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出版的《印度斯坦时报》刊文称，印度科技部将颁布一项令人鼓舞的政策（已有多达10个政府部门收到了该草案），即在公立研究机构工作的研究人员，退休年龄将从60岁延长到65岁。据信，年龄在60岁以上的科研人员仍能保持高产并继续为科研做出贡献。从全球范围看，“顶尖科学家”的平均年龄都在70岁左右。
然而，印度总理莫迪似乎另有想法。去年底，莫迪政府拒绝了关于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DRDO）下属4家实验室负责人延长退休年龄的申请。有评论称，莫迪此举是为了鼓励年轻人才的积极参与，他希望DRDO所辖的5家实验室能够由35岁以下的年轻科学家挂帅。目前，印度的大部分科研机构由老一辈科学家主导，造成许多年轻研究人员因缺乏机会而外流。
上述问题在全球的科研组织中普遍存在。2月上旬，《自然》杂志报道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提出的一项计划。NIH发现，近年来课题承担者的平均年龄在不断地攀升。NIH为此建议创立一种荣誉退休津贴体系，以鼓励那些上了年纪的科学家结束其课题或关闭实验室，将科研经费留给年轻科学家。
如果那些期待登上舞台中央的年轻科学家等得不耐烦的话，最近的一项研究则为他们找到了有力的论据：正如之前的报道那样，通过对过去70年来多达2 000万份的生物医学论文分析后显示，年轻科学家与年长的同行相比，创新性研究的积极性更大。那么，资深科学家们是否就已经过时了？不能轻易下此结论。如果你老而弥坚、老当益壮，年龄就不再是问题。
最新的分析也表明，最高产团队通常都有一名年轻人和一名经验丰富的年长者。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年龄并非总是主角。
对科学界来说，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退出研究工作已经成为了一项非常重要和令人纠结的事情。
汉斯－希尔格·罗伯斯（Hans-Hilger Ropers）清醒地意识到会有那么一个时候――即正在耗尽完成他的科学雄心的时间。这是发生于2002年的一次系列讲座上，包括来自于德国马普学会的同事，他们几乎都有这样的开场白：“女士们、先生们，我今天要讲的事情，已经让我为之忙碌了20年时间。”
罗伯斯已经没有20年的时间了。在他51岁的时候就成为了柏林马普学会人类分子遗传学研究所所长，并很快就要到60岁了。按照德国法律，5年内他就要退休。罗伯斯知道，他不再有足够的时间来完成他在早发性认知疾病遗传学发病机理上的研究工作。他还知道，当他退休的时候，马普学会将会解散他那70人的研究所，雇员们到时会面临失业的窘境。
罗伯斯并不是唯一为退休焦虑的人，因为这在科学界已经成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比如在1998年到2004年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资助65岁以上科学家的基金比例增加了一倍多，从4.8%增加到了12%。出于对这种情况的担忧，NIH今年提出了一项解决方案，即以一种荣誉退休津贴体系鼓励资深科学家把他们的研究项目传递给年轻的科学家，做好传帮带。这在过去，会遭遇压倒性的反对。
科学家们认为，NIH的这项解决方案，更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在年龄和风险回报资助等因子上，而不是研究的绩效。纽约市罗彻斯特大学医学中心42岁的生物学家保罗·布鲁克斯（Paul Brookes）说：“如果你不能在40年内有效地做出成绩，为什么不可以把退休年龄顺延下去呢？无可置疑的是，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资深教授们可能感觉不到：他们有一天也会退休的。”
为了探索退休制度的规则与预期，《自然》杂志接触了一些学术界人士后发现：老年科学家们因所在国家情况的不同而各异，有些想继续工作下去，有的则希望到点就退休，只要条件允许，没有一个统一的退休模式。
争分夺秒
当罗伯斯意识到这个问题后，随即着手制定了一份详细的工作计划。经过努力，他获得了三年工作延期，这样他就能工作到68岁（目前大多数德国科学家退休的年龄），然后，又获批延期工作到71岁。但即使如此，未来的不确定因素还是影响到整个研究团队的运作。“团队成员都认为罗伯斯到65岁时会退休，他们就开始为自己寻找着退路。”在最后的6年中，罗伯斯的研究团队从70人缩减到25人，最后只剩下10人。如果罗伯斯知道60岁后还能工作11年的话，他肯定会去寻找合适的资助，并规划好他的退休事宜，那样他就能留住团队成员。他说：“两者之间真是天壤之别呀。”
