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利羊诞生20周年之际，埃文·卡拉韦以卡伦·沃克、比尔·里奇、安吉拉·斯科特、艾伦·科尔曼、伊恩·维尔穆特、约翰·布拉肯、安格利卡·施尼克、哈里·格里芬和吉姆·麦克维尔等当年经历者的描述为基本内容，为您讲述世界上最著名的绵羊背后的故事。
克隆羊多利
1996年7月5日，第一只由成体细胞克隆的哺乳动物――多利羊在英国爱丁堡郊外的罗斯林研究所诞生。不过，早在5个月之前，她就已经被科研人员创造出来了。
卡伦·沃克（Karen Walker，胚胎学家，原供职于英国PPL医疗公司，罗斯林研究所；现任英国林利思戈KXRegulatory公司主任）：克隆出多利那天，是很倒霉的。
比尔·里奇（Bill Ritchie，原罗斯林研究所的胚胎学家；现在在罗斯林研究所从事胚胎学研究）：我记得那是1996年的2月8日。确实是很糟糕的一天，我们的实验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感染。
沃克：不好意思，这座建筑已经拆除了，否则你们能看见那间创造出多利的房间。我用“房间”这个词是不准确的，其实我和比尔在那里工作时，只有一个大的储藏橱，两把椅子和一个细胞培养箱。
里奇：实际上就是实验室尽头的储藏柜。当摄制组来到这里时，他们简直不相信，居然没有地方可供架设摄像机。
沃克和里奇都参与了罗斯林研究所和PPL医疗公司的研究项目，旨在精确改变家畜的基因组。这个科研团队由原罗斯林研究所的胚胎学家，现在英国爱丁堡大学的伊恩·维尔穆特（Ian Wilmut）带领，他们认为，最好的方法是在培养过程中改造细胞基因组，并把改变过的细胞核移植到新细胞内。
里奇：我们可以简单描述一下细胞核移植的过程：首先取出未受精的卵母细胞，移除细胞内的染色体，然后取出完整细胞。完整细胞中包含双亲的染色体，除了性腺细胞，我们身上的所有细胞都是这样的。把这种细胞与去核的卵母细胞融合，刺激活化后，融合细胞就开始发育生长，再把它移植到代孕母体内。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就会得到克隆后代，就是完整细胞的复制体。
沃克：这个工作十分乏味繁琐。你得一直坐在显微镜前低头观察，还得用双手操纵显微操作器。那东西有点像现在的游戏手柄。如果你不小心手肘打滑，可能一切就都搞砸了！
只有少部分团队成员目睹了多利的降生
一年以前，团队曾经在罗斯林研究所发育生物学家基思·坎贝尔（Keith Campbell）领导下，用胚胎细胞成功克隆了2只孪生羊，取名梅根（Megan）和莫拉格（Morag）。但是，到了1996年2月，他们计划使用的胎畜细胞系出现了问题，他不得不寻找另一个细胞核供体。
沃克：我的记忆很混乱，一直在想着“我们要放入什么啊”，因为我们要用的细胞根本不存在了。我们最不想做的事是浪费已经获得的卵母细胞。我们至少要尝试些做些什么。
安吉拉·斯科特（Angela Scott，原PPL公司细胞培养技术员；现任英国马瑟韦尔TCTC BioPharm公司业务总裁）：我收到卡伦的信，说他们的细胞被污染了，问我是否有他们可以用的细胞。当时我有一些绵羊的乳腺上皮细胞，都是成体细胞。我们一直在寻找提高乳汁中蛋白的表达方法。
艾伦·科尔曼（Alan Colman，原PPL公司研究室主任；现在美国哈佛大学任教）：我来自约翰·戈登（John Gurdon）的实验团队，曾经研究过细胞核移植。戈登是英国剑桥大学著名的发育生物学家，但是，他从来没有用成体细胞作为核供体，通过核移植得到过成体青蛙。他能制造出蝌蚪，但是没有得到过成体青蛙。我当时完全不认为，使用成体细胞能获得成功。不过，我们没有其他的细胞系可以使用，所以一致决定用这些乳腺细胞试试看，获得一些经验。使用的乳腺细胞来自一只6岁的绵羊，就绵羊的年龄来说，算是中年。
