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次物种灭绝是什么时候开始的？谁该为此负责？罪魁祸首之一是人类世（Anthropocene），如今这个观点的影响力与日俱增。2000年，大气化学家保罗·克鲁岑（Paul J.Crutzen）第一个使用了这一概念，指出人类能够改造地球大气，这种影响是决定性的，标志着新的地质时期形成。人类世的观点认为人类从根本上塑造了地球环境，使传统观念变成一纸空文，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并不像原来认为的那样泾渭分明，这种观点不仅影响了化学家和地质学家，也影响到了诸如迪佩什·查卡拉巴提(Dipesh Chakrabarty)这样的人文科学学者，他认为这是观察历史的新角度。尽管现在日益流行，对于人类世究竟是何时开始的还是有相当大的争议。克鲁岑断定，人类世是从18世纪末期开始的，当时工业革命开始向大气中排放大量二氧化碳。尽管依据是影响而不是原因，但是这一时代推测现在已经被广泛接受，从而模糊了人类和自然的关系的关键问题：人类一直在粗暴地对待大自然。

　　要彻底全面地考虑灭绝的时期划分，人类所拥有的能力、社会结构以及人类世等问题显得更加显著。我们由大自然中进化而来，却逐渐成为更新世（Pleistocene）期间一个独特的物种，如果我们要研究人类在抹杀生物多样性中的作用，那么人类世开始时期必须上溯到1 800年之前。这种上溯的意义在于，地球上的植物和动物虽然也有着塑造世界的影响力，但是它们的影响被认为是共同的、时间跨度很长。生物学家最近采用了这样一个长远视角，提出一个概念“人类世中的毁动物群（defaunation）”。他们会问，人类到底是在多久以前就开始深刻影响这个星球？根据弗兰茨·布鲁斯威玛（Franz Broswimmer）（译者注：争议作品《生态灭绝：大量物种灭绝简史》的作者）的观点，关键的因素在于人类具有了语言和有意识的意向性的能力。布鲁斯威玛认为，大约6万年前，语言的出现和意向性引发的巨大创新能力，帮助人类社会组织对当时环境做出适应性的变化。在考古学上的分水岭是大量人工制品的出现，比如燧石和箭头。在这种“大发展”中，人类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从生物学上的自然选择进化变成了文化进化。

　　然而，可悲的是，从此人类不再是自然界的奴隶，却获得了破坏地球的力量。在蜕变之中，人类文明与自然界尤其是与动物的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更新世的晚期（5万~3万5千年前），我们的祖先成为了高效的猎手。他们发明了各式各样的武器，比如弓箭、投掷矛、鱼叉和陷坑等。他们还逐步形成了团队狩猎的复杂技术，可以围捕成群的动物，把它们赶到悬崖上杀死。法国拉斯科洞穴中的旧石器时代壁画记录了大量屠杀过程：猛犸、野牛、巨型麋鹿、鹿、犀牛和狮子。这些早期壁画有些出自智人之手，说明动物与人类存在密切关系，人类开始试图幻想和反映现实生活。动物填满了我们的心灵生活，尽管它们在我们手中死去。

　　随着社会组织和杀伤能力大步前进，人类开始了全球扩张的步伐。在3万年的时间中，我们的祖先走出非洲，向世界各地辐射，世界上所有主要的生态系统中都留下了人类的足迹。人类首先来到亚欧大陆，然后在50万年至6万年前到达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13000年前到达西伯利亚和南北美洲，4千年前到达太平洋群岛。与此同时，人类也经历了人口爆炸，5万年前只有几百万人口，公元前2000年已经猛增到1亿5千万。更新世末期的大灭绝，与当时人类在空间分布和数量上的扩张有很大关系。在地球上的很多区域，史前人类到达之后，巨型动物群灭绝现象就迅速发生了。我们的祖先找到了新的狩猎场，遇到那些从未与人类捕猎者交锋过的动物。人类就像终极入侵者一样，迅速消灭了那些不知道怎么逃离的物种。不熟悉人类的生物容易遭受攻击，显然是生物学家所说的过滤原理：历史上越早经历过人类灭绝浪潮的地区，如今灭绝率越低。

