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调查性文章所提出和想回答的其实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即随着如今在实验室等职场工作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他（她）们如何处理好事业与育儿的关系？英国《自然》杂志为此做的专题调查表明，这固然需要夫妇双方和家庭成员的合作，也需要雇主及研究机构的理解并制定相应的支持政策。同样的问题其实也是中国科学共同体需要面对和求解的，当这部分最具创造力的年轻人的后顾之忧得以解除，他们回馈社会的将是更多创造力的释放。
――编者
加利福尼亚生物技术公司分子肿瘤学家英格丽德·沃兹（有一个3岁儿子和9个月的女儿）的方法是：为大型或重要实验提前准备可以随时暂停的方案。
得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的临床研究人员简·威金顿（一位有6个孩子的母亲）：如果实验与家庭冲突的话，最好还是将家庭放在第一位。
乌普萨拉大学分子生物学家延斯·舒斯特（有两个3岁和7岁的女儿，以及两个分别12岁、17岁的儿子）：要想两头都兼顾到，科学家父母必须做一张完美的时刻表，分配好家庭、事业和科研的时间。
辉瑞制药公司副研究员安东尼·巴里（两个分别7岁和10岁儿子）：我的解决方案是把实验室的一部分工作带到家里做。
一天，正在加利福尼亚生物技术公司实验室培育细胞的分子肿瘤学家英格丽德·沃兹（Ingrid Wertz）接到幼儿园老师打来的电话。老师告诉她，她9岁的女儿与别人打闹后出现了疑似脑震荡的症状。
当时沃兹在做一个细胞分子信号转导的实验。原本再花4个小时就能处理完这些细胞，但接到电话后，她不得不赶到幼儿园。好在把这些细胞放入冷冻室内，第二天还能继续她的实验。
和沃兹有同样经历的都是些有小孩的初级研究人员，她（他）们很难实验室和家庭两头兼顾，工作和生活压力把他（她）们挤得几乎喘不过气。事实上，生育和养育小孩的这一阶段有可能会终结他（她）们的职业生涯。
尽管有些机构的研究人员享有照顾孩子的政策，但要想两头兼顾，科学家父母必须有一张完美的时间分配表，合理安排好家庭、事业和做科研的时间。比如说：一个原本早上8点到晚上8点的数据采集实验，可以延后两小时，即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这些灵活变动的工作时间会减轻他（她）们的一些负担。然而，做家长的还是要挤出时间多和家人团聚，哪怕只是20分钟的慢跑或是一次简单的家庭聚会。
不确定性的应对之道
有时，一个实验很有可能会花上预期两倍的时间，如果再加上照看小孩这个负担，不确定性因素会增加。为应对这些不确定因素，沃兹的方法是为大型或重要实验提前准备可以随时暂停的方案。
以外，沃兹还制定了一些备份计划。比如，有一次她3岁儿子不小心将橡果吸入鼻腔而不得不赶到医院，其他成员代替她完成了实验。她说道："备份计划适用于可以随时暂停的实验"。为应对家庭突发情况，每次实验前沃兹都在盘算着不用中断实验的最佳方案，诸如能够安全存放在冷冻室的DNA或蛋白质等实验对象。
如果说实验后紧跟着一场音乐会或孩子在学校文艺汇演，那就取决于微时间管理。沃兹解释道：“提前一天计划好实验的每一个步骤，尽最大可能减少实验时间。”
如果实验与家庭冲突的话，最好还是将家庭放在第一位。得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的临床研究人员简·威金顿（Jane Wigginton）对此有着深切的体会。威金顿是从事创伤患者干预措施的研究，即便是周末或节假日，有时也会被安排上班。有一次，她被安排在节日上班，原本计划与家人一起欣赏烟花秀的她不得不去工作。
但威金顿和她的前夫努力让他们的6个孩子明白，哪怕因上班被耽搁的家庭活动，他们最终会选择合适的时间补过。回想这些，反过来威金顿觉得这给家庭成员上了很好的一课，即并不一定需要在特定的时间家庭团聚，家庭团聚可以是每时每刻的。
乌普萨拉大学的分子生物学家延斯·舒斯特（Jens Schuster），他的妻子是一名护士长，近期他们也学会了合理安排时间的方法。近日，他们7岁的女儿卧病在床无法去学校，为此全家人调整了各自的时间。早上舒斯特的妻子照顾女儿，待17岁的儿子放学回家后她去上班，由儿子继续照顾他的妹妹及一个12岁的弟弟。几个小时后，舒斯特提前从实验室往家赶，途中再去幼儿园接3岁的女儿。
实验室工作有时是可以灵活调整时间的。舒斯特说："细胞才不会在乎是凌晨还是中午进行实验的。"但他还是会经常核对自己和妻子的日程安排表，最大限度地避免重合。每周他都会查看谷歌的家庭日程安排（一种研究人员家庭常用的工具），关注一家人接下来该做什么，比如他的工作会议、妻子上班时间及孩子们的牙医预约，然后花上几天时间准备一场实验，确保自己至少有四个小时不被打扰（每隔两周安排一次这样的实验），以完成一些长时间的实验，比如诱导干细胞实验或在显微镜下的复杂分析工作。
