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是阻碍创新的屏障，阿莉娜·姆吉-皮皮迪警告说。要想让科学技术发挥它们最大的潜力，就要加大对公共支出的审查力度。
前欧盟委员会主席若泽·曼努埃尔·巴罗佐（JoséManuel Barroso）在他2013年的“国情咨文”中指出，“来自新技术的新科学研究”是持续经济增长的关键。
无独有偶，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他2014年的“国情咨文”中同样强调了创新力在经济复苏中的重要性：“现在在美国……我们的企业在过去四年内创造出800万新工作，一个企业家在她的技术创新公司里打开灯，就为此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另外对发展中国家创新者的资助和鼓励也来自于包括世界银行和世界经济论坛在内的各种组织。
创新是繁荣的关键。但腐败却是创新的敌人。如果公司和个人想要创新，并且他们所在的社会也希望最大程度地利用他们的创新力，就必须更重视竞争和努力，少依赖人脉。我的分析显示创造这种社会的政府比人们想象得还少。
前三分之一
如果你知道一个国家有多腐败，你就能基本准确地预测出你能在那里看到多少创新。欧盟国家的创新能力和腐败控制力有很强的相关性（相关系数为0.84）；和国家研究机构质量的相关性为0.85；和国内总支出的相关性为0.9。在这个分析中，腐败被定义为为了私人利益对政府权力的滥用，导致公共资源的分配不公。由世界银行评估的腐败控制力，被定义为社会限制政府机关为自身利益而分配公共商品和资源的能力。
一个腐败控制规模排名在前三分之一以后的国家不会有很强的创新力。在世界上的114个民主国家中，只有35个在这条标准以上，还有一些国家没有自由选举权。在欧盟，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希腊和意大利的腐败控制最差，而北欧国家则做得最好，接着是荷兰、英国和德国。在欧洲之外，美国人仍然是人口最多的国家里腐败控制最好的，而新西兰、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在腐败控制程度上领先于美国。
偏袒规则
研究显示，偏袒比之前人们认为的传播更广。一个以绩效为基础的社会需要几代才能建立，只有大约25个国家达到了这种程度。这些国家同样是排在腐败控制的前列：它们分布在一个北欧集群、一个盎格鲁撒克逊集群、一个德语集群和一些其他的集群。只有这些社会才成功地创造出了一个人人都被平等对待的社会系统，所以滥用权威不能影响公共财产的分配。
在这25个国家之外，公民们对他们自己的机构都信任甚少。在2013年对107个国家的114 000个参访者做出的调查中显示，接近2/3的人相信人脉是在公共部门办事的主要影响因素――从大学里的工作分配到国家资助的研究基金分配。在欧盟，一个对大约85 000人做出的调查中显示，很多欧洲人抱怨在公共和私人部门都存在偏袒现象。只有在欧洲北部（包括法国），才有多数人认为能力是最重要的。在地中海国家，持有两种观点的人数基本相同；在最近才成为欧盟成员的东欧国家，偏袒被认为是占主导地位的。
这样的认识扎根于从学校、专家到公共生活的各种体验中。身在这种社会中的人们感觉这种犬儒主义被锁定在一个恶性循环中：人才一部分流失到了治理贤能的国家，在自己国家里的也不能发挥生产力，更加腐蚀了国家发展。尽管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声称他们对腐败容忍度更差，他们的行贿程度也不比受过普通教育的人少。
孰因孰果
为什么创新能力折射了政府的治理水平？不是因为人才在国家间是不平均分布的，也不全因为贫穷――虽然它也是原因之一，因为它意味着只能为创新和技术提供更简陋的设备。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是欧洲最穷的国家之一，但意大利和希腊却完全和落后不沾边。
