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读博士的时候，我们学校有一位非常受人尊敬的教授由于心脏病突发而死在了办公室。我依然能记得当时他被抬到救护车上时，大家惊恐的脸庞。当时的我并没有意识到，几年后我也会因为一场重大疾病而重新审视我的学术生涯。在读博士后时，我因为神经方面出现了紊乱，导致我无法走路，无法看清东西，时不时地会出现眩晕和急性偏头痛。在医疗团队的帮助下，我慢慢地恢复了。我的神经纤维慢慢恢复正常，我的肌肉又能开始活动了，但谁也说不准我有没有完全康复。这场意外的打击让我开始认真地思考，为什么学术工作会让我养成不良的工作习惯？我该如何在追逐这份我热爱的职业的同时又照顾好自己？

　　在我患病之前，我每天都工作很长时间，有时为了赶在截止时间之前完成工作，我甚至会睡在办公室里。我盼望我所有的辛勤付出得到的成就能够为我换来终身制的职位。因此虽然这个病很严重，我也只休息了两个月。两个月的病假、源源不断的医疗账单外加我有可能被开除，这些因素都让我老老实实地回去工作。那段期间，我一直在工作和担心中度过，我的健康状况又不好了。

　　担心会复发的我很快就质疑了自己的行为，最终质疑自己职业生涯的发展道路。我想到了那位去世的教授，想到了一位因为学术界的节奏和氛围给他带来消极的影响而退出的同僚。我意识到，在学术界的这些年已经侵害了我的心理健康。我不想为了追逐职业上的荣耀而永久地伤害自己，但我也不愿意离开这个圈子。因此我开始重视自己的身体健康，同时重新审视成功的定义。

　　如今在学术界老师的帮助下，我走上了一条非传统的学术道路。我依然是大学的研究人员，但我的研究课题“矿场如何减少对环境的影响”是由矿场出资的。对于这些出资人来说，他们更看重的是我解决现实生活中问题的能力。我感觉我生活中的压力一下子被释放了，我再也不用一直担心，再也不用长时间地工作。我发现应用研究会给人带来强烈的欣慰感。当你看着营养丰富的水使酸性矿井恢复原样时，你会觉得一切工作是那么有意义。以前我做了那么多只是为了追求H指数（一种评价学术成就的新方法），但现在能够亲眼见证我的方法是否成功，我觉得意义更大。

　　我的疾病让我用新的角度去思考我的行为和健康。现在的我，哪怕是在工作的时候，只要我累了，就会休息。我的同事们都对我的举动表示惊讶，有时还会批评我的“懒惰”。虽然会被说得不好意思，但我知道这是对的事情。我也希望他们能把健康放在第一位，哪怕是放弃我们所认为在职业生涯中应该做到的事。

　　按照几率来说，我在学术界获得终身制的希望不大。女人和患有疾病的人都不太可能有机会，而我恰恰占了俩。但与其迎合学术界的要求，不如质疑这个让我们搭上身心健康、超负荷工作的系统规则。或许我们要重新衡量一下成功的标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