公共雇员的强制性退休在整个欧洲一直是一种惯例、规范和传承，尽管有些许改变。然而，呼唤差别化对待的法律挑战已经不再是成功的了。比如，2007年欧洲最高法院规定，为降低年轻雇员的失业率，欧盟国家可以强制雇员以一种自由的方式退休。事实上，并没有经验性证据来表明这种方法是奏效的。
又如，强制性退休还面临着去他国谋生的问题。正是这个原因，免疫学家克劳斯·拉杰斯基（Klaus Rajewsky）于2001年离开了德国科隆大学，前往美国建立新的实验室。他说：实验科学家要在实验过程中建立起新的实验室，这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许多人因此选择了退休，或选择工作延长申请。”
罗伯斯的研究所在2014年11月关闭，实验室也正在重新粉刷，以迎接新所长的到来。罗伯斯说：“当然，我还拥有一个个人办公室和一把椅子，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接下来，罗伯斯计划发表他学术生涯中的“大论文”，即4年来收集到的关于精神疾病遗传学数据，同时他还兼任美因茨大学人类遗传学系临床遗传学家的职位。罗伯斯说：“过去的这些日子虽然有些糟糕，但太阳永远是灿烂的。”
改变方式
日本干细胞生物学家纪夫中迁今年已65岁了，和罗伯斯一样，他也将面临着强制性退休。随着他最后的资助在今明两年内用完，他在京都大学的两个实验室行将关闭，他的16名实验室人员中的大部分也将面临重新谋职的窘境。尽管纪夫中迁正在淡出学术界，但他却有着一个宏大的商业计划。作为日本京都大学的前沿医学科学研究所前任所长，他与人共同创办了ReproCELL生物技术公司，并在2013年上市。运用上市获得的资金，纪夫中迁还创办了两个公司：一家咨询公司和一家药物检测仪研发公司。他说：“喜出望外的是在我这个年龄段创业，是一般教授难以做到的事情。”作为一名科学家的成功转型，这在日本是很少见的，更多的是退休科学家在私立大学寻求一个职位。他说：“这样的职位应该向年轻的人开放。”
在日本，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增加博士研究生毕业人数每年为6.2%。但这些博士们得到的学术职位却徘徊不前。如果把其过程称为一种流水线，那么这种流水线从他们毕业后就是狭窄的：2014年，在日本科学促进会（日本最大的科学资助机构）申请资助的3 222位博士研究人员，只有362人得到资助。大部分没有得到资助的博士毕业生只能在大学或公立研究机构从事短期工作。
有36年学术生涯的寺崎修是斯德哥尔摩大学的一位物理学家，于2010年在他67岁那年退休。他认为，为年轻科学家创造职位应该是日本政府优先考虑的，尽管这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在日本，资深科学家为日本的科学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很长一段长时间里，年轻人的贡献也是巨大的，他们理应尽快支撑起‘科学的江山’。”
保持状态
乌塔·福莉丝（Uta Frith）退休后主要做的一件事是出版一本带绘画的小说。福莉丝是一位发展心理学家，2006年65岁的她从伦敦大学学院退休。尽管她可以获得一项资助继续工作下去，但她还是选择了离开实验室。“很高兴我不再需要去申请任何资助了。”放下手头工作，福莉丝可以在以前工作的基础上潜心进行一些写作，2007年到现在，她一共发表了33篇论文。
现年73岁的福莉丝还创办了两个网站：“科学与购物”和“伦敦大学学院女性”，包括与英国广播公司（BBC）合作拍摄了关于自闭症的电视纪录片，目前正在为强迫症疾病而忙碌着。同时她担任英国皇家协会多样性项目主席，她的个人推特保持有1.5万位粉丝。福莉丝每年还与她的心理学家丈夫到丹麦奥胡斯大学，对学生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辅导教学工作。她说：“我只做那些让我真正感到有激情的事情，退休后的这段时间是美好而享受的。”
福莉丝现在热衷于她的绘画小说――一本关于社会认知的小说，介绍人类大脑是如何处理和使用他人信息的。福莉丝希望今年出版的这部小说有助于将她的研究与公众分享。
福莉丝认为，如果追求高薪工作的话，她就不会做出这些成就的。“退休是人生中真正从责任和义务中解放出来的时光，你可以把时间贡献给你从来没有做过、但你感兴趣的事情。”
现年73岁的彼得·劳伦斯（Peter Lawrence）是英国剑桥大学的发育生物学家，也是一位年龄歧视的反对者。他说：尽管强制性退休制度2011年在英国被淘汰，但其影响你仍能感觉到。“许多超过退休年龄的人仍然在工作，尽管是少数，你仍会感觉到你就像没有权利工作的人一样。”
