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0年，阿龙·伯尔（Aaron Burr）说服纽约议会通过一项法案，由他的曼哈顿公司向纽约市提供清洁的饮用水，获得了数百万美元资金资助。不过，伯尔等人并没有把数百万美元都投入供水系统的建设。他们从运河街（Canal Street）南侧肮脏的池塘里取水来节省经费，并用节省下来的钱建立了一所银行，也就是现在的摩根大通银行。虽然伯尔后来当上了美国的第三任副总统，可他的这一供水工程一直被人诟病：由于纽约市饮用水卫生状况不佳，导致这座城市爆发了两次霍乱。患上霍乱的人会呕吐、腹泻和严重脱水，可使病人在一天之间体重减轻1/10。

　　之后几十年，纽约市的饮用水一直是被污染的，虽然市民一直抗议这种散发着恶臭的水，但无济于事。最后，一群啤酒酿造商抱怨不干净的水损害了他们的啤酒，政客们才不得不做出改变。在1842年，纽约建造了从克罗顿河（Croton River）取水的管道系统，霍乱终于在纽约销声匿迹了。正如索尼亚·沙阿（Sonia Shah）在她的新书《大流行：追踪传染病，从霍乱、埃博拉病到更多》中阐述的那样，除环境因素外，政治意愿的变迁在病原体与人类的较量中起决定性作用。如果做出错误的选择，多年以来潜伏在周围和人体内的微生物就会突然爆发毁灭性的传染。而正确的选择能维持人类与病原体的“战略平衡”，让大部分人保持健康。

　　霍乱、埃博拉病、莱姆病和寨卡病都在近期爆发过，这些病原体都不是新鲜事物。例如几千年前，能引起霍乱的细菌生活在沿海水域，与一种名为桡足虫的甲壳类动物有密切关系，它们参与桡足虫硬壳与外界的物质循环过程。沙阿写道：“如果没有它们，桡足虫外壳就不能分解，堆积如山，而海洋中的碳和氮含量就会降低。”随着人类活动的范围增大，人类进入了桡足虫的领地，首先是在南亚的孙德尔本斯，然后是世界各地。而细菌也适应了新的宿主，它们进化出了分泌毒素的能力，便于它们在人群中传播，导致霍乱。2010年联合国部队参与海地大地震的救灾工作。但是来自尼泊尔的部队中，有些人已经在当地感染了霍乱弧菌，从而把霍乱带到了海地。霍乱在军营中爆发的同时，工作人员还把污染的废物倾倒在附近的河流中。受法国和海地政府的委托研究疫情的法国传染病学者雷诺·皮亚鲁斯（Renaud Piarroux）指出，这是“细菌炸弹”。成千灾民因为接触了污染的水而生病，细菌迅速蔓延到海地各地。地震后，人为因素助长了流行病的蔓延。

　　早在1975年，医生就在康乃狄格州的莱姆镇发现了一种关节炎病例，这就是莱姆病，成人和儿童都会患病。几年后，他们确定了病原体为疏螺旋体细菌，通过被感染的鹿蜱（硬蜱种）叮咬传播。近几年，莱姆病新发病例的数量急剧上升，部分原因是生态原因。美国城市的郊区化使人们更容易接触到白足老鼠和鹿，这些动物身上都是蜱迅速繁殖的场所。同时，由于鹿的自然天敌（如狼和美洲狮等）数量大大减少，从而这些动物数量激增。与此同时，一种有效的疫苗曾在1998年投入市场，但很快就退出了，一方面是需求量少，另一方面是怀疑论者声称疫苗会引起不良反应。不过，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随后证实，疫苗不会带来反常的副作用。