简单来说，当发展基于绩效成为主流规则，偏袒成为极少数例外，当政府和市场都推广价值时，繁荣就会产生。如果在某个地方这样的系统不能维持，社会分配就会带有偏向性而非讲求伦理。这样的话，科学和研究会被边缘化，因为当权者害怕人才会威胁到他们的主要目标――控制对公共和私人资源的使用权利。
那些购买政治支持的政府不会在教育和研究上投资太多――它们的回报被认为太普遍了。一个体育场或新机场会有很多公司抢着造（这可能会帮助下届竞选活动），很多选民也会使用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千个科学奖金都没有这些有效――它们不能被授予政客们那些没有科学资质的朋友。
这就是为什么越腐败的欧盟国家越会把更多的资金投入诸如道路和高铁之类大项目，而不是健康、研究、教育和发展。当――出于好意――布鲁塞尔推行紧缩政策后，在腐败国家哪些资金会率先枯竭呢？是在教育和科学上的投资。
欧盟当然了解所有这些。欧盟成员国被给到明确的建议，不要对属于“展望2020”研究和创新资助战略的有经济复苏潜力的领域施行紧缩政策。这一切都让人们更担忧欧盟现任主席让-克洛德·容克（Jean-Claude Juncker）计划转移一些研究经费用于刺激经济复苏。研究是发展的助燃剂；有助“增长”的项目则和腐败联系最大。
需要监管
研究和发展的公共资金数额常常是讨论的话题，但其分配的公平性却鲜有人注意。欧盟需要监督和干预工具来保证国家分配的规则。
为了揭露实践中问题，一些指标――比如竞争性的教育和研究经费分配――需要被泛欧监管机构（包括公共和非盈利组织）和欧盟严密监督。监督的结果可以作为一个国家参与制定欧洲各种研究、教育和创新资助计划的条件。欧盟已经研制出了一套对成员国的经济表现进行具体监督和建议的系统，叫欧洲学期。它可能会被延伸成包括政府指标的系统。
同样，在国内也需要更多来自民间团体、高校和本土研究团体的行动派。科技对财务透明化起到了巨大帮助。公共支出，尤其是教育和研究支出的廉洁性需要更多民间团体的监督者（比如欧洲研究中心在反腐和国家建设列表中出现的）来做出报告。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目前比培训和研究经费接受了更严格的审查。
要想科学和技术实现他们的增长潜能，必须有资金和优秀的治理来作为后盾。动力不能只来自以上这些。即使不情愿，国家政府也必须同时被欧盟――欧洲发展和创新的主要倡导者――领导并对国内的民间组织和科学团体负责。
资料来源Nature
责任编辑 彦 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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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阿莉娜·姆吉-皮皮迪（Alina Mungiu-Pippidi），德国柏林赫尔梯行政学院民主研究学的教授。
单一招标
在为获得公共基金而举行的招标过程中――比如为了建造医院或机场而赢得合同――单一招标是指只有一个候选人参与并中标。在大多数国家，采购法要求应该寻找一些替代者，以使招标过程有竞争性并且将纳税者的钱发挥到最大价值。
在腐败的国家中，单一招标很常见，因为每个人都知道那些特定的公司会获胜，所以别人不愿浪费时间和费用去参加虚假的竞赛。在特殊情况中，单一招标是不可避免的――美国宇航局在获得公共资助发射航天飞机方面没有任何竞争者――但在大多数领域，这是政府偏袒的指标。
我对欧盟每日电子标讯数据库中合同采购数据的检验，表明欧盟在这方面还有很多提升空间。在瑞典、丹麦和荷兰，最多只有6%的合同会出现单一招标；而克罗地亚和波兰则有大约40%。
在研究、训练和教育领域也有类似的担忧产生。在英国，研究和教育项目均只有3%的合同有单一招标；波兰这个数字是73%和59%。后共产主义国家在这方面做得尤其差。
这些数字很可能只是冰山一角。有多少公共领域中看起来竞争激烈的工作实际上早已内定？那些公共资金有限的国家应该在提高资金数额本身之前先提高合同的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