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更加有效地在受保护地区保存全球的生物多样性，专家们就急需要做的事项交换了意见。
位于赞比亚和津巴布韦领土交界的维多利亚瀑布周围地区，按照国家公园的法律地位受到保护
从保护中获得最大化的收益回馈
设立受保护地区的目的就是为了保存生物多样性，但是具体的实施过程，衡量进步和目标的方式并没有反映到这一定位上。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通常更加看重政治上广受关注的量化指标，例如公顷数。衡量保护是否进步和目标是否完成的方法更应该转移到是否能够提高实际上保护动物的数量上面。
2008年的一项研究估计，如果未施以保护，哥斯达黎加仅有7%的受保护森林会被毁坏。和世界上大部分受保护地区类似，这些森林位于所谓的“残余区”内――即它们的生物多样性较少受到直接的人类威胁，结果所谓的保护不保护没有什么区别。可想而知，全球生物多样性公约把受保护土地和海洋的百分比作为第十一个目标就是非常误导人的。同时，生物多样性在受到人类生存竞争的地区却在遭受着侵蚀。
受保护地区的效果量度指标应该借鉴医学、教育和开发领域中的指标。这些领域都致力于从投资中获取最大的收益。评估项目的指标设定都是以有效性为框架：就是与未加干预时所期望得到的结果作对比，干预后的实际结果是怎样的呢?
对于受保护地区而言，有效性就是避免物种的消失，维持生态系统的完整性。目前已经有多种评估方法，它们可以评估保护措施已经挽救和避免的损失（提供经验教训），或者评估保护措施可能挽救和避免的损失（设定优先事项）。如果以这些度量指标为参考，受保护地区的有效性就会大打折扣，令人失望了。
成功取决于社会愿意放弃利用哪些自然资源。目前来看，这些趋势并不令人鼓舞。例如，澳大利亚今年主持召开世界公园大会，但是这个国家大部分的陆地和海洋公园都已不完整，而其受保护地区策略并没有加入规避生物多样性损失的量化指标。如果这次大会能使政策制定者远离那些毫无意义的、事与愿违的目标，那么这次大会就能真真正正的做出贡献。年复一年的推迟延后只能使生物多样性遭受不可逆转但又原可避免的损失。
――鲍勃·普雷西（Bob Pressey），詹姆斯库克大学，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珊瑚礁研究卓越中心教授
生物保护团体“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的反盗猎组正在加蓬明凯贝国家公园巡逻
超大型公园需要更多的监管
2014年9月，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通过大幅度扩张太平洋偏远岛屿海洋国家保护区（PRIMNM），设立了世界上最大的海洋受保护区域网络。整个保护区合计起来可以放下五个英国。它的设立无论在陆地上还是在海洋上都是史无前例的，可以说在自然保护上是下了一番赌注的。至此，在过去五年中所设立的八个超大型海洋保护区（每个都超过了二十五万平方公里）使海洋受保护面积翻了一番。
为了保证超大型保护区的设立为世界海洋带来更多好处而不是危害，必须采取三方面的行动。第一，政府必须意识到监管受保护区域的传统形式已经不再适用于那些面积比某些国家还要大的公园保护区了。为了保证像PRIMNM这么大的区域不会变成“纸上保护区”（在地图上标记为受保护区域，在现实中却被开发利用）政府必须明确地从财政上支持下一代执法技术的开发和应用，譬如卫星和基于无人机的海上巡逻。这些技术并不便宜，但是超大型保护区不仅要从地图上确立，还要在政府预算上确立支持，这样才能真正地发挥作用。
第二，政策制定者必须建立起完整的法律法规来管理生活在96%未加保护海洋中大规模迁徙的生物。许多最濒危的物种（包括某些乌龟、鲨鱼和海洋哺乳动物）即使在面积如PRIMNM这样大的保护区中也未加以完全保护。
最后，海洋保护区大型化运动并没有使较小规模的关键海洋栖息地保护脱离困境。诚然，海洋保护区越大越好，但它所带来的规模效益可能不是线性放大的。尽管设定一百个经过战略考虑的、面积在一万平方公里的海洋保护区从政治上讲是十分棘手的，但是从海洋生物多样性方面来看，这比仅仅设立PRIMNM可能将会达到更好的效果。
如果能够避免徒劳无益的惯常做法，当环境领导者回首看待这一超大型海洋保护区时代时，肯定会认为这是海洋保护历史上最为重要的阶段之一。如若不然，超大型保护区不过是一个大肆宣传的噱头罢了。