　　过滤原理意味着，在人类的祖籍―撒哈拉以南非洲只有5%的物种灭绝了，欧洲有29%的生物灭绝，北美73%，而澳大利亚则是惊人的94%。鉴于生物学家们刚开始了解巨型动物群灭绝对生态系统广泛的影响，因此目前很难推测出更新世晚期物种大量灭亡的全部影响。虽然如此，考虑到这一阶段的大灭绝具有全球性的影响，它显然是人类改造整个地球生态环境和物种的第一个证据。随着巨兽越捕越少，我们的祖先不得不寻找新的生存方法，以代替几千年的狩猎采集模式。气候和人口的变化，加上巨型动物群的灭绝，催生了人类的第一次粮食危机。在危机的推动下，人类经历了第二次重大的变革：农业革命。人类驯化了可栽培的植物、找到了充裕的水源和肥沃的土壤，利用有益的环境条件，人类居住模式从游牧状态转为适应粮食生产的固定居住。这种转变大概在公元前10000年至公元前8000年就迅速完成了。向农业的转变，使人类具有了生产粮食的更大能力，导致了再一次的人口激增。10 000年前的农业革命前后，全球人口是400万。到公元前5000年，上升到500万。公元前5000年后是固定居住社会模式大规模发展的关键时期，人口数量以每一千年翻一番的速度递增，公元前1000年为5千万，而公元前500年就增加到1亿了。人口的增加也伴随着稳定社会的发展，城市和手工业出现，强大的宗教和政治精英也陆续涌现。古生物学家把这个时代命名为全新世，此时人类对地球进行了更为彻底的改造，比以前任何一次灭绝都强大。的确，农业革命不仅是人类历史、也是地球历史上一次根本性的转变。人类栽培植物、利用畜力，把大自然改造成了人类主导的农业生态系统。文明也出现了，首先在美索不达米亚，然后是埃及、印度、中国和中美洲。人类真正成为了改造世界的物种。有些批评家甚至认为，人类世应该从此时算起。

　　农业革命也使人类社会组织产生重大的蜕变。集约化农业使生产率提高，生产出富余的粮食，从而促进了社会分化和等级制度，如同教士、战士和统治者等精英阶层充当了富余粮食分配的仲裁者。随后，大部分人类历史都可以看作是为了争夺和分配富余粮食的斗争。文字作为一种具有重大意义的技术，在公元前4000年前最早出现于美索不达米亚，初衷是为了记录每年的粮食生产和富余情况。楔形文字与后期文字系统能传输信息，促进了社会组织发展，这在古代社会的经济扩张中起了重要作用。伴随着文字的出现，美索不达米亚的城邦苏美尔成为强大的帝国。古代的苏美尔人拥有众多发明，为随后出现的文明打下了基础，比如轮子、代数学与几何学的初步原理、标准化的度衡量制度，后者促进古代社会的交易活动。苏美尔人还开创了原始的帝国主义和奴隶制度。随着私有财产观念的出现、人类社会各组织都在争取控制富余粮食，文字也成为记录社会冲突结果的工具。我们今天认为是文学作品的很多早期的文章，实际上是长期战争的资料。以公元前760年的《伊利亚特》为例，我们看到，伴随着城邦和帝国的发展，战争也日渐激烈。战争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军事长官的地位也水涨船高。他们最初由民众选举，很快就改为世袭制度。在古代文化中充斥着军事价值和权利崇拜，但大量民众在战争中牺牲。《伊利亚特》中赞美希腊战士的武功，也发出了悲叹，人类把残杀野兽的技能用于屠杀自己的同类。

