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研究发现,所有仍在世的澳大利亚土著居民都是5万年前同一个始祖的后裔
在澳大利亚遗存的人类骨骼和考古遗迹可以追溯到近5万年前,显而易见,在那之前,澳大利亚没有人类踏足过。那么人类是如何到达澳大利亚的呢?是在什么时候到达澳大利亚的呢?人类第一次踏足大陆又是在哪里呢?他们又是如何走遍整个大陆的呢?
澳大利亚土著人的DNA可以解答其中的一些疑问。一项关于111个澳大利亚土著人基因的研究在2017年3月8日发表,它为解读澳大利亚土著人不同寻常的故事提供了一个有趣、出人意料的观点。
这项研究发现,所有仍在世的澳大利亚土著人都是5万年前同一个始祖留下的后裔。在几个世纪里,他们不停地游走在沿海地带及大陆边缘,但是,在成千上万年之后,这些人口仍然保持独立,极少有混合的现象。在最新研究中所使用的DNA来自于1926至1963年间的一系列远征中收集的土著人毛发。阿德莱德大学人类学研究委员会派出研究人员前往澳大利亚各地的社区,在那里,他们收集到了关于土著的大量信息,包括语言、仪式、艺术、宇宙和家谱。
现今,许多澳大利亚土著已不在先祖居住的地方生活。20世纪90年代,许多土著被政府强制从他们传统的居住地搬离,许多孩子被迫与家庭分离。很多澳大利亚土著在那时搬迁去了与他们成长的地方相距甚远的城市。
非常幸运的是,由于受试者的年龄及详细的记录,科学家推测这些毛发样本也许能够一瞥前殖民地的过往。阿德莱德大学古DNA研究先驱艾伦·库珀(Alan Cooper)说:“似乎很明显,这些收集的样本也许是重现澳大利亚历史的最佳方法。”
库珀博士和他的同事首先要向所收集毛发样本的主人后裔们征求同意才能开展实验。他和他的同事到土著社区,花了几天时间与土著家庭交谈并提出疑问。所有拜访的家庭(唯有一个家庭例外)同意了开展这项研究。库珀博士与他的同事深知,提取DNA实属不易。毛发样本经过多年贮藏,基因痕迹也许早已破碎至无法辨认。更糟糕的是,这些毛发曾被剪刀剪过,而获取一撮毛发中遗传物质的最佳方法是直接从其DNA最丰富的根部拔出。由于这些不确定因素,科学家为了增加成功的可能性,决定搜集大量线粒体DNA――它们位于细胞核外部并完全遗传自母体。最终,科学家成功将每一个毛发样本中的所有线粒体基因拼合在了一起。
在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土著DNA序列进行比较后,科学家确定它们都属于同一个人类血统。这表明所有土著后裔都来自于同一次大陆迁移。
线粒体DNA以大致正常的速率逐步累积突变。通过将毛发样本中的突变相加,科学家估计:毛发的拥有者都是5万年前共同祖先的后裔。这项发现与澳大利亚最古老考古遗址的估测年龄相吻合。
线粒体树同时也为人类在澳洲大陆上的迁移提供了线索。
五万年前的海平面还特别低,以至于当时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岛形成了一片独立的大陆。人类从东南亚迁移至这片大陆,一些人在如今的新几内亚岛定居,其他的则往南旅行进入澳大利亚。他们一直沿着海岸线,直到4.9万年前到达了澳大利亚南部。最新研究表明:在这次大迁移结束后,土著的祖先便在他们当时的新家住了上万年之久。
让研究者感到意外的是,线粒体DNA并没有证据表明这些人类有显著的融合。库珀博士说:“我们原本期待的是:不同时间、不同地域多种人类的完全融合。”这并不是其他大洲基因测试记录的迁移模式。比如在欧洲,每几千年就有新的人群加入,并与他们遇到的社会融合。
库珀博士认为,农业解释了这一差异。与非洲、亚洲、欧洲不同,澳大利亚在几千年前并没有经历农业的崛起。他说:“如果没有廉价的碳水化合物,那么人口规模不会增加。”其他大洲人口不断增长,但他们也时常冒着发生灾难性饥荒的风险。库珀博士说:“当饥荒发生时,只有一个反应――人口大规模迁移。”然而,在澳大利亚,土著不依赖农作物,而是作为游牧民族生活在分散地区,因此他们从不需要跨越大陆。
德国马克·普朗克(Max Planck)人类历史科学研究所的人口遗传学专家史蒂芬·席费斯(Stephan Schiffels)说:“这真的很令人意外,但也很难去怀疑,毕竟数据摆在眼前。”他并没有参与研究。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考古学家彼得·贝尔伍德(Peter Bellwood)也没有参与研究,他说大部分新数据都与考古发现相吻合,但是澳大利亚土著能够如此长期的“久住不动”却让人很难相信。贝尔伍德博士指出,许多地理上相距甚远的土著文化使用相同的工具或语言,他对工具和语言能够传播到远方,但人类个体却不迁移感到疑惑,他提出疑问:“如果人类没有迁移,为什么工具和语言却传播了呢?”席费斯博士和其他研究者就此提出了一种可能性:线粒体DNA缺失了澳大利亚历史的重要细节。
来自双亲的每个细胞核中的DNA可以为更广范围的祖先提供线索。然而,事实证明,库珀博士和他的同事对毛发样本过于悲观。毛发轴上的皮肤细胞其实富含了大量的核DNA。库珀博士说:“我们可以给每一个样本做一个完整的染色体组,所以我们将回到这些土著社区,希望能够获得允许,进行更详尽的研究。”
资料来源The New York Times
责任编辑 岳 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