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8月号《美国科学家》杂志上，廷布林和派尔的文章都提到了梭罗和梭罗式自然探究，提到了博物学。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人们反而对梭罗和梭罗的博物学极为陌生，殊不知，作为显学的“分科之学”恰好是从那里走来的。梭罗式的探究，对应的英文词是history，相应的拉丁词是historia，意思不是“历史”，而是“记录、描述、宏观层面的考察和探究”。梭罗式探究，就是博物探究，对应于一个古老的博物学文化传统。此传统在西方可一直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动物志》，其大弟子塞奥弗拉斯特的《植物探究》，以及后来格斯纳的《动物志》和怀特的《塞耳彭博物志》。

　　如今博物探究还有意义吗？有了高科技，还用得着它吗？依我看，总体而言博物学是与自然科学平行的学问，就像文学与科学平行一样。它们有交叉的、重叠的部分，也有不同的部分。正如科学叙事没有消灭文学描写一样，科学研究也没有、更不应当完全取代博物探究。在科普、科学传播中，我们要想清楚一件事：我们究竟要克隆更多的自己，还是武装他们、鼓励他们以自己喜欢也更适合自己的方式探究大自然？不可能人人成为科学家，人人却可能成为博物学家，要改变的只是心态。当然，博物学与自然科学一样，要随时间而改变自己的内容。博物学通过吸收更多的科学而改变自身，但改变之后它还是它，很难成为科学，也没必要。

　　今年是梭罗200周年诞辰。在最近半个世纪里，梭罗这样一个“怪人”越来越得到人们的理解，学界对他的关注从文学史、哲学史、环境史、科学史到各门自然科学依次展开。除了文学家称号，梭罗也被“追认”了许多头衔，比如植物学家、生态学家、水利专家、人类学家、政治思想家、发明家、保护生物学家等，其实本来他还有一个更基本的、更恰当的头衔，那便是博物学家（naturalist）。长久以来人们既然能够遗忘有着辉煌、悠久历史的博物学，顺便遗忘梭罗的一个博物学身份也在情理之中。反过来看，想不忘都难。

　　值得注意的是，“博物学家”这一被当代科学家瞧不上眼的称号，却是梭罗本人认可甚至珍视的，他同时代人也那样称呼他。从17世纪到19世纪甚至20世纪初，由范围广泛、宠杂的博物探究渐渐“蒸馏”出各种经验科学，博物学家称号也被各种专门家称号（如植物学家、鱼类学家、动物行为学家、古生物学家、鸟类学家、林学家、气象学家、地质学家、生物学家等）所取代。博物学家甚至沦为肤浅的代名词，以至于正经的科学家不愿意被人如此称呼，只有极少数科学界大牛敢于顶风而上，如威尔逊（E.O.Wilson）愿意自称博物学家，其自传就以此书名，可惜中译本给改了个名字：《大自然的猎人》。

　　威尔逊在《生命的未来》一书中还用极长的篇幅向梭罗致敬：此书的绪言便是“致梭罗的一封信”，这封虚拟的信中声称：“在你那个时代里，你是我最想要了解的人”，“我站在这里只有一个目的：成为一个彻底的梭罗信徒，从这个角度我能更好地向你解释，事实上，也是向其他人，至少不仅仅是向我自己，解释我们所热爱的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信中，威尔逊还意味深长地写着：“你曾说过，过去的规矩（deeds）适合于老人，新的规矩适合年轻人。但倘若以历史的眼光来看，情况刚好相反。你是年轻人，我们是老年人。难道我们现在不能变得更加智慧一点吗？”威尔逊在此暗示，从不同尺度来看，规矩、契约是不同的，作为博物学家，梭罗考虑的时空尺度更大一些。

　　此外，两文，都特别强调了本土性。公众操练博物学，要注意从身边、社区、家乡做起，不要过分迷恋远方。要热爱并研究自己的家乡。在此，怀特（Gilbert White）是另一位需要推荐的、更早期博物学家。