　　在地质学家称之为全新世的年代，人类的暴力行为不仅仅是针对其他人类，还针对自然。《吉尔伽美什史诗》或许是人类第一部文集，把与自然的斗争写成了具有神话色彩的战争。在史诗中，主角吉尔伽美什不满足于修建城邦的城墙，他要去寻找永生的秘密，在寻找的过程中，他与保卫黎巴嫩神圣雪松林的巨人精灵芬巴巴搏斗并砍下了她的头。吉尔伽美什打败芬巴巴后，受到了风暴神的诅咒，付出极大代价。其实，吉尔伽美什击败树神的传说反映了当时苏美尔帝国面临的生态压力。随着帝国的扩张和木材消耗殆尽，苏美尔战士们因此被迫前往遥远的北方山脉中砍伐雪松，然后再把木材运到河下游的苏美尔。征途十分危险，他们要与居住在山中的部落交战。最终，掠夺来的资源也不能拯救苏美尔帝国。苏美尔帝国强大的秘密是发明了复杂的灌溉系统，利用两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的土地种植粮食。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苏美尔人的水坝和灌渠被淤塞。更为严重的是，烈日蒸发掉了引入田中的河水，留下水中的矿物质，导致盐碱土增多。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方法是休耕，但是在人口压力下，休耕是根本不可能的。

　　满足短期的粮食需要远比维持可持续农业系统重要。考古学资料记载，苏美尔人种植的主要作物被迫从小麦改成大麦，因为大麦更耐盐碱土壤，但是最终大麦产量也下降了。滥伐森林也加重了苏美尔人的生态危机。成片的雪松林被砍伐，木材被用来交易、制造军舰、发展青铜和陶器制造业和建造房屋。《吉尔伽美什史诗》中，美索不达米亚的城邦已经意识到森林资源的匮乏。滥伐森林又加剧了水土流失、灌溉渠淤积，对当地生物多样性也造成明显影响。随着苏美尔人的城邦越来越大，他们不得不加强农业生产以应对激增的人口和文明社会的消耗，比如庞大的军队和官僚系统。

　　为了解决生态危机，苏美尔人寻找新的耕种土地、建筑新的城市。然而，他们不可避免地遇到了农业的扩张瓶颈。在公元前2000年中期，越来越多的盐碱土使作物产量至少降低了40%。粮食供应完全跟不上日益增长的人口。短短几百年，这些矛盾就毁灭了古老的苏美尔文明。现在，伊拉克绵延的沙漠就是苏美尔人曾经愚蠢行为的纪念碑。不是所有的古代社会都走苏美尔人的老路。大约7 000年后(公元前5500年)，尼罗河流域出现了稳定的农耕社会。从法老王朝、希腊化的托勒密王朝和马木留克苏丹王国，一直到奥斯曼埃及，埃及人利用尼罗河每年的洪水，维持国家的发展。尼罗河流域每年洪水泛滥，带来天然的肥沃土壤，也浇灌着农田，埃及人只用很少的人力就能利用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保持了埃及农业系统稳定性。但是19世纪，英国人引入了水坝灌溉法，在埃及种植了棉花等深受欧洲市场欢迎的作物，尼罗河流域的土壤盐碱化和渍水变得严重起来。19世纪末期，英国人开始修建的阿斯旺水坝，调节尼罗河洪水水位，以保护棉花作物，然而肥沃的土壤被水坝的高墙所阻，破坏了埃及最著名的可持续农业模式。因此，尼罗河流域土壤的自然肥力也下降了，必须广泛使用人造石油衍生肥料，使埃及被深深束缚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

