奋，甚至听到肤浅的韵诗都会有所反应，尽管人类努力过了，语言仍然留存下来。不过，我有真正的音乐可听。

　　你瞧，我的曾祖父经营着一家音乐科技博物馆，他收藏的密纹唱片挺过了数位时代的大清洗，所谓大清洗是指大规模地抹除音乐数据。曾祖父知道这是危险的举动，可是他情不自禁，保留下那些唱片和一台老式手摇留声机，放在这处偏僻的山间隐居处。过去的一个多月我都在那儿度过，逐一听过阿尔贝尼斯、艾尔伯特·阿蒙斯、空中铁匠乐团――此刻怀着恐惧轻轻念出这串名字，犹如在念诵一册中世纪恶魔的目录。当我听到巴赫的音乐时，我开始完全理解这玩意有多么危险。然而，只有珀塞尔的作品令我开始摧毁唱片。我感觉自己背叛了祖先，但要么那样做，要么就背叛子女。

　　曾祖父的日记描绘出比官方记录更加真切的画面。我现在看明白，问题出在我们发现了自动探索音乐空间的方法之时。若不是自动生成音乐的算法，人类大概还会在我周围那样无害的音乐领域里继续凋萎下去，音乐在此领域内只会让我们哭泣、欢笑、舞蹈，或者恢复生存的意愿，干不出更恶劣的事情。

　　当然，没人特意要开发出那种致命的音乐，就连官方认可的历史也会承认这一点。那些研究者丝毫不知道音乐空间里存在这样一块致命的领域。然而，一等研究者把情感因素置入遗传算法的适应度函数，不可避免的情况就发生了，电脑创作的音乐作品开始漂向那块致命领域。商业体系是拙劣的探索者：使用者渴望获得强烈、极乐的音乐感受，能够让音乐作品达到极致，他们确实也是那么做的，但同时也仅仅进入到那块危险领域的边界。不，是在实验室里，是那儿的先进工具将探索带到边界线的另一边。

　　我现在明白了，那些探索者并不像我们被告知的那样是些莽撞的傻瓜。他们不可能知道，甚至不会怀疑前方埋伏着什么，他们略知音乐摧枯拉朽的诱惑力，善良的意图因此而没有了束缚。音乐变得越好，他们就越是自觉正确。没有遏制性步骤――为什么应该存在呢？到头来，只是短短的一步，从告诉朋友同事“你们必须听下这个”变成了目光呆滞的恍惚状态，而后者成为了即将到来的死亡的前兆。在可怕的仅仅数周内，数位病毒传遍了人类的无形网络，让每个超过婴儿年龄的人（人类在婴儿时就学会接受音乐）都丧失了工作、进食、摘下耳机的意愿，就算面对人类最深处的生存和生育本能时也是如此，谁能遏制它？像所有病毒一样，它会针对局部情况进行改变：不久后，亢奋激动的甘美兰音乐、圣歌、部落唱颂都能诱发致命的恍惚状态，而那些作品的供给量是无穷无尽的。经济崩溃，民众忍饥挨饿，因为终究音乐不是任何一种食物。

　　只有完全失去乐感的人才幸免于难，只有那些天生失乐症的人才有望繁育后代。达尔文会理解的，因为他会是幸存者中的一员。

　　真正的危险总是先引起禁忌，接着是法律条文的改动。人类社会瓦解后的数十年里，人类见识了困苦与恐惧，难怪如今失乐症成了合法生育胎儿的先决条件，甚至拥有乐器或唱片都成了罪行，尽管众人根本无法使用这些玩意。然而，我们这些正常人又再次出现，知道我们必须隐藏自己的真实状况。虽然电子世界受到严格的监控，提防着任何有可能被认为是音乐的玩意（以失乐症者能判断的程度而言），但永远都不可能消除人类过往激情所在的所有遗迹。

　　当我发现曾祖父藏起的唱片时，起初唱片上的内容在我听来没什么意思。但人类仍然属于模式探寻者，我没花太久时间，就听见了音乐，并最终喜欢上了音乐的认知游戏。每张唱片都是一次启示：库普兰、《阿比路》、朱迪·加兰的《飞越彩虹》。我想起一个世纪之前，巴赫在金色的唱片凹槽里漂向其他的星辰，同时寻思：我们是污染了宇宙，还是终究充实了宇宙？

　　但是那张珀塞尔的唱片。最终，我的眼界超越了见到某些我需要的绝美音乐时的狂喜，我在恐惧中砸碎了唱片。现在，我伫立着，手里攥着榔头，那些闪闪发光的唱片碎片躺在我的身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