英国工作与养老金部2010年的一份研究报告称，尽管缺乏证据，雇主们还是认为年龄增大会带来生产力下降，大部分人还是倾向于支持传统的退休年龄。英国今天的平均退休年龄男性为64.7岁、女性为63.1岁，尽管它一直以来都在增加着。
热情不减
在美国，过去传统的退休年龄似乎正在变成一种规则而不是例外。美国法律于上世纪70年代规定了强制性退休及其时间，后于1986年废除。但学术机构一直到1994年还在遵守这项法律。这使得人们有充足的时间来观察这样的事实：人们工作的时间越来越长了。
“有些人给社会做出了贡献，为什么要强迫他们退休呢？”
据美国科学基金会（NSF）的报道，50岁以上仍在工作的美国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比例，已从1993年的每5人中有1人增加到了2010年的每3人中有1人。现年79岁的约翰·道林（John Dowling）是哈佛大学的一位神经科学家，于今年6月份退休。他说：“只要能做出实质性贡献，不论是教学、管理还是科研，为什么要强迫他们退休呢？”据皮尤研究中心调查称，54%的65岁以上受雇科学家称是因为他们希望工作，而不是他们不得不工作。
但如果人们想提前退休呢？芝加哥市伊利诺伊大学的物理学家马克·亚当斯（Mark Adams）59岁时便主动提出退休，是缘于从养老金制度中有所得益。他担心本来就饱受抨击的系统变化，使他退休后的生活不如意，否则，他完全可以再工作四年。
亚当斯知道，退休后的他不会因此失去创新环境。因为他有数以千计的合作者，用于分析包括费米实验室的质子－反质子对撞机和欧洲核子中心的大型强子对撞机（LHC）的数据。退休后的两年中，亚当斯仍在大学的办公室对LHC的一个粒子探测器数据进行分析，但大学不再支付他薪水。最近，亚当斯把他最后一个学生托付给他的一位同事带教。
最近，亚当斯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夸克网（QuarkNet）工作中，这是他14年前参与的一个教学项目，目标是将高能物理实验推广到芝加哥地区的学校中去。“我感觉这是一种可以完整地发挥自己专业特长的志愿者行动，可能会带来不一样的新局面，而这正是我要投以全部时间和精力的原因所在。”
学会放手
海伦·德利勒（Hélène Delisle）也想完成学术以外的一些事情。她在蒙特利尔大学做了29年的营养学教授。2014年1月当她70岁的时候，她告诉系主任她希望年内退休。
与美国一样，加拿大不再实行强制退休制度，只要德利勒愿意，她可以自由自在地工作，直到不想工作为止。德利勒从事医学工作的丈夫于2013年退休后，他们便开始商量寻找一种更好的能适应双方的退休生活方式。
尽管今年9月德利勒就要退休，但她还是保持着一种活跃的生活态度――完成手头的西非六年营养计划审定稿，一如既往地参加既定的学术会议，指导学生们的研究工作，包括参加营养学必威体育备用地址 的编辑工作。她说：“在某种意义上，退休就如同恋人之间的分离，因为你过去习惯于忙碌，有无数的活动和令人激动的商业旅行。而现在，你不得不看着它们离你而去，这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与此同时，德利勒逐渐淡出自己的工作圈为退休后的生活做准备，她计划花更多的时间与丈夫和钢琴做伴。德利勒曾多年从事她的室内音乐三重奏，她期望投入更多的时间用于音乐会等事务上。
尽管很少有通用的模式指导人们可以轻松地步入退休后的生活，但大多数科学家还是对强制性退休制度是诟病的。德利勒和亚当斯说，重要的是在各自的意愿和能力基础上做出退休的决策，而不是视他们的年龄做出退休决定。罗伯斯说：“关键在于不是看你有多老了，而是看你正在做什么、你能够做什么？但这种想法还没有渗透到公共事物决策者的层面上。”
事实上，对于学术事业来说，将资深科学家推出门外并不是一件好事。沙巴（Saba）说：“没有证据表明提前退休可以减少失业，尤其是年轻人的就业问题。”据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的一份分析报告称，延长个人退休制度实际上减少了年轻人的失业率，因为年长者还有工作能力，可以刺激新的工作和就业机会。所谓一个萝卜一个坑的退休政策是错误的。
然而，大多数资深科学家在接受《自然》杂志采访时，强调了他们对下一代的关注与关怀，认为要为下一代腾出更多的发展空间。道林说：“重要的是给年轻人有机会进行研究。”不管怎样，不要把退休看作是一种终结。福莉丝说：“退休并不意味着停止工作，只是停下你的手，去做你过去一直想做的事情。”
资料来源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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