　　前现代生态灭绝的历史并不是为了表明人类有破坏自己所依赖的自然的天性。几千年前人类就具有通过大规模灭绝物种来改造地球的能力，而不是最近的两个世纪，人类世因此需要大幅度向前追溯。但只有苏美尔帝国这样的等级社会出现后，人类才会大量屠杀动物和破坏栖息地，大生态系统才会退化到崩溃的地步。埃及的历史表明：在适当的物质和文化环境下，人类可以实现与自然界相对可持续的关系。苏美尔文明的崩溃是因为军国主义、上层精英放纵无能以及帝国的扩张，他们荒废了大量新月沃土，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帝国文化因破坏生态崩溃，应作为对当今世界强国强有力的警告。古罗马是另一个随帝国发展而过度开发自然的例子。早期罗马帝国最显著的特点是其强大的扩张意识。在公元前500～公元前400年，随着贵族精英和平民（或公民）间的政治冲突，大批罗马人开始迁移到新征服的省份。罗马人把马其顿（公元前167年）和叙利亚（公元前63年）等被征服的地区财富洗劫一空，并征收贡税，而罗马公民的税收就取消了。奥古斯都征服埃及王国后，帝国扩张达到顶峰，他把掠夺来的战利品分给罗马大众，他是能这样做的最后一个皇帝。与掠夺古代世界一样，罗马人也用他们的征服来应对国内农业生产力不足。埃及、西西里岛和北非，都先后变成了帝国的粮仓，给罗马公民供应免费食物。从摩洛哥到西班牙内华达山的加利利，罗马人因为拓展农业而滥伐森林。像苏美尔人一样，罗马人没有从事可持续农业，他们想通过扩张来应对生态危机。今天，北非和西西里岛的干旱土地就是他们破坏自然的见证。

　　罗马帝国让人民的臣服手段，不但有谷物补贴，还有免费的面包与娱乐。后者是靠劳力维持帝国运作的奴隶阶层被迫投身于角斗比赛。他们要与野兽进行血腥搏斗，这些野兽从帝国的偏远地区运来，在与人或者其他动物的搏斗中死去。狮子、豹、熊、大象、犀牛和河马等动物经过长途运输，来到公开的竞技场，比如古罗马的斗兽场，在那里受尽折磨，最终死去。后来，野兽数量迅速减少，就连在帝国最远的地方都找不到了。这种屠杀的数目极为庞大。比如提图斯王流连于古罗马斗兽场时，三个月之内就在角斗游戏中杀掉了9000多头野兽。虽然还没有证据表明罗马人灭绝了哪个物种，但是他们已经消灭了地中海沿岸地区的大量动物。实际上，这是更新世巨型动物群灭绝以来最大的动物灭绝现象，罗马人难辞其咎。像苏美尔人一样，罗马人消灭了大批动物，把其征服的大量土地变成了荒漠。

　　为了证明对野生动物的这种屠杀是正当的，罗马人对自然世界的态度明显转变。在罗马共和国初期，罗马人都把地中海景观看成是大自然众神的神圣空间，如阿波罗是太阳神，谷神星是农业女神以及海王星是淡水和海洋之神。但是，随着罗马帝国疆域扩大，这些宗教信仰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空洞的仪式，脱离了自然过程。在帝国的庆祝日里，斯多葛派和伊壁鸠鲁哲学盛行，罗马上层阶级沉缅于酒色。炫耀性消费司空见惯，富人会暴饮暴食直到呕吐，吐后再吃。4世纪后期，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犹太基督教经文的主导态度与罗马哲学非常类似，在其创世神话中上帝赋予人类统治世界的绝对权力。在圣经和基督教传统中，神把人类同自然分开，并赋予了不灭的灵魂和理性思考的能力，这使得人类可以理直气壮地改造自然世界，追求自身的利益。

　　对自然的索取不可能无限期地持续下去。浪荡的罗马精英在宴会上消费的香料和奢侈食物，这些都必须以巨大的代价从遥远的印度地区进口。他们追求奇特的食物：《阿庇修斯》中记载，在罗马上层社会的节日食谱中，有画眉等鸣禽、野猪、生牡蛎甚至火烈鸟。罗马无法出口足够的商品来支付这些奢侈品的进口，被迫以稀缺的黄金和白银支付。帝国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迫使奥古斯之后的皇帝终止了免费食物发放，并向罗马公民收税。帝国用于补贴军队的资金主要来自农民，农民因此无力投资于农作物生产，深陷债务之中。同时环境退化加剧，帝国无法生产足够的粮食以维持运转。最终，罗马不再能够支撑其庞大而遥远的常备军，经过500年动荡之后，帝国倒在北方入侵的野蛮部落剑下。至今，罗马那些与破坏环境相关的成就，例如斗兽场，仍然被人津津乐道，表明后来的文明几乎没有从不可持续的统治和帝国的最终衰落中学到什么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