实验室工作带到家里
当休假结束或再也不能享受照顾孩子的政策时，一些研究人员会尽可能地实验室家庭两头兼顾。比如，上午在实验室做一部分，下午回家，晚上再回到实验室做一部分。如加州大学的博士后艾米·P·琼斯（Amy P.Jones）就是这么做的。她每天一早就去实验室，下午回家陪两个孩子（一个5岁，一个2岁），等丈夫晚上7点回家后，她再回到实验室工作四小时。这样的状况每星期大概有三次。
而马萨诸塞州辉瑞制药公司的安东尼·巴里（Anthony Barry）则把部分工作带回家里做。巴里有两个分别为7岁、10岁的儿子。他说：“如果回家晚了孩子已入睡，我多少会有点失落感。”他把实验室的部分工作带回家做，就会增加与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巴里说：“这样做虽然很辛苦，但这是最适合我的方法。”
雪中送炭的政策支持
也有研究人员坦承，在对待孩子和实验的同时，工作和生活的界限就不那么容易区分了。在美国，得到终身职位的研究人员其平均年龄是39岁，初级研究人员如果想在得到终身职位之前生小孩的话，就必须与自己的生物钟赛跑。其中，女性的生育率往往会因此降低。
莱斯大学的生物工程学家丽贝卡·R·理查兹(Rebecca K.Richards)对此有着深刻的体会。当初她面临即将得到终身职位机会的同时，也是一个生孩子的最佳时机，当时的她压力很大。几年后，她意识到如果当初选择放弃孩子的话，自己会后悔一辈子。生完孩子之后，理查兹继续朝终身职位努力，最终成为了一位有成就的科学家及6个孩子母亲。
威彻一家人的自拍照
除此以外，单位内设的照看孩子中心也为理查兹减轻了不少负担。这点尤为重要，尤其当她还处于哺乳阶段，在喂孩子的过程中，还可以即兴和同事讨论一些科研上的想法。
众所周知，就科研生涯来说，女人比男人受到的影响更大。2003年，加州大学的十个分校为此推出了相关政策，包括给母亲两个学期、父亲一个学期的休假时间，以及孩子出生后延长一年获聘终身职位的时间。
乌普萨拉大学的博士后研究人员格泽戈日·威彻（Grzegorz Wicher）也受益于类似的政策。瑞士政府承诺，对于有婴儿的家庭，其父母享有13个月的80%带薪休假（有些科研机构是90%）。威彻说道：“即使这样，科研人员还要面临论文发表空白期等问题。”目前他正在开展细胞培养技术研究。
威彻的妻子也是乌普萨拉大学一名高级研究人员，他们现在有一个8个月的女儿。为了效益最大化，在休假之前他们就完成了各自在实验室的工作，然后利用孩子午休或晚上睡觉的时间，花上三到四个小时做各自的研究。威彻说：“虽然有一点辛苦，但总比不能见到彼此要好。”
辛劳不是科研的全部
据伯克利加州大学的玛丽·A·梅森（Mary A.Mason）教授团队所作的研究显示，有孩子的女科研人员的工作时间最长，她们平均每周要花100多个小时用于工作和家庭上，没有孩子的研究人员，每周工作时间不到80个小时。
梅森的研究显示，如果女科研人员在读博士学位的五年内有孩子的话，得到终身职位的几率相对较低；但与没有生育孩子的女科研人员相比，前者会和她们做的一样好。梅森说：“事实上在实际生活中，选择职业而放弃孩子的人很少。”
但有些研究人员会忙里偷闲，为自己争取一些空间。如威金顿每天尽可能地会给自己预留1到2个小时的自由时间，可以修修指甲什么的。“我只是想清静一下，那段时间不用想小孩和实验。”包括威金顿和琼斯，每周都会与伴侣见一次面，哪怕只是一顿简单的晚餐。威金顿说：“这会让我保持清醒的头脑。”
科罗拉多大学的古生物学家杰耶林·埃伯利（Jaelyn Eberle）近日完成了一系列的研究，这些研究都是在清晨五点开始的。她说："如果没有时间去充电的话，比如陶艺什么的，自己就会在工作中失去创造力。"
周日晚上，当孩子们睡着后，沃兹和丈夫吃着冰激凌一起讨论家庭日程表。“这是属于我俩的时光，我们会把不同口味的冰激凌混在一起吃，很有趣。”其他一些研究人员会雇钟点工、保姆，或请邻居帮忙带小孩去活动中心或网购，腾出的时间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而一些单亲的家庭会付钱请朋友、亲戚等帮忙照顾孩子一段时间，这样他们就可以完成一个项目。
但辛劳不是科研生活的全部。比如，威金顿利用去国外参加会议的机会，会带上妻子和孩子们，权当一家人旅行。沃兹带孩子去实验室时，每当孩子的眼神中流露出异样的兴奋时，那便是她最幸福的时刻。
理查兹相信，实验室工作和家庭生活会彼此互相受益。做妈妈的经历让她加快推出了拯救早产儿的方法，同时也促使她收养了两个埃塞俄比亚的女孩。威金顿说：“有了孩子之后，你会用不同的视角看世界。我成功的最大原因是因为有了这6个孩子，他们是我的动力。”
威金顿和理查兹的例子说明，家长花在研究上的时间会引起孩子们对科学的兴趣。受妈妈的影响，这些已经上大学的孩子，其所学的专业不是工程学，就是生物学和医药学。
资料来源Nature
责任编辑 则 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