维尔穆特：直到今天，人们还存在一些误解，多利被描述成第一个哺乳动物成体细胞的克隆。但是过去某段时期内，她其实是第一个成体细胞克隆，她的地位被低估了。
尽管克隆牛和转基因牛在产业上或许更有前途，罗斯林研究所选择绵羊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维尔穆特：牛的高价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而且世代间隔很长。绵羊则便宜得多，也容易操作。从生殖生物学角度来说，如果一个理论可以在绵羊身上实现，那么在牛身上也能实现。绵羊就相当于小型的、便宜的牛。
约翰·布拉肯（John Bracken，原罗斯林研究所畜牧业助理研究员；现已退休）：在繁殖季节中，每周我们将要给40-60头动物做手术：取出卵母细胞，或者向代孕母羊体内移植胚胎。在实验系统中必须精确监控大量不同的绵羊，以确保它们在适当的时间呆在适当的地点。
沃克：比尔经常去农场取回胚胎和卵母细胞，每次他都把样品放在上衣口袋里。而我的上衣没有口袋，于是我经常在取样之后把样品放在我的内衣里，让样品保持温度，直到我把它们带回实验室的可控环境中。我觉得把样品放在内衣里并不十分可靠，不过放在上衣口袋里也是如此。
里奇：制造多利那天，我负责去除细胞核，而她负责融合细胞。平时我们也是这么分工合作的。
沃克：那天，我负责细胞融合。我们开玩笑说，比尔是多利的妈妈，而我是多利的爸爸，因为从本质上讲，我是在模仿受精过程中精子的作用。
他们从芬兰多塞特（finn dorset）白面羊的细胞系中取出277个细胞核，把它们移植到强壮的高原黑面羊的卵母细胞中。他们仅仅得到了29个成活的胚胎，移植到代孕母羊体内。成功的期望值很低，因为成体细胞核似乎绝不可能被重编程，由此长成一个活生生的动物。大部分克隆胚胎流产了，这种情况甚至发生在超声检测到怀孕迹象之前。
维尔穆特：绵羊的繁殖季节大概是从头一年的10月到第二年的2、3月之间。在1995年的圣诞节，我们的研究已经确定，移植胎畜的细胞系后，有些代孕母羊怀孕了，进展顺利。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我们可能不会冒险进行下一步制造多利的工作。
安格利卡·施尼克（Angelika Schnieke，原PPL医疗公司的分子生物学家；现在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任教）：我记得，我在食堂遇见维尔穆特时，他也对研究前景表示怀疑。他说：“我很怀疑这个工作能否成功，不过PPL公司会支付实验经费，那我们就做下去吧。”
布拉肯：胚胎移植后，我们负责对所有代理母羊进行超声检测，这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绵羊。科学家们关心每天检测的结果，他们迫切想知道代理母亲是否能成功怀孕。
沃克：我没有去看所有的超声检测。但是，在一个特殊的日子里，我和约翰去看了多利的结果，因为我知道这些细胞都是我和比尔植入的。
布拉肯：看到怀孕结果时，我真的很高兴。他们没有告诉我们真实的实验目的，我也没有意识到其真正的重要性。我们只是知道，这是一次重要的怀孕。但是我们不会想到：哇！如果这个项目能诞生一只活的羊羔，简直是举世无双，整个科学界都打开了新的大门。
沃克：我还带了一个空白的录像带，还想着拍下来给同事们看。现在录像带还在我家楼上，太惭愧了，我还没把录像转录到DVD里。我应该早点做的。
施尼克：我记得第一次扫描那天的情形。我们老在询问。然后，我们看到了扫描的图像。那时，你仅仅希望那个胚胎能活下去，直到出生。
维尔穆特：在我的记忆里，他们一直在寻找怀孕30天，或者35天的胚胎，当他们找到时，离出生只有120天了，大家都宽慰地舒了一口气，又燃起了希望。