――道格拉斯·J·麦克考利（Douglas J. McCauley），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生态学、进化理论和海洋生物学院助理教授
保护多样性的海洋栖息地
要维持生态和人类的适应能力，就需要受到良好保护的具有代表性的海洋生态系统组合，起到人类的海洋生物原始种子库的作用。只有大约2%的海洋受到任何形式的保护，只有0.83%不允许人类进行渔猎、开采石油或其他资源的活动，作为保留地受到保护。海洋生物学家推荐20~30%的海洋必须受到保护才能维持其生物多样性。这个数量级才能提供足够的丰富营养，使保护区之外的枯竭生物数量得以逐步恢复。
为了加快确立高效的生物多样性庇护地，海洋保护研究所倡议建立了全球海洋庇护地系统（GLORES）。就像绿色建筑认证帮助建筑商采取可持续的做法一样，获得GLORES地位后收到的声望名誉和社会资本将敦促政府采取相同的措施。
把多样性的栖息地囊括进去是其中的关键。例如，美国国家公园通常包括山地区域，但不包含草原和湿地。GLORES认为受保护区域的效应不应仅限于此。它也应考虑生物适存环境和物种与环境的互联互通，例如，海藻森林通常出现在温带的生物地理区域，而珊瑚礁出现在热带区域。
GLORES标准要求有效的法律监管和执行，当地社区，科学家群体或者其他官方机构都可以参与其中。目标是在所有不同的海洋区域和栖息地中创建受保护区域（浅滩和深海、沙滩和石质海底等）。
和其他方式相比，GLORES更加简易、更加低廉并且更加迅速。比起逐个地管理海洋物种，逐个地游说相关国家保护相关区域（通常是渔民基本上不关注的小片区域），保护某个地点不需要太多的专业知识，成本也更低。
――兰斯·摩根（Lance Morgan），海洋保护研究所主席
生态系统的代表性
生物多样性大会要求各国至少保护自己17%的陆地和10%的海洋。它同样倡议生态代表性，即对各种物种和栖息地做公正全面的覆盖，但并没有设定量化的具体指标。在设计受保护地区体系时，通常人们会忽视代表性。例如，考拉是许多受保护的、肥沃湿润的栖息地的物种之一，同时这些栖息地也受到农业和其他开发活动的青睐。
还有更好的方法可以实现高效的代表性。大堡礁海洋公园管理局利用大量的经济和生态数据，建立了一套保留受保护区域体系，这套体系至少保护了每种栖息地的20%，却只占用了当地面积的33%。
为了帮助重新确立优先事项，我们小组开发了名叫Marxan的软件。它使用数学优化方法，为设计有效的代表性受保护区域对优先选择的地点提出建议。我们同时还开发了新的标准――“保护平等准数”，使用单个数字来量度是否公正公平的代表了各种不同的栖息地。这个数字在基尼系数的基础上做了修正，后者广泛用于评估收入差距水平。
例如，美国受保护土地覆盖了相对大部分国土，但它的陆地“保护平等准数”较低，只有0.33。澳大利亚的政策就更倾向于代表性，受保护土地占比较低，但是陆地“保护平等准数”数值却比较高，达到0.51，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更加具有代表性的体系。大堡礁海洋公园的“保护平等准数”为0.80，超过了任何一个国家。相对而言，新提议的澳大利亚联邦水域保护区规划重置就偏向于深水区域，而错失了整个生态体系。
我们希望今年的世界公园大会为建立更具代表性的受保护区域体系推出更加精密的测算工具，以及评估他们的度量标准。
――休·波辛汉姆（Hugh Possingham），昆士兰大学数学和生态学教授、伦敦帝国理工学院保护环境协会执行主席
巴尔米拉环礁和金曼礁国家野生动物庇护区中的珊瑚花园，按照太平洋偏远岛屿海洋国家保护区的模式受到保护
专业地管理公园
我们星球的特殊区域需要不同寻常的管理。它没有得到。我们需要一项公约（在政治领袖、民间机构和保护专业人士之间）以增加环境的政治资本。
世界上许多最稀有的、最具标志性的物种（大猩猩、黑猩猩、猩猩、大象、狮子、老虎和熊猫）基本上仅仅只能在受保护地区里生存下来。在发达国家和发展国家中，受保护地区通常涵盖了最丰富和最原始的生态体系。它们同时也提供了关键的生态体系服务。红树林公园帮助渔业，免受洪水的侵害；森林提供清洁的、可依赖的水源，并帮助调节气候。公园作为休闲旅游业的一部分改善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如果加以保护，公园的生物多样性还有医药和其他一些尚未发现的作用。
我们需要加强公园管理，并使它更加专业化。发展中国家太多的受保护区域长期经受着经费匮乏的困扰。而政府的忽视让国际非政府组织不得不承担这些管理工作。因为这项职责极少正式确立下来，非政府组织也并没有多强的责任感去做好这些管理工作。
