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尔特·科恩，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学家、世界和平倡导者
生活充满了机遇，但有幸能认识像沃尔特·科恩（Walter Kohn）这样的人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他是诺贝尔奖得主、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UC Santa Barbara)物理学教授，除了这些头衔外，沃尔特还是一位资深的政治家、科学家和为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的学者。2016年4月19日，沃尔特在他的妻子玛拉·希夫·科恩(Mara Schiff Kohn)和亲人的陪伴下去世，享年93岁。
1923年，沃尔特出生在维也纳。二战开始时正值少年，他和他的姐姐明娜（Minna）在一次战地任务中被从纳粹营地拯救出来，随后被安置在英国的一户代理家庭。和他们姐弟俩同时被从德国纳粹领地救出的还有其他一万多名儿童。1944年，沃尔特的父母――吉特尔·科恩(Gittel Kohn)和萨洛蒙·科恩(Salomon Kohn)在奥辛威茨被杀害。
离开奥地利以前，沃尔特曾在Akademisches中学(维也纳最古老的一所中学之一）和Chajes中学（犹太高中）读书。在Akademisches时，沃尔特在她母亲的引导下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课程。但是到了Chajes之后，沃尔特受到学校校长、同时也是著名物理学家的埃米尔·诺希尔（Emil Nohel）影响，开始转而学习物理。埃米尔曾是爱因斯坦的助教，他是第一个注意到沃尔特对物理的兴趣的人，而这个兴趣延续了沃尔特的一生。
当离开英格兰时，沃尔特受邀拜访了布鲁诺·孟德尔（Bruno Mendel）医生在加拿大多伦多的住所。布鲁诺和妻子赫塔（Hertha）随后成为沃尔特的代理父母。他们鼓励并支持沃尔特在多伦多大学攻读物理学学位。
沃尔特曾这么形容物理学：“物理学不只是我在做的一件事，它代表了我是谁。”除了物理学家的角色之外，沃尔特还是一位人道主义者、艺术家和哲学家。他和教皇等备受尊敬的宗教人士都曾有过往来。
职业生涯
沃尔特的职业生涯延续了近70年。1957年，沃尔特加入美国国籍并获得了多伦多大学的本科和硕士学位，后来又在哈佛大学完成了博士学位。20世纪50年代早期，沃尔特曾在贝尔实验室协助开发晶体管。1950到1960年间，沃尔特在哥本哈根的尼尔斯·波耳研究所(Niels Bohr Institute)任加拿大国家研究委员会博士后研究员。在那之后，沃尔特到卡内基梅隆大学任教。他先后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物理学系和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分别工作了20年和37年。
1979年，科恩教授加入了我们系并创建了理论物理研究所，也就是现在的卡弗里理论物理研究所的前身。卡弗里研究所吸引了世界各地卓越的科学家，他们在这里合作攻克理论物理学和相关领域的重要课题。在科恩教授的带领下，研究所迅速发展成为全球顶尖的物理研究中心，蜚声国际。1993年，为了表彰致敬他作为奠基者的巨大贡献，研究所将其所在的建筑物命名为科恩楼。
1998年10月13日，科恩教授凭借其研究成果――密度泛函理论(Density Functional Theory)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达到职业巅峰。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自1998年以来有六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科恩教授是第一位。那时报道获奖消息的校报文章标题我还记忆犹新：“沃尔特?科恩――诺贝尔奖的心灵得主。”
科恩教授在凝聚态物质理论上取得了巨大的成果，突破了人们对物质电子结构的认知，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引导革新了科学家在物理、化学和材料学领域研究原子、分子、固体材料电子结构的方法。随着超级计算机的问世，科恩教授的密度泛函理论也成为电子材料科学的重要研究工具。世界上超过一半的量子化学领域的论文和出版物都参考了科恩的理论。除此之外，科恩教授在半导体、超导、表面物理和催化领域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近期，科恩教授的研究方向转移到了黄斑变性、全球变暖和可再生能源（如太阳能）。
2006年，科恩教授和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的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物理和材料学教授艾伦·黑格(Alan Heeger)共同制作了一部关于太阳能的纪录片――《太阳的力量（The Power of the Sun）》。该片讲述者是喜剧演员约翰·克里斯(John Cleese)，影片被翻译成中文、日文、阿拉伯语、菲律宾的塔加拉族语和一些欧洲国家语言在世界各地放映。
我和我的妻子杨迪灵(Dilling Yang)有幸与科恩教授一起参与这部纪录片的制作。在此期间，我常常和科恩教授一起喝下午茶。那些和他相处的时光让我得以观察他活跃、富有创造性的思维，体会他坚持不懈的精神，见证他对人类的贡献，受益匪浅。
纪录片讲述的是给偏远地区居民输送电能的过程。沃尔特向我们展示了一张照片，照片中的骆驼驮着一块太阳能电池为冰箱充电。冰箱里存放着要运到西非这样的边远地区的疫苗。我被这场景深深的打动了――不仅是感慨太阳的能量，而是科学和人类怜悯心结合时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在科恩教授杰出的一生中，他获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就――美国国家科学奖章、固体物理学领域的奥利弗·巴克利奖(Oliver Buckley Prize)、表面物理学的戴维孙-革末奖(Davisson-Germer Prize)、多体物理学的芬伯格奖章(Feenberg Medal)、尼尔斯·玻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金奖(Niels Bohr/UNESCO Gold Medal)和李察·普兰奇奖(Richard E.Prange Prize)。他还被授予加州大学最高荣誉――圣芭芭拉奖章。科恩教授担任学校能源部基础能源科学咨询委员会会员和国家可再生能源实验室的顾问。
除了对专业领域内的研究，沃尔特还积极参与到精神与心灵上的以及社会的事件中。2001年，他曾在邓普顿讲座上发表关于“科学、宗教和人类体验”的就职演讲。该系列讲座由邓普顿基金会赞助、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主办。沃尔特在演讲中讨论了科学和宗教的关系，分析了全球化背景下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他演讲中的一句话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科学本身不足以成为人生之道”。这句话也是科恩教授的人生纲领。他在职业生涯中对他的许多同事和学生来说都是一个充满智慧的良师益友。许多人被他神奇的一生以及他对世界和平的贡献所启发。
沃尔特带给我们的启发和影响不胜枚举。他一生的贡献和科研成果留给了学校、公众和全世界最充满生命力的遗产。我们对他的逝去感到深深的悲切和缅怀。
资料来源Santa Barbara Indepen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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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杨祖佑（Henry T. Yang），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校长。他对科恩教授的部分回忆最早被刊登在“沃尔特·科恩：个人轶事”文中（该文主要由朋友和合作者讲述，2003年收录在施普林格科技商业媒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