布拉肯：大概在下午4：30，怀孕的母羊出现阵痛，我们打电话给爱丁堡的皇家兽医研究学院求助，希望他们的兽医赶紧来。尽管我和农场助理研究员道格拉斯·麦加文（Douglas McGavin）加起来大概有50年的工作经验，但是，如果要我们给羊接生还是没有把握的，会把事情弄糟的。
里奇：我们知道多利快要出生了，我想她正有降生的迹象。当时有兽医在场，她确信多利一切正常，把她从母羊肚子里拉了出来。
布拉肯：多利绝对正常，没有任何并发症。她很有活力。只半小时就可以站立了，这表明她一切正常。
里奇：当我看到多利白色的面孔时，我想我当时是上蹿下跳的。
斯科特：当时卡伦不在，她去参加一个婚礼了。
沃克：我给她参加婚礼的酒店传真了讯息。我希望还保留着那份传真。传真上写着：“她有白色脸孔、毛茸茸的腿。”
斯科特：我不知道当时在酒店的人们在想什么：“哇，真是个不同寻常的小家伙。”
维尔穆特：我早已分配了任务。我接到电话，得知羊羔出生。我就发出了指示，除了接生必须人员，否则不许去现场。很多人很好奇想去看。我遵守我自己定下的规则，因为我没有什么必要出现在接生的现场。
布拉肯：我正站在道格拉斯·麦加文旁边，看兽医接生，我还跟道格拉斯即兴评论说：“你知道我们将给小羊取个什么名字吗？我们将叫她多利，”这名字来源于多利·帕顿（Dolly Parton，美国女歌手），因为细胞是来源于乳腺组织。
维尔穆特：由于我的严谨，我还是有些担心的。后来的事实证明，毫无疑问是个好名字。
布拉肯：这是小道消息。我从来没有直接告诉别人。但是我听到他们联系多利?帕顿，说：“我们以你的名字命名克隆羊。”
维尔穆特：我不知道消息是怎么传出去的，但是我们听说，她的经纪人表示：“这样的宣传挺不错的。”我不知道是真是假。
一篇多利羊诞生的新闻报道给苏格兰带来了很高的新闻关注度
接下来的几个月，维尔穆特的团队确认了多利是乳腺细胞系的克隆，把实验结果写成了论文。直到1997年2月《自然》杂志发表相关论文（Ian Wilmut et al.Nature，1997，385：810 C813.）前，她的出生被严格保密。
哈里·格里芬（Harry Griffin，原罗斯林研究所科学主任；现已退休）：论文发表前2到3个月，我才知道此事。在公之于众之前，PPL医疗公司也要参与准备工作。他们将多利的出生看成是对公司大好的宣传机会。我们与他们的公关公司De Facto公司一起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维尔穆特：当时PPL公司的CEO罗恩·詹姆斯（Ron James）和我被选为主要的发言人，接受了前BBC记者的一系列培训，他们首先围上来，用麦克风对着我们，提出各种尖锐的问题，后来态度又和善了一点。我们以前从没接触过这种令人吃惊的尖锐询问方式，但我认为这种训练是非常有必要的。
格里芬：我们把一切组织得井井有条。所有采访电话都由De Facto公司职员接听，他们将安排我们的回应次序。我们希望，在论文发表的那个星期四，一切达到高潮。那么，最终是2月27号吗？当然不是。
维尔穆特：《观察家报》(The Observer)的罗宾·麦凯（Robin McKie，伦敦《观察家报》的科技编辑）泄露了秘密。但他不承认。
罗宾·麦凯：我并没有看到《自然》杂志上登的文章。我不怪他生气，但是我已经尽力解释了。我帮一些同伴制作有关遗传学的电视节目，他们说：“顺便提一句，爱丁堡的科学家已经克隆了羊。”我不相信这个消息，但是当我向该领域专家询问时，一个美国专家确认了此事。但我还是十分担心。我说了一些具有轰动效应的话，完全没有论文证据。我把一切告知我的副主编，他让我写了报道。现在有大麻烦了。
格里芬：伊恩打电话给我，说他已经接到电话，《观察家报》准备在《自然》杂志出刊之前的星期天就把此事报道出来。
伊恩和我在星期日早上9点赶到了研究所，都不知道能不能应付接下来的一切。电话响个不停。周围环境很奇异，电话在干净的橱柜里响起。我接听了电话，电话那头似乎是《每日镜报》（Daily Mirror），他们不知道用什么方式得到了这个特殊的电话号码。大概9点半左右，我们回家了。
