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瓦尔·赫拉利认为：生物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兴起可能会把人类分成两部分――只占一小部分的是精英阶层，而占据了大部分的是处于社会底层的“毫无用处”之人。一旦民众失去了经济和政治权利，社会不平等的程度可能会急剧上升。
日本加须市，人形机器人与员工在装配线上并肩工作
不平等可追溯到石器时代。3万年前的俄罗斯，采集狩猎者的社群中，一些人死后埋葬在奢侈的墓穴里――装满了成千上万的象牙珠子、手镯、珠宝和艺术品；而其他人死后却只能被埋在地上随意挖出的光秃洞穴里。
尽管如此，原始社会的采集狩猎者社群仍然比后来的任何一个人类社会都更加平等，因为他们拥有的财产很少。而财产是不平等长期存在的先决条件。
农业革命之后，财产成倍增加，随之而来的便是不平等的加剧。当人类获得了土地、动植物和工具的所有权时，严格的等级社会就出现了，一代又一代的社会精英垄断了大部分的财富和权力。
人类开始接受这种安排，认为这是自然的，甚至是神授的。等级制度不仅是一种规范，还是一种理想。在贵族和平民之间，男人和女人之间，父母和孩子之间，若无明确等级，又何来良好秩序呢？
世界各地的牧师、哲学家和诗人都耐心地解释说，人体的各部分并非都是平等的――脚必须服从头脑，那么人类社会也是如此，平等只会带来混乱。
然而，到了后现代社会，几乎在所有地方，平等都迅速成为人类社会的主导价值。这在一定程度上固然是由于新意识形态的兴起，如人文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但更多的则归因于工业革命，使得民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工业时代的经济需要依靠大量的普通工人，工业时代的军队则依靠大量的普通士兵。无论民主还是独裁政府都在民众的健康、教育和福利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因为他们需要数以百万计的健康劳动力在工厂里工作，需要数百万忠实的士兵在军队里服役。
因此在很大程度上，20世纪的历史都是围绕着减少阶级、种族与性别之间的不平等展开的。2000年的世界与1900年相比要平等得多。随着冷战的结束，人们变得越来越乐观，期盼着平等化进程在21世纪能够持续并加速。
他们尤其希望的是全球化能够使得经济繁荣和民主自由在世界范围内得以实现，那么，印度和埃及的人民最终将享有与瑞典和加拿大人民同样的权利和机会。整整一代人都是在这一承诺的熏陶中长大的。
但现在看来，这个承诺是一个谎言。全球化无疑使得大多数人受益，但是各个社会之间及社会内部的不平等现象却越来越严重。一些集团日益垄断了全球化带来的利益，同时，数十亿人则被远远地抛在后面。
自动驾驶汽车的发展或许将会使情况发生彻底的改变
更糟糕的是，后工业化时代的来临，使得民众变得日益多余。战斗力最强的军队不再取决于数百万计的普通士兵，而是依赖数量相对较少的高度专业化的士兵，使用的是高科技装备、无人机、机器人和网络蠕虫。如今，大多数人在军事上都是无用的。
同样的事情或许很快就会发生在民生经济中。人工智能在越来越多的技能方面都超越了人类，那么很可能会取代人类从事越来越多的工作。的确，也许会出现很多新的工作岗位，但这并不一定能够解决问题。
基本上，人类只有两种技能――身体技能和认知技能，如果这两方面电脑都胜过人类，那么在新的工作岗位中电脑同样将比人类做得更好。因此，数十亿人可能会失业，我们将看到一个庞大的新阶层的出现――“无用”的阶层。
21世纪的人类社会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不平等的社会，人工智能只是原因之一。还有其他原因使我们不得不为这样的未来感到忧虑。
随着生物技术和生物工程的迅速发展，我们或许会面临一种史无前例的可能性――将经济不平等转化为生物不平等。生物技术将很快实现种种可能――设计我们的身体和大脑，“升级”我们的身体和认知技能。然而，该技术的实施很可能是昂贵的，只有上层社会才能享有。那么人类可能因此分裂成生物的阶层。
纵观历史，富人和贵族总是认为，自己之所以能够处于支配地位，是因为拥有高人一等的技能。但我们知道事情并非如此。公爵并不比农民更有天赋，他的优势不过就是不公平的法律和经济歧视。然而，到2100年，富人可能真的比贫民窟的人更具天赋、更有智慧、更具创造力。一旦富人和穷人之间出现了真正的能力差距，就几乎不可能再将其消除。