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晚期，加蓬政府没有承担起管理明凯贝国家公园的责任，因此自然保护团体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挺身而出。尽管花费了几百万美元，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仍然无力阻止那里发生的对大象的盗猎：在2004至2012年之间，至少16 600头大象丢失，主要是被跨边境盗猎者猎杀。2011年5月，政府部署了120名军事人员，为公园员工提供支持；2014年10月，事态发展仍未受到控制，政府承诺将加倍部署人员。
那些致力于保护我们的自然和文化宝库的人员必须经过专业训练，并受到其国家的支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抵御跨国犯罪、腐败和人口爆炸施加给野生动物和栖息地的不断增加的压力。
――李·怀特（Lee White），加蓬国家公园管理处行政秘书
保护气候庇护地
气候变化给已有的海洋保护区域带来了三重威胁，而这些威胁在其设立时并没有考虑到。不断变暖、不断上升和不断酸化的海洋威胁着全球海洋生物多样性和生态体系服务。即使是在受保护区域，厄尔尼诺现象和海洋热浪也可以漂白并摧毁大面积的健康的珊瑚礁。这些珊瑚礁被称为气候变换旋涡中的金丝雀。
为了给珊瑚礁和其他全球生态体系更多适应时间，我们需要识别出可以规避气候变换恶劣影响的区域。这些区域应该被作为气候庇护所保护起来――在未来几十年来经受较小变化的区域。例如，在莫桑比克海峡北部和印度尼西亚的四王岛，涌流和海洋涡流带来冷水，可以使珊瑚避免被漂白。不断出现的证据表明，几百亿年之前，稀有的珊瑚礁栖息地避开了不断上升的水温，为当今的多样性提供了蓝图。今天，气候庇护所可能是受保护地区最后的希望，使健康的珊瑚礁留存到未来。
第一步是敦促当地社区、国民政府和多边机构一起行动，保护这些区域。更为紧迫的是，我们需要协调合作、提供资金支持并制定出一个全球性的行动计划，将所有“生态体系”的气候庇护所网络连接起来：珊瑚礁、热带雨林和北极苔原等更多“生态体系”。世界公园大会所做的工作必须为把气候庇护所整合到“保护区”和“受保护区域”中打下坚实基础。
――艾米莉·达令（Emily Darling），北卡罗来纳大学大卫·H·史密斯保护研究院教师、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会员
评估治理结构
诸如保护自然国际联盟的绿色清单之类的项目开始系统地评估受保护地区的效果。这将帮助使之前仅仅关注公顷数来评估目标的方法，转移到更加有意义的关注有效性的标的上。但是为了不断积累经验教训，我们也要去评估治理结构。
这些系统包括五种方式：自上而下的法律法规、自下而上的大众参与、市场机制、意识提升和知识共享。我们需要知道什么使各种方式更加有效，怎样让这些不同方法互相结合，从而加强各自的效用。
羌姆贝岛是位于东非赞齐巴尔海岸的一个私人岛屿，其管理方式经过优化形成一个有力的治理框架。1994年，一家非营利公司获得了岛屿及其周围水域的主权，并承担起保护当地环境和社区的责任。例如，从生态旅游者获得的收入用于当地学校和其他社区项目中。当地警察监管禁渔区规定的实施，同时反盗猎巡警为社区提供服务，例如救助受困渔船。
可利用方式较少的项目发展得就不是那么健康。这可以从克莱斯-洛斯恩特别渔业保护区项目看到。其中，当地管理机构设立了亚德里亚海上最大的渔业受保护地区，以保护海豚。但商业开发机构以一座娱乐船坞可创造就业机会和其他经济利益为噱头经营，最终导致项目流产。在这个项目中，自上而下的法律法规以及其他治理方法，并未充分发挥效用。欧洲委员会可以强制克罗地亚政府恢复这一地区的保护地位，以作为当局加入欧盟的条件。
很多情况下，关于保护措施的讨论蜕化为毫无效果的关于何种治理方法最优的争论，但是最好的解决方案需因地制宜，不一而论。我们应按照实际情况来研究优化不同方法的原则。适应性的关键是多样性――不仅是指生态体系中的各种物种，也是指治理体系中的各种方法。
――皮特·J·S·琼斯（Peter J. S. Jones），伦敦大学学院自然资源治理方法研究员
资料来源Nature
责任编辑 遥 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