　　至少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埃博拉病就在中非出现了。目前认为，野生蝙蝠是埃博拉病毒的自然宿主，人通过密切接触到感染动物而被传染。不过，在埃博拉病的爆发早期患者不多。多年以来，它甚至不是当地的主要流行病。沙阿引用了2011年的一篇关于埃博拉的微生物学论文，题目是《相对次要的非洲公共卫生威胁》，所以埃博拉病在当地的流行状况可见一斑。然而，2014年埃博拉病突然在西非爆发了，几内亚、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等国有数千的人因此死亡。疾病爆发的原因目前仍不清楚。在当时，埃博拉病毒在那个区域是很常见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研究表明，在利比里亚中部的一个区域中，超过13%的人口血液中携带有埃博拉病毒抗体，意味着他们曾经暴露在病毒中。然而，疾病一旦爆发，大城市中的人口密度会帮助它扩散。还有，医院数量有限、医务工作者缺乏手套等基本防护装备和国际社会的反应太慢等都是造成这次埃博拉病毒流行的原因。“最关键的因素是时间，”伦敦热带疾病医院的传染病专科医生罗布·利弗（Rob Lever）指出，世界卫生组织用了几个月才宣布这是一场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如果在某种程度上，疾病都是政治和科学选择的结果，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做出更好的选择呢？当然，促使疫情爆发的原因很多，诸如基础设施差、土地用途改变和频繁接触野生或者家养动物等。虽然这些因素能被改进，但是这需要政治意愿和持续关注。在海地，当霍乱持续蔓延时，当地需要大量疫苗、快速检测、治疗和疾病报告。供水系统也必须接受大规模维修，以防下雨时污水渗进破损管道，污染整个系统。但是，随着经费日益减少，这些项目的规模也被迫相应缩小。皮亚鲁斯说，全世界的注意力大部分转移到了别的地方。在2014年末，美国发现了高毒力的禽流感毒株，可能来源于野生鸟类。尽管美国没有因禽流感死亡的病例报告，而类似的毒株在亚洲却直接从鸟类传播给人。专家们担忧这种病毒可能具有在人类之间传播的能力。然而迄今为止公众还是掉以轻心：“究竟这个世界要经历多少次能在不同物种间传播的传染病威胁，才能让人们意识到预防传染病的重要性呢？”迈克尔·斯佩克特（Michael Specter）去年提出了这一观点。最近，国际社会和美国开始吸取埃博拉疫情的教训，加快对突发疫情的发现和应对。但是持续效果还有待观察。“美国用于防治流行病的经费不是长期的，人们对传染病的记忆也是如此短暂，很难不感到悲观，”凯萨家族基金会（该基金会是一个美国非营利组织，致力于卫生政策分析和发布相关新闻）负责全球卫生政策的副董事乔希·米肖（Josh Michaud）对笔者表示。

　　与此矛盾的是，科学家和公众现在却很关注人体内的微生物组，他们有一个共识：微生物能促进人类健康。生活在肠道、皮肤和肺部等人体组织中的细菌组成了人体内部的生态系统，也就是所谓的微生物组，影响人类对疾病的易感性。用抗生素等办法干扰肠道细菌将会使抗药性的艰难梭菌增多（就像纽约州北部的鹿，由于缺少自然天敌，数量迅速增长）。肠道细菌的不同特性与肥胖、炎症性肠病和多发性硬化有关（尽管到目前为止，很多资料只显示其相关性，而非因果性）。2013年，作家迈克尔·波伦（Michael Pollan）提到，科学家现在“考虑，是否已经要开始研究‘重建生态’，这一计划并不是在热带雨林或者大草原开展，而是就在我们人类的肠道里”。自从2007年以来，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就拨款数百万美元开展人类微生物组计划，探究影响人类健康的微生物。过去几年里研究发现，粪便移植可以治疗耐药性艰难梭菌感染，今后治疗有害微生物也许会有新方法：在环境中引入竞争对手。

　　不过分歧也是显而易见的：与之前相比，现在全球变暖和其他环境因素更多地影响着人类健康，这些问题更加紧急而且难于处理，而人们却对人体内部的生态学过度关注。包括研究人员在内的狂热者不断鼓吹微生物组的作用。在2015年，美国人购买了上百亿美元的益生素，其中大部分的效果未经证实。也许在某些时候，我们对“宏观生物组”和周围环境的关注会与我们对个人体内微生物组的关注度一样。但这只可能发生在两种情形下：特定商业利益受到威胁或需求产生变化时。霍乱和伯尔的教训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