吉姆·麦克维尔（Jim McWhir，原罗斯林研究所的干细胞科学家；现已退休）：我记得，在消息传出后的第二天，就有几辆卫星转播车停在停车场了。
维尔穆特：电视传播车无处不在。我去了美国广播公司的《早安美国》节目做演说。
格里芬：CBS、NBC、ABC和BBC全都想采访伊恩，还想去看多利羊。简直一片混乱。除非你自己亲身经历过，否则你永远体会不到媒体的这种强势。
麦克维尔：来到大型动物房之后，我发现那里一片混乱，到处是林立的镁光灯和拥挤的记者。太令人吃惊了。我赶紧转身回去工作了。
格里芬：我的秘书刚放下电话，电话马上又响起来。我听到当时的美国国家生物伦理学委员会主席哈罗德·夏皮罗（Harold Shapiro）也打来电话，我的秘书说：“伊恩·维尔穆特现在没法跟您通话，您可以迟些再打来么？”时任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要求他在90天之内汇报克隆的伦理学影响。我无意中听到了他的名字，“不行，我们一定要跟他谈谈。”
科尔曼：当你参与一个项目时，你一定有充分的科学理由。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在道德委员会的范围之内。我们已经担忧动物健康。我们更担忧关于生物伦理方面的反应。我们这一研究并不是要作为克隆人类的前奏。
格里芬：媒体人再三强调这一观点。我们因为隐瞒了多利出生的消息而备受指责，人们认为，我们是打算克隆人类。而我们的态度非常明确：克隆人既不道德，也不安全。
维尔穆特：这是工作的一部分，你不得不向大家解释，情况并非如此。
施尼克：在欧洲，马上出现了负面报道。“他们正在做什么？下一步将要做什么？”警察也进驻了研究所，告诉我们遇到炸弹威胁时怎么办。寄来研究所的邮包都得经过爆炸物审查。
沃克：我记得，在新闻曝光后，伊恩?维尔穆特的个人助理杰姬（Jackie）接到了很多电话。有些人是狂想者，想把自家的狗也克隆。有些人十分可怜，他们失去了孩子或者自身患有疾病，这一科学突破以后会帮助他们治好不同的病。
科尔曼：多利赢得了很多想象空间。它是个毛茸茸的动物。有个响亮的名字更让她名声大噪。
布拉肯：如果把多利与大众隔绝，没有人能看到她，并不是好的宣传手段。我认为，正是允许人们去参观的开放性，才增加了公众的接受程度。
格里芬：她在镜头面前表现很好，所有人都看得出，她就是一只普通的动物。人们很容易就能见到她，她也非常上镜，于是她成为了世界上最知名的绵羊。这种轰动是任何销售经理都渴望的。在某些照片里，她看起来就像在接见媒体。
沃克：我曾经带一个摄影师去给多利拍照。这家伙拿来一顶金色的王冠，小孩生日会上带的那种。我说：“我认为我们不应该这么做。”我们不希望把多利人格化，她仅仅是一只绵羊，仅此而已。
布拉肯：远离媒体和镜头时，我们努力像对待其他绵羊一样对待多利，而不是作为一头出名的羊，尽管她十分有名。
沃克：第一次剪羊毛时，他们把多利的羊毛织成毛衣，送给囊性纤维症慈善团体。我也分到一些羊毛。你有没有在博物馆里看到它？为了防止人们不断从它身上拔下羊毛，它被放在玻璃橱窗后。
多利活了6年半，生下了几只羊羔。但是2003年，她出现了患病的迹象。
布拉肯：那是那年的情人节，我记得是星期五。我们都知道，多利的肺病日渐严重。
格里芬：她遭受了绵羊慢性进行性肺炎的折磨。之前也有其他几只羊患上这种肺病。
维尔穆特：他们认为多利应该送到兽医学校进行X射线检查。多利的肺部肿瘤如此巨大，让人吃惊。我们在讨论，在这种环境下，我们救回多利的难度有多大。让她平静地去世是不是更好一点？所以我们对她实行了安乐死。你必须对实验中的动物福利负责。
十年后，基思·坎贝尔的去世重创了这个科研团队。
科尔曼：基思是我们科研工作的驱动力。他做了重要的实验工作，播下了我们现在采用的实验方法的种子。没有基思，多利就不会诞生。
