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如何保护生物多样性？2016年8月大象种群数量统计结果出炉，表明非洲的大象数量急剧下降，研究者再次呼吁进行更多的调查统计，获取更加准确的数据结果。这种观点认为：只有真正掌握了每个物种的栖息地点和种群数量，我们才能有望保护他们。这纯粹是无稽之谈。

　　更加准确的数据结果无法拯救大象、犀牛或者其他任何物种。大量的个人、大专院校、当地州和联邦政府以及国际和非政府组织已经在过去几十年中收集、整理和组织了大量数据，却不得不同时眼睁睁看着我们的生物遗产遭到破坏。

　　当然，生物多样性数据对于保护工作至关重要，可以推举需要优先保护的对象，引起人们对受威胁物种或者濒危物种的关注。但是，生物多样性数据很少带来实质的生物保护决策，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更多地用来作为其他论点的数据支撑。上周，国际野生动植物濒危物种贸易大会(CITES)收紧对鲨鱼、鹦鹉和穿山甲等濒危物种贸易监管的决定就是如此。好奇、领导力和毛绒玩具吸引了代表们的想象，而新闻报道、政治压力和社交媒体运动推动了这一决定。

　　本周在南非克鲁格国家公园举行的国际长期生态研究网络(ILTER)全球科学会议则表明了问题所在。ILTER在过去多年中交出了一份卓有成效的成绩单，它整合了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到生态系统的研究中，与政府决策机构一道努力制定了各种生物保护政策，但ILTER仍然不得不面临着当前残酷的现实：大象被割脸，犀牛被截去牛角，大猩猩栖息地消失。非洲大陆在基地组织、青年党激进组织、伊斯兰国和博科圣地等恐怖组织的蹂躏下，许多危险和濒危物种的生存更加艰难。许多国家处于连年战乱当中，其中一些国家由腐败的盗贼统治，他们脑子里成天想着如何利用政府的钱包中饱私囊，装修私人豪宅，而不是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更不用提保护当地的生物多样性了，甚至连造假都懒得做了。

　　鉴于此，我们真的需要更多的科学会议来讨论氮气循环和生物多样性吗？当然，如果目标仅仅是为了便于我们的朋友或者同事发表更多的深奥的文章，或者发布更多的数据信息，我也无话可说。我们不能妄想，这些科学会议、数据信息或者统计分析能够帮助政府决策者找到足够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阻止非洲的大象盗猎活动、印度尼西亚的烧荒现象、北美的水供应受到污染、中国无节制的对野生资源的侵蚀。

　　如果你确实认为生物多样性对我们的星球至关重要，对人类的福祉必不可少，我们就要脚踏实地，尽一切可能为我们的后代做好生物保护工作。我建议，从现在开始，科学家可以从3个方面着手做起来。

　　第一，停止把任何非人类的事物称为“自然资源”。所言即所思。使用自然资源这个字眼就意味着，所有其他物种的存在是以它们为人类所提供的利益为前提的。自然历史学家和组织主义者一直都主张，在我们保护非人类物种前，我们首先要认识了解它们。但是即使我们已经描述并命名了几百万种生物，世界范围内生物多样性的急剧破坏依然使我们迫切地认识到，仅仅命名物种本身并不够。

　　第二，承认更好的数据并不会带来更好的决策（至少是那些我们认为一旦自己处于决策位置就可以做出的决定）。不论提供的数据如何翔实，我们内心深处天生的对蝙蝠、蜘蛛或者蛇的负面印象无法使我们做出中立的判断，我们对熊猫、穿山甲或者幼海豹的正面印象同样如此。哪些物种应该被优先保护完全取决于原始情感、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观点以及不同政治派别的考虑。如同本次CITES大会上所看到的，数据被各方所认可和采纳，达成一系列决策，获得了广泛支持。但是诸如此类的统一意见仍然少之又少，即使是本次CITES大会上所形成的决策也不能完全覆盖各个领域，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生物多样性的努力仍然不得不受制于世界各地的冲突，让位于快速增长的经济。

　　第三，更多的科学家必须积极地投身到政治事务中。第一步，虽然只是一小步，但也是一个必要的步骤，就是给领导打电话、发电邮、进行沟通。出席各种政治会议是接下来要做的事情，这同样是必须要做的事情。如果我们没有参与其中，我们的声音就无从被知晓，而为当地、地区、国家或者国际组织的保护决策提供志愿服务则是更加宏大的贡献。如果我们不做，还会有谁做呢？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则是竞选政府职务。如果现在不参与，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研究臭氧层破坏和气候变化的科学家已经用过往的经验表明：直接参与到决策过程中可以让自己在谈判桌上占有一席之地，并有利于对政治变化施加影响。那么，致力于研究生物多样性并希望其他物种留存在这个星球上的科学家同样也应该向他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