填鸭式教学和测试制度磨灭了年轻人的学习本能，毁掉了他们的未来。
如果你将来想找到一份工作，你就必须尽可能地区别于机器，要具有创造性、批判性和社会技能。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把孩子们教得像机器那样行事呢？
当教学跟孩子们的自然言行、活力和好奇心一致的时候，他们的学习效果最佳。既然如此，为什么灌输事实时还要强迫他们排成行、让他们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呢？
在成年人当中，我们通过合作获得成功，那么为什么在测试和考试时要把合作看成是作弊呢？
政府声称，希望被学校拒之门外的学生在数量上会有所减少。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把课程和测试范围规划得那么狭窄，结果却拒绝了所有不按特定方式思维的孩子们呢？
最优秀的老师利用自己的人格、创造力和灵感激发孩子们的学习本能。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通过控制性的微观管理制度压制人格、创造力和灵感呢？
正如格雷厄姆·布朗-马丁（Graham Brown-Martin）在《重新想象学习》一书中所解释的那样――这些变态的做法有着一个共同的缘由。我们的学校旨在造就19世纪的工厂所需要的劳动力，打算培养的人才就是工人，整天默默地坐在凳子上，举止行为一模一样，生产的产品一模一样，达不到必要的标准就会受到惩罚……工厂主想要阻止的正是合作和批判性思维。
从相关性和实用性方面来说，我们还不如教给孩子如何操作珍妮纺纱机呢！学校所教的技能不但是多余的，而且在效果上适得其反，我们的孩子白白地被这种不尊重生命的非人性化制度所害。
制度的相关性越弱，各种规则执行起来肯定就会越困难，而这些规则造成的压力也就越大。《泰晤士报教育副刊》的一则广告中有这样的问话：“你喜欢秩序和纪律吗？你相信孩子们每次都会顺从吗？如果你喜欢、你相信，拘留所所长的角色可能就是为你准备的。”的确，许多学校存在纪律问题。但当孩子们活力四射、兴奋好奇的时候，他们却像饲养场里的小鸡一样，被就地限制起来，这能不让人感到奇怪吗？
目前，老师们正在大批大批地脱离教学这一职业，他们接受的培训浪费掉了，他们的事业由于劳累过度以及泯灭心性的标准化制度、测试和自上而下的管控而被毁掉了。赋予老师们的自主权越少，他们就越容易遭到执行制度不力的谴责。教师招聘的严重危机即将出现，特别是像物理、设计和技术等关键科目的教师招聘更是如此。这就是政府所谓的效率！
任何改变这种制度的企图，任何让孩子们达到21世纪的适当要求而不是19世纪要求的企图，都会被政府和报社妖魔化为“社会工程”。噢，当然这就是社会工程，所有的教学工作都是社会工程。目前，我们仍然被困在培养后工业时代工厂劳动力的社会工程中。在唐纳德?特朗普政府教育部长贝特西·德沃斯（Betsy DeVos）的领导下，在英国怀旧政府的领导下，情况只会是变得更加糟糕。
如果允许孩子们发挥自然创造力，允许他们表现出天生的好奇心，他们就会喜爱学习，他们通过观察和体验能够自然地学会走路、学会说话、学会吃饭、学会玩耍。然而，孩子们上了学，我们压制了他们的这种本能，我们让他们坐下来，强行为他们灌输死气沉沉的事实，通过测试剥夺了他们的活力。
要想教好孩子，并不是只有唯一的做法，但是最佳做法都有一个共性：打开孩子们那扇多彩世界的大门，使他们能够以自己方式进行探索，帮助他们培养自己的兴趣，而不是靠灌输。例如，博尔顿的艾萨学校给每个小学生一台iPad平板电脑，学生们在平板电脑上创建项目，跟老师和同学分享资料，还可以跟老师联系，便于处理做作业时遇到的问题。这种做法减少了老师们的日常工作，使他们能够为孩子提供个性化帮助。
其他的学校则朝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将孩子们带到户外，利用自然界来引起孩子们的兴趣，开发他们的智力和体力。森林学校的运动办学提倡的就是这种方法。然而，问题不在于高科技还是低科技，关键是孩子们进入的环境是丰富多彩的，足以引起他们的好奇心，使他们能够发现一种最有利于反映自身个性和技能的学习方法。
许多教学计划的设计目的是为了与孩子们合作，而不是背离。例如，“专家外罩（Mantle of the Expert）”计划鼓励孩子们组成调查小组，解决一些虚构的任务――如经营一家集装箱港口、挖掘坟墓、对处于灾难中的人们施救等，这些都超越了传统科目的局限。还有一种类似的做法叫作“探索学习（Quest to Learn）”，是以孩子们自学玩游戏的方法为基础的。要想完成分配的任务，孩子们需要获得大量的信息和技能，他们会带着游戏玩家一般的激情和韧性去完成任务。
“雷焦·艾米利亚（Reggio Emilia）”教学法是意大利开发的，允许孩子们根据自己最感兴趣的方式制定自己的课程，开设在这个过程中遇到的科目，在老师的帮助下进行学习。“阿育王创变者（Ashoka Changemaker）”学校将“感同身受”当作“一种跟阅读和数学一样的基础技能”，利用这种技能促成开放流畅的合作，他们认为合作将是21世纪的核心技能。
南非第一所多种族学校――伍德米德学校开发了一种完全民主的教学方法，学校的规则和纪律由学生委员会来监督。该学校的综合研究计划类似于芬兰的新制度，突破了传统科目，支持学生的主题探索活动，如淘金、处理关系或探索海洋。在其校友中，有些是南非最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和企业家。
像英国和美国这样的国家，就算有着这样的制度，这些项目也不会由此而成功。如果让这种国家着手去确保孩子们发现学习的困难和痛苦，那么它们干得不能再漂亮了。的确，让我们开展一些社会工程吧，让我们把孩子们从工厂里解救出来吧，让他们进入现实世界中吧！
资料来源The Guard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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