里奇：我觉得，基思是“一个不寻常的人”。他颇有些嬉皮士的风格，开着一辆大众甲壳虫，吸手工卷制的雪茄烟并留着长发。
科尔曼：他跟伊恩的关系不是很好。两人个性不同，经常争执。
维尔穆特：我不记得争吵的事。我们仅仅是有时在确定重点上稍有不同。
对科研成果的赞赏通常主要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很明显，他没有成为多利羊论文的第一作者，使他大为恼怒，提出了猛烈批评。但是他几乎是其他所有文章的第一作者。曾经有一段时期，他说梅根和莫拉格的文章实际上比多利的文章要重要。当我获得皇家学会会员和爵士身分后，他绝对是非常沮丧的。
坎贝尔于2012年10月5日因家庭纠纷而自杀。
科尔曼：基思是我非常好的朋友，在苏格兰时，我们经常在晚上下班之后去骑山地自行车。在他去世之前3天我还和他交谈过。这太令人震惊了。
比尔·里奇在罗斯林研究所
沃克：这个消息对我打击很大，我完全不能想象。我已经好多年没有见过他了。但是在当时我们是个亲密、团结的团体，毫无疑问。
科尔曼：去年1月我去巴黎参加学术会议，他们有一个追赠奖。他们举行了民意测验，看听众中有多少人因基思的工作而受到启发，很多人举起了手。
创造多利的技术可以用于复制珍稀的家畜和制造转基因动物。但是，在生物医学实验室里，多利意味着，终有一天已分化成熟的细胞能重编程形成胚胎状态，治疗人类疾病。
维尔穆特：多利的诞生改变了发育生物学的规则，让更多的生物学家有了新的想法。
珍妮·洛林（Jeanne Loring）：现在已经开始克隆牛了，实际上相当流行。如果通过克隆能改进牛的品质，这将会产生巨大的价值，克隆技术将给人类提供新的工具。
乔治·塞德尔（George Seidel）：目前已经有克隆牛的精液出售了。有一头名叫Final Answer的安格斯牛，它已经拥有了50万子孙后代。它的克隆称为Final Answer二代，你可以用牛价的一半买到克隆牛的精液。我和妻子开了个畜牧场，就是用的Final Answer二代的精液。都是相同的基因组。不过，从理论角度来说，转基因技术比起复制应该有更大的用处。为了获得我们的第一头转基因牛，我们做了很大的努力，创造了上千个胚胎。如果采用转基因技术和克隆技术的结合，那将只需要十分之一的经费和动物。
罗伯特·兰扎（Robert Lanza）：我很兴奋。现在我们能够有效地应用一些技术，不仅可以用在动物和农业上，更可以治疗很多种人类疾病。多利向我们展现了技术的巨大能量和卵细胞的魔力。卵细胞拥有使成体细胞倒退、恢复成胚胎状态的能力。
山中伸弥（京都大学的干细胞科学家）：我一开始的反应是“哇！简直是科幻小说。”但是我并不会想也从事相关研究。根据论文推测，克隆过程在技术上非常复杂。第二年，第一篇人类胚胎干细胞的论文发表。使我重新评价了多利的价值。我认为，至少在理论上，我们应该能使体细胞重编程，回复胚胎状态，进而通过皮肤和血细胞制造胚胎干细胞系。
麦克维尔：多利的结果使很多人震惊，他们说：“等一下。假如我说多利是把不可能变为可能，那还有什么是确定不可能的？”
施尼克：有些实验会带给你心跳的感觉，多利就是如此。
里奇：有点像养育孩子。我自己没有孩子，也许多利就是我的孩子吧。
维尔穆特：不能说我的名字举世皆知，但是多利确实是举世闻名。
资料来源Nature
责任编辑 遥 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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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埃文·卡拉韦（Ewen Callaway），《自然》杂志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