将生物工程和人工智能的兴起这二者结合起来可能导致的结果是人类分裂成两部分――只占一小部分的精英阶层和占了绝大部分的处于社会底层的“无用”之人。
运输市场就是一个具体的例子。如今，英国有成千上万的卡车、出租车和公交车司机。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在运输市场上占有一个小小的份额，并因此获有政治权利。如果政府做了侵害他们利益的事情，他们就可以联合起来，组织罢工，并使整个运输系统陷入瘫痪。
设想一下30年后的今天。所有的汽车都是无人驾驶的。一家公司控制着整个运输市场的运作规则。以前由成千上万的人共同分享的经济政治权利如今则完全掌握在一家由少数几个亿万富翁共有的公司手里。
一旦民众失去了经济上的重要性和政治权力，政府就会在一定程度上丧失对民众的健康、教育和福利进行投资的动力。成为多余的“无用”之人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他们的未来将取决于少数精英人士的善意。或许这善意可以持续几十年的时间。但在危机爆发的时候――比如遇上气候灾难――多余的“无用”之人就很可能、也很容易被彻底抛弃。
像英国这样的国家，拥有人文主义信仰和福利惯例的历史传统，即使将来民众成为多余的“无用”之人，或许精英阶层会继续照顾他们。真正的问题可能出现在印度、中国、南非或巴西这样较大的发展中国家。
这些国家就好像一列长长的火车：头等车厢里的精英们享受着与世界上最发达国家同等的医疗、教育和收入水平。但数亿的普通民众却挤在三等车厢里，遭受着疾病、无知和贫穷的折磨。
印度、中国、南非或巴西的精英们会在未来的世纪里做出怎样的选择？是投资解决数亿贫穷而“无用”之人的问题呢，还是把钱全部用于精英阶层的“升级”呢？
20世纪，在解决穷人的问题方面，精英们有着自己的利益，因为民众在经济上和军事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在21世纪，最有效、也是最无情的策略或许是放弃三等车厢里的“无用”之人，从而全力以赴地只服从头等舱精英们的利益。为了与韩国竞争，巴西或许更需要的是一些得以“升级”的精英人士，而不是数百万健康却无用的劳动者。
因此，全球化非但不会给所有人带来繁荣和自由，反而会导致人类生物阶层的形成：人类将分化为不同的生物种类，甚至是不同的物种。全球化将使世界在垂直轴上统一起来并消除国家差异，但同时它将在水平轴上对人类进行划分。
从这个角度来看，当前的民粹主义对精英阶层的怨恨是有充分理由的。如果我们不设法阻止，那么未来硅谷大亨的子孙可能会成为比阿帕拉契亚乡下人的子孙后代更优越的一个生物阶层。
这条道路未来将通往前所未有的、难以想象的不平等社会，不过在此之前还有一个可能的步骤。在短期内，政府可能会把关注点从民众转向精英阶层，这些精英阶层拥有并控制着经济的主要运行规则及数据，而政府的收入来源于经济。然而，从长远来看，政府的关注点可能会从人类彻底地转向经济运行规则。一旦有一天人工智能比人类的精英更加聪明，那么所有的人类可能都变得多余了。
那么之后又会发生什么呢？我们完全不知道，真的无法想象。我们怎么能想象出来呢？很显然，一个超级智能计算机比我们人类拥有更加丰富、更具创造性的想象力。
当然，技术从来都不具有确定性。利用同样的技术突破，我们可以创造出迥然不同的社会和环境。例如，20世纪，人们可以使用工业革命的技术――铁路、电力、广播、电话――来建立共产主义制度、法西斯政权或自由民主国家。可以想一下朝鲜和韩国这两个国家：他们能够利用的技术是完全相同的，但他们利用技术的方式却是迥异的。
在21世纪，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的崛起必将改变世界，但其并未强制指定一个唯一确定性的结果。我们可以利用这些技术创造出迥然不同的社会。如何明智地利用技术是当今人类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如果不喜欢我在这里描述的未来某些场景，大家仍然可以想办法做出改变。
资料来源The Guardian